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位。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上海距离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杭尚有相当距离，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自然不占突出位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重边陲的上海，尚无法在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主流文化方面有什么建树。虽然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但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上海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江南重要的商业市镇之一。
江南地区再认识：近代之变与江南城市格局的变化
晚清以后江南近代化的过程，是从运河文明到海洋文明的转变过程。伴随着江南运河的衰落，东海与长江成为新崛起的经济文化符号。江南的经济几何格局，从沿着运河两岸，沟通南北的中轴骨干式，变成了自沿海向内陆，从东往西不断衰减的形式。
一、越文化崛起与江南版图的南移
在古典时期，平原的多寡，运河的位置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水平，即经济实力，并由政治地位进行城市整体实力的再加权。清代，江南的版图依旧以太湖平原为核心，围绕苏州为中心，南京、杭州是其次的两强，而京杭运河则贯穿全境，并向北延伸到帝国的首都北京。其中，苏南的苏常镇宁(苏州-南京一线)地区，因为其平原肥沃广阔，更靠近中枢北京，以及南京、苏州这两个政治大府的存在，而成为江南的更小的核心区。
值得注意的这一时期江南的两大地理上的外围毗邻地区，即长江以北的江淮平原与钱塘江以南的浙东宁绍平原。如果说江南的核心区太湖平原是吴文化，则这两片地区分别对应江淮文化和越文化，都和江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响了苏南镇宁两府，后者对浙北杭嘉湖三府都有一定渗透。
在以运河文明为主导的时期，江淮平原拥有比宁绍平原更好的先天条件。前者拥有南北贯穿的京杭运河，更为广阔的平原，更为靠近北京的区位，而后者已在京杭运河之南，且平原面积狭小，更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因此，此时的江淮平原上的扬州在历史上繁荣到顶峰，并远远超越宁绍平原上的绍兴、宁波两大城市，甚至成为了“江北的江南”。因此，在这一时期，江南的地理版图虽然仍然以太湖平原为中心，但江北的扬州府却成为最重要的外围地区，江南的地理中心，实质是偏北的。
经济版图与文化版图始终是同构的。运河文明是一种内陆文明、农耕文明，更为接近中原，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上说，“北京-扬州-苏州”一线就代表着“中原-江淮-吴(文化)”的逐渐过渡。
近代转型却改变了这一局面。从运河到海洋，代表的是一种经济和政治、文化上的转型。
1)经济上，“北京-江南”的内陆经济体系被打破，运河衰落，靠近北京的偏北区位也不再占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港口-内陆”的海洋经济体系，港口开始变得重要；农业的比重进一步衰减，且传统的基于农耕社会基础的工商业已经显得种类单调(丝、布、茶等)、规模狭小(家庭作坊式)、技术落后(手工)，取而代之的是以机器为基础，现代企业为单元的更加丰富和新锐的行业。
2)政治上，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取消，皇权朝廷向现代政府转变，为体制外留出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世俗物质生活的追求一定程度代替了对政治地位的追逐。以“农”为基础，以“仕”为终极追求，以“商”为辅助的价值取向体系开始瓦解，纯粹的“商”也成为一种被主流接纳的选择。
3)文化上，从安逸、温和、封闭的农耕社会文化，转向冒险、激越、开放的商业社会文化。亦可以表述为运河文明到海洋文明的转变。
由此可见，在这场转型里，江淮平原的优势消失了。京杭运河已经衰落，失去了其经济意义，而农业比重的减小，也使得平原面积的多寡不再那么重要。而太湖平原则处在微妙的境地，它虽然失去了运河，但是仍然拥有长江和东海。只有宁绍平原显示出了后发的力量，它狭小的平原和不在运河带上的偏南位置不再成为发展的阻碍，而面朝东海与拥有港口的地理优势反而使之异军突起。
于是更加适合海洋文明的越文化崛起了，它远远超越了江淮文化，甚至在现代性的部分中，一定程度超越了吴文化。在上海开埠后，越来越多的浙东人北上渡过东海，来到这座原先的苏南吴地县城，吴文化和越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城市发展史，也是一场“吴地越化”的过程，也代表着原先处于江南外围的宁绍平原，终于在近代以后，融入了江南的经济和文化版图。此时的江南真正从“江淮-吴”走向“吴-越”，从“苏州—>南京、扬州、杭州”转向“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完成了地理格局的南移。
附：各朝代全国最大(经济)城市变迁表：
隋唐前期：洛阳、长安；唐朝中后期：扬州、益州(成都)；南宋-元：杭州；明初：南京；明中期-清中后期：苏州；清末-民国-当代：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