痛苦的事件
01
詹姆斯·杜菲先生住在查普利泽德，因为他希望尽可能远离他是其公民的那座城市，也因为他觉得都柏林的其他郊区都显得那么难看，现代而造作。他住在所昏暗的旧房子里，从他房间的窗口，他可以看到那个废弃的酒厂，也可以看到那条浅河的上游——都柏林就建在那条河上。
他的房间里没铺地毯，高高的墙壁上也没挂图画。房间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买的：一个黑色的铁床架，一个铁的脸盆架，四把藤椅，一个衣架，一个煤斗，一道炉围，一些生炉子的铁器，还有一个方台，上面放着张双人书桌。壁柜里用白木隔板做成了一个书柜。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一块黑红相间的脚毯放在床脚。脸盆架上挂着一面带柄的小镜子，白天，一盏白灯罩的灯放在炉台上，构成它唯一的装饰。
白木书架上的图书自下而上按体积大小排列。最底层的一端放着一套华兹华斯的全集，最高层的一端放着一本用笔记本的硬布封面装订起来的《麦努斯教义问答手册》。写作用的东西总是放在书桌上。书桌当中放着一部豪普特曼的《迈克尔·科拉默》的翻译手稿，其中舞台指导部分用紫色墨水写成，还有一扎纸用铜质的大头针别在一起。在这些纸上，不时会写着一个句子，而且莫名其妙的是，第一张纸上还贴着张“拜尔·宾斯”广告的大字标题。一打开书桌盖，立刻飘逸出一股淡淡的香气——新杉木杆铅笔的香气，或者一瓶胶水的香气，抑或是放在那里忘记了的一只熟过了的苹果的香气。
杜菲先生厌恶一切表示物质或精神混乱的东西。中世纪的医生一定会说他患了精神忧郁症。他的脸是都柏林街道的那种棕色，显现出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他的脑袋又长又大，长着一头干枯的黑色毛发，黄褐色的胡子几乎盖不住那张显得不和蔼的嘴巴。他的颧骨使他脸上显出一种严厉的性格；但他的眼睛却毫无严厉的神色，它们从黄褐色的眉毛下观察世界，使人觉得他是个随时欢迎别人悔过自新而常常失望的人。他过着一种与自己的躯体拉开距离的生活，以怀疑的目光从侧面注视着自己的行为。他有一种奇怪的作自传的习惯，因此常常在脑子里构想关于自己的短句，一般只包含一个第三人称的主语和一个过去时的谓语。他从不对乞丐施舍，走路时步履稳健，带一根结实的手杖。
多年来，他一直在巴格特街一家私营银行当出纳员。每天早上，他从查普利泽德乘电车来上班。中午他去丹·勃克餐馆吃午饭——一瓶淡啤酒加一小盘藕粉饼干。他下午四点下班。然后他去乔治街一家餐馆吃晚餐，在那里他觉得安全，可以躲开都柏林的纨绔子弟，而且那里的价钱也诚实公道。晚上他要么坐在房东太太的钢琴前弹琴，要么就在城郊四处闲逛。他喜欢莫扎特，因此有时去听一场歌剧或听一场音乐会：这些是他生活中仅有的耗费。
他没有伴侣也没有朋友，没有宗教也没有信条。他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圣诞节去看看亲戚，他们死了时到墓地为他们送葬。他尽这两项社交责任实是出于昔日的尊严，除此之外决不承认任何支配公民生活的习惯常规。他驰骋自己的想象，觉得在某些情况下他会抢劫他工作的银行，但由于这些条件从不出现，所以他的生活也就平平淡淡——恰似一个没有冒险的故事。

02
一天晚上，在罗通达歌剧院里，他发现自己坐在两个女士旁边。大厅里听众不多，冷冷清清，令人不安地预示着演出要失败。靠近他坐着的那个女士环视了一两次空旷的大厅，然后说道：
“今晚听众这么少，太遗憾了！让人对着空座位演唱，实在是难堪。”
他以为这话是想和他攀谈。令他惊讶的是她似乎一点不显得尴尬。他们谈话的时候，他试图牢牢地把她记住。当他得知她身边那位年轻姑娘就是她女儿以后，他断定她只比自己小一两岁的样子。
她的脸过去一定很漂亮，现在仍然还透着灵气。这是一张鸭蛋形的脸，面部的五官清晰分明。一双眼睛是深蓝色的，稳重而坚定。当她注视时，开始像是藐视，但随着瞳孔渐渐隐入虹膜又显得有些混乱，在瞬间表现出一种感情非常丰富的气质。瞳孔很快重新出现，这种半揭示出来的性格重又受到谨慎的控制，而突出她那丰满胸脯的羔皮上衣，更明确地显出高傲蔑视的色彩。
几星期之后，在鄂尔斯福阶梯音乐厅的一次音乐会上，他再次遇到了她，于是他便抓住她女儿不注意的时刻与她亲近。她有一两次提到她丈夫，但语气并不怎么像是一种警告。她的名字叫西尼考太太。她丈夫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来自里奥恩。她丈夫是条商船的船长，往返于都柏林与荷兰之间；他们有一个孩子。
当他第三次偶然碰到她时，他鼓起了勇气和她约会。她如期而至。这是他们多次约会的开始；他们总是在晚上见面，并且找最安静的地方一起散步。然而，杜菲先生不喜欢隐蔽的方式，当他发现他们被迫偷偷地会面时，他坚持让她邀请他到她家去。西尼考船长力促他来访，以为人家看上了自己的女儿。他早就失去了与自己妻子寻欢作乐的兴趣，因此毫不怀疑还有谁会对她产生兴趣。
由于丈夫常常出航，女儿常常出去教音乐课，杜菲先生有很多机会和西尼考太太愉快地呆在一起。他和她以前谁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冒险，因此谁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渐渐地，他们俩的思想纠缠在一起，十分投契。他借书给她，给她介绍种种观念，与她共享他那种知识生活。她听信他所说的一切。
有时，作为对他那些理论的回答，她也向他倾吐自己生活的某些真情。她还以近乎母亲般的关怀，促使他对她以诚相待：她变成了他的告解神父。他告诉她，有一段时间他曾在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的一些会议上帮过他们，一群朴素的工人在阁楼上点着暗淡的油灯开会，他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像是个独特的人物。
那个党后来分成三派，每派各有自己的领袖和开会的阁楼，于是他便不再去参加这种会议。他说，工人们讨论时不敢大胆发表意见；而他们对工资问题又过分热心。他觉得他们是面目丑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精确的态度愤愤不满，以为那是他们无法达到的闲暇的产物。他对她说，几个世纪之内，都柏林不大可能发生社会革命。
她问他为何不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他反问她，为了什么呢？略微带有一点不屑为之的样子。同那些不能连续思考一分钟的、毫无头脑的空谈家争论吗？让自己遭受愚钝的中产阶级的批评吗？中产阶级让警察主宰他们的道德，让经理主宰他们的艺术。

03
他常去都柏林郊外她那小小的别墅，而且晚上常常两个人单独在那里度过。渐渐地，随着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深地纠缠在一起，他们也谈论一些比较切身的话题。她的情谊像是在异国他乡的一片热土。有好多次她故意不去开灯，让黑暗笼罩在他们身上。黑暗朴素的房间，与世隔绝的环境，以及仍然在耳边萦绕的音乐，使他们紧密地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使他得到了一次升华，磨掉了他性格中的粗棱，使他的精神生活充满了感情。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自言自语。他觉得在她的眼里，他会上升成一位天使的形象。
随着他越来越喜欢自己伴侣的那种热情性格，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非个人的声音，他能辨别出这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坚持他保持不可救治的心灵的孤独。这声音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给出去，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些话语的结果是，一天晚上，西尼考太太显得异常兴奋，她激动地抓起他的手，紧紧地把它贴在她的脸上。
杜菲先生大为惊讶。她对他的话的解释，使他从幻觉中醒悟过来。他有一个星期没去看她；然后他写了一封信约她会面。他不想让他们这最后一次谈话受到干扰，不想让他们那已经毁灭的忏悔式谈话影响他们，所以他约了她在公园大门附近的一家小点心店里相见。
时值萧瑟的秋天，尽管很冷，但他们仍然在公园的小路走来走去，差不多走了三个小时。他们同意从此不再来往：他说每一种联系都是导致痛苦的联系。他们出了公园，默默地向电车走去；然而这时她开始剧烈地颤抖，他唯恐她会再次失控，便赶紧向她告别，离她而去。几天之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他的书和乐谱。

04
四年过去了。杜菲先生又恢复了他平静的生活。他的房间仍然井井有条，这证明他的精神也仍然循规蹈矩。楼下房间的乐谱架上塞满了一些新的乐谱，他的书架上也添了两卷尼采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欢乐的科学》。
他很少在桌上放的那沓纸上写什么东西。在他最后一次与西尼考太太谈话两个月之后，他写的话中有一句这样说：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因为他们不可能进行性交；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因为他们一定会进行性交。
他不再去音乐会，怕万一会碰到她。他父亲去世了；银行那位年轻的合伙人撤出了他的股份。然而他仍然每天早上乘电车进城，每天晚上在乔治街吃适度的晚饭，把读晚报当作甜食，然后从城里步行回家。
一天晚上，正当他要把一勺牛肉末和卷心菜送进嘴里时，他的手停在了空中。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住了晚报上的一篇报道，当时他正把晚报支在水瓶上边吃边读。他将那勺食物重又放回盘子，仔细地阅读那篇报道。然后他喝了一杯水，将盘子推到一边，把那张报纸对折起来捧在手上，将那篇报道翻来覆去地读了又读。
卷心菜在他的盘子里开始积起冷白色的油脂。服务小姐走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饭做得不好。他说饭做得很好，勉强地又吃了几口。然后他付了账，走了出去。
顶着十一月的苍茫暮色，他快步向前走去，他坚实的榛木拐杖有规律地敲打着地面，淡黄色《邮报》的报纸边，从他双排扣紧身外衣的侧口袋里时隐时现。在从公园大门到查普利泽德那条行人稀少的道路上，他放慢了脚步。他的拐杖不再那么有力地敲打地面，他的呼吸也变得没有规律，几乎带有一种叹息的声音，在冬天的空气中凝结起来。
他一到家，立刻奔向楼上的卧室，从口袋里拿出报纸，借着窗口微弱的光线，再一次读起那篇报道。他没有大声阅读，但却轻轻地移动嘴唇，好像神父读弥撒序诵前的默祷似的。
下面就是这篇报道：
悉尼广场一妇人死亡
一起令人悲伤的事件
今天，在都柏林市医院，副验尸官（在勒夫雷特先生不在的情况下）对爱米丽·西尼考太太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死者四十三岁，昨天晚上在悉尼广场车站遇祸身亡。证据表明，这位死去的妇人试图跨越铁路线时，被十点从金斯顿开来的慢车的机车撞倒，头部和身体右侧受伤，导致死亡。
机车司机詹姆斯·伦农供说，他在铁路公司已经工作了十五年。他一听到列车员的哨声便马上开动火车，一两秒之后，他听见大叫声又立刻把车刹住。当时车开得很慢。 铁路行李员邓恩供说，火车就要开动时，他看见一个女人正试图跨越铁路线。他一边向她跑一边冲她喊叫，但没等跑到她身边，机车的缓冲器就把她撞倒在地上。
一个陪审员问，“你看见那妇人倒下的？” 证人回答，“是的。” 警官克洛利作证说，他到达的时候，发现死者躺在月台上，显然已经死了。于是他让人把尸体抬到候车室里，等着救护车到来。
第57E号警察证实了警官克洛利的证词。 都柏林市医院住院部助理外科医生豪平供说，死者下肋骨有两根折断，右肩严重挫伤。头的右侧在跌倒时受伤。对常人来说，这种伤势不足以导致死亡。他认为，死亡的原因可能是突然撞击造成了心脏跳动的骤然停止。
H·B·帕特森·芬利先生代表铁路公司对这一意外事件深表遗憾。公司一向都采取各种预防措施，防止人们横越铁路时不走天桥，例如他们在每个车站张贴告示，在交叉路口使用专利弹簧门，等等。死者看来习惯于在深夜横越铁路，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再加上对这个案件某些其他情况的考虑，他认为铁路职员不应该受到指责。
家住悉尼广场附近利奥维尔的西尼考船长，即死者的丈夫，也提供了证词。他说死者是他的妻子。事件发生时他不在都柏林，因为那天早上他刚刚从鹿特丹返回这里。他们结婚已经二十二年，一直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大约自从两年以前，他妻子的脾性开始变坏。
玛丽·西尼考小姐说，最近她母亲常常在夜里出去买酒。她作证说，她常常努力劝她母亲，并且还引导她加入了一个戒酒协会。事件发生时她不在家，一个小时后她才回去。 陪审团根据医学证据作出了判决，宣布司机伦农无罪。
副验尸官说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悲伤的案件，并对西尼考船长和他女儿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敦促铁路公司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他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谴责。

05
杜菲先生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凝视着他窗外那阴暗惨淡的夜色。那条河静静地躺在空寂的酿酒厂旁边，鲁坎路上的房子里时不时亮起一缕灯光。
什么样的一种结局！关于她死去的通篇报道都使他感到厌恶，这使他又想起了自己对她讲的那些他视为神圣的事情。记者的陈词滥调，虚假的同情，以及谨慎的措词，成功地掩盖了一个平凡庸俗的死亡事件的详情，这使他感到一阵阵恶心。她不仅贬低了她自己，而且也贬低了他。他看到了她那肮脏的罪恶，卑鄙无耻，充满恶臭。她竟是自己的精神伴侣！
他想到那些蹒跚而行的可怜的人们，他们提着瓶瓶罐罐让酒店的招待员灌酒。公正的上帝呀，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结局！显然她已经不适于生存，缺乏坚强的意志，屈从于不良习惯，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蛀虫。没想到她竟能堕落到如此**的地步！对于她的情况，难道可能是他完全想错了？他回忆起那天晚上她突然爆发的激情，并以他从未有过的严厉观念进行了解释。他现在一点不觉得他的做法有什么不妥。
天黑了下来，他的回忆开始游荡，他想起了她的手触摸他的手的情景。刚才使他恶心的那种冲击现在刺激着他的神经。他赶忙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向外走去。刚出门口，一阵冷气便向他扑来，钻进他外衣的袖子。当他来到查普利泽德桥头的酒馆时，他走了进去，要了一杯热的调和酒。
店主殷勤地招待他，但未敢同他说话。店里有五六个工人，正在议论一个绅士在基尔代尔县的产业的价值。他们不时端起巨大的玻璃杯灌酒，不停地抽烟，经常把痰吐到地上，有时还用他们厚重的靴子在地上扫些木屑把痰盖住。杜菲先生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注视着他们，但既没有看见他们也没有听见他们。过了一会儿他们走了，他又要了一杯调和酒。这杯酒他喝了很长时间。酒店里非常清静。店老板懒洋洋地靠在柜台上，一边读《先锋报》一边打哈欠。时而听到一辆电车在外面冷清的路上飕飕地驶过。
他坐在那里，重温昔日他和她在一起的生活，脑海里交替浮现他现在把她想象成的两种形象，这时他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她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回忆。他开始感到不安。他扪心自问，他当时还能做些别的什么。他不可能和她演一出欺骗的喜剧；他不能和她公开生活在一起。他已经做了他觉得最适当的事情。怎么能指责他呢？
现在由于她去世了，他理解了她过去的生活一定是多么孤独，夜复一夜地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坐着。他自己的生活也会孤独的，直到他也死去，不复存在，变成一种回忆——如果有谁记得他的话。

06
他离开酒店时已经九点多了。夜色清冷而阴暗。他从第一个大门走进公园，沿着光秃秃的树下的小路漫步。他穿过他们四年前曾走过的荒凉的小径，黑暗中仿佛她就在他的身边。有时他好像觉得她的声音传入了耳朵，又觉得她的手拉住了自己。他静静地站着谛听。为什么他不给她留条活路？为什么他置她于死地？他觉得他的道德品性正彻底崩溃。
当他来到马家辛山顶后，他停了下来，沿着那条河向都柏林眺望，城里的灯火在寒夜里燃放着令人感到亲切的红光。他向山坡下望去，在山脚下公园围墙的阴影里，他看到一些人躺在那里。那些用金钱买来的偷偷摸摸的性爱，使他心中充满了绝望。他啃噬着自己正直的生活；他觉得遭到了生命盛筵的抛弃。有一个人看来曾经爱着他，而他却断送了她的生命和幸福：他判定她耻辱有罪，使她羞惭致死。他知道墙边那些躺在黑影里的人正在注视着他，希望他赶快离去。没育人要他；他遭到了生命盛筵的抛弃。
他把眼睛转向那条闪着灰光的河流，河水曲曲折折向都柏林流去。在河的远处，他看到一列货车蜿蜒地驶出金斯桥车站，它像一条带着火头的爬虫，顽强而吃力地蜿蜒着穿过黑暗。它慢慢地从视线中消失了；但他的耳朵仍然听得见机车奋力的轰隆声，反复地奏出她的名字。
他沿着原路往回走去，机车的节奏仍然冲击着他的耳朵。他开始怀疑他回忆中的现实。他停在一棵树下，让机车的节奏消逝、他感觉不到黑暗中她在自己身边，耳朵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他等了几分钟，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夜幕下一片静寂。他又仔细听听：仍然是一片静寂。他感觉到自己是孤身一人。

近来发生过很多事。喜欢我的小姑娘做了最后一次失败的尝试后放弃了，跑丢了的小朋友又找回来躲在转角后悄悄看我，大朋友完成了尴尬的打脸后还是留下了，她也兜兜转转又好似要回到我身边。
“孤独的人杀死另一个孤独的人。”
不只是孤独那么简单，还有怯懦、怨恨、哀恸、愤懑；有自我封闭、自我哀怜、自我逃避、和卑微到骨子里的自我认同；人的自我防御机制总是在我们距离太近后又用太有说服力的理由硬生生把人推远，甚至迫使我们做出对明明深爱的人的过分恶毒的贬低和中伤。
十三号对邦迪说，我给自己画了个圈，我走不出去。
记得很久以前看了Detachment，我从来不觉得超脱是个合适的中文译名。
这些被自己生生困住的人何曾那么潇洒？
不过没关系啊，只要我明白，你们只是害怕而已。

“我们不能把自己给出去，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