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主义，还是普遍道德？
——对于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问题一的探寻
当我们说一个事情是在目的论上对道德的怀疑时，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不道德的：道德的东西必须无时无刻不是道德的，而从里到外都是道德的。它不能在一个时刻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在一个方面是道德的，在另一方面却截然相反——否则它就会是矛盾的，而刚好符合了“信仰的骑士”的特征。根据克尔凯郭尔的理论，我们绝不能道德里有一点矛盾存在，因为道德的可理解性不允许这样。同样的，道德的普遍性也要求事情必须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放弃了个体性来达到普遍性的层次，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事情变得客观上也一致并且被赞同：对于我们做的道德的事情我们不能单单让自己理解，还得让别人理解，并且所有的在道德层次上的人都得理解。所以说，当是否一件事情为道德的这个概念搞清楚之后，我们就会发问：我们可以对道德进行目的论上的怀疑吗？如果可以，谁有这种怀疑？
不幸的是，当我们细致研究克尔凯郭尔的这些人物时，我们就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有这种怀疑，如果这种怀疑存在的话。当那些悲剧英雄在献祭他们的子女时，如果我们只是把他们的子女算作他们个体性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确是在为了更高的普遍性牺牲自己的个体性。但是，这件事情永远没有这些英雄放弃了他们的财宝来拯救他们的船员那样简单，而那些子女永远不会只是他们的“个体性”。他们的子女不仅仅属于他们，他们在道德模型里是个体的存在。对于群体来说，悲剧英雄们的确是放弃了他们的个体性，但是对他们的子女而言，牺牲这些子女可不是在牺牲他们的个体性！我们怎么会同意他们牺牲了子女又断称他们的行为是有普遍性的呢？我们又有何德何能把他们的子女就这样简单地从普遍性层次中剔除呢？所以说，当悲剧英雄们在他们子女面前没有达到普遍性层次时，他们就永远不可能达到普遍性层次了。当这个谬误被发现，悲剧英雄们的行为就和目的论对道德的怀疑别无两样了！
但是，且慢，当我们在喊出“克尔凯郭尔错了，悲剧英雄们也步入了信仰的骑士的层次”前，我们仍然需要把它们分辨清楚。悲剧英雄们不是矛盾的，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当亚伯拉罕和信仰的骑士正在与矛盾挣扎时，悲剧英雄们正在被人群所赞誉，虽然他们也在为失去了子女而悲痛！他们是正当的，可理解的，而且他们很清楚他们当时在做什么。他们甚至察觉到了他们并不道德的行为其实是正当的，而他们必须这样做。而反之看来，亚伯拉罕永远却是矛盾而不正当的，无论是从别人来看还是自己来看。所以，下一个问题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正当性从何而来？那些悲剧英雄又是让自己在“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时，得到自己和别人的宽慰的呢？更不用说那个人正是他们所爱的人了！这时克尔凯郭尔的道德论完全帮不上忙了，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他们的子女面前已经不具有普遍性了。英雄们没有得到道德的辩护，却得到了大众和理性的辩护。大众不必是有普遍性的，因为大众可以排除小部分人，而普遍性却要求包涵一切；理性不必是道德的——这个甚至不需要一个例子，因为没有什么例子比悲剧英雄的例子更好去说明人们是如何牺牲道德来满足理性了。所以现在方向很明确了：他们是被事情本身所赋予了正当性吗？我就应该去牺牲女儿来帮助我的船员吗（注：请不要用东方的道德观思考这个问题）？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而这个真正的答案就深藏于我们所假定的结果之中，或者说，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悲剧英雄和亚伯拉罕的行为结果简直有天壤之别：英雄们用自己子女的牺牲拯救了他们身边的人，而亚伯拉罕的行为在可理解性上是没有意义的。是结果给了悲剧英雄的辩护，也是结果让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如此忧虑却尊敬。
可知性的根基其实也就是假定的结果的根基，而这个结果却不同于克尔凯郭尔所提到的结果：它不仅是在结果发生后看到的结果，更是在一开始就看到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十分全面的：英雄们不仅看到了他们如果献祭了子女是怎么样的，更看到了如果不献祭子女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是只是在结果发生后来评论事情好坏，那我们就是事后诸葛亮；但如果我们是根据我们在一开始就看到的结果所行动的，我们就得有理性；当然，这种理性不需要变得道德或有普遍性，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违反道德来取得最好的结果。进一步讲，这种理性主义给了那些英雄们不言而喻的可理解性，既是实际的结果变了也并无影响：如果英雄们献祭了子女后无济于事，他们也仍然是可理解的。人们，包括他自己，只是会认为整个事情是一场更糟糕的悲剧，一次事故，或者最不济，他们动摇了对神的信念，但他们从不会动摇英雄们的可理解性。诗人还会歌颂他们，人们也许现在会为他默哀，来纪念他对大众付出了多少代价，哪怕现在失败了。所以说，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了——其实克尔凯郭尔也是这么反驳结果的，但这的确，还是在被结果所激励，至少是我们所假定的结果。而这点，甚至连克尔凯郭尔都忽略了。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意料到他们行动的结果的话，要么他们永远不会采取这些行动，要么他们已经和亚伯拉罕一样矛盾了！
所以说，这个结果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古典结果主义。其实我更偏向叫它“假定的结果主义”，因为这其实是一码人们如何行动去取得最好结果，而不是只是从结果去做出评价的事。然而，这对亚伯拉罕又如何呢？他在采取行动之前看到可能发生的结果了吗？毋庸置疑，这对亚伯拉罕一点也不容易，就像对其他人也毫不容易那样。如果他能看到结果，他所需要做的也就是从两个选择中选其一。他也完全不会变得矛盾：他要么不会去献祭以撒，要么只是因为上帝的重要性高过了以撒。他完全可以解释这件事给其他人，也可以解释这件事给自己。但是他从未能过！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矛盾：如果他相信上帝去献祭以撒，那么他就会失去以撒；但他如果又相信上帝以前对他的诺言的话，他就不会失去以撒了！这时，他的行动不再是一个去看到结果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信仰问题。他就像走在一个大雾的森林，或者一个黑暗的小巷一样。他连方向都没有，但他还是要往前走！而克尔凯郭尔是对的，这种信仰，这种连我们的结果主义都解释不了的矛盾恰恰让亚伯拉罕这个信仰的骑士变得更伟大。当然，亚伯拉罕丢掉了道德，因为他和那些悲剧英雄一样要去献祭他们的子女，并且他在结果上甚至都不能被认知。当然他在旁人眼里更不能被理解：那些人要么无法理解这些结果，要么觉得这些结果给他们带不来一点好处。但是如果克尔凯郭尔说的这种从理性的突破让他们变得更伟大，这件事情存在的话，那么它就会恰恰成为“荒唐的力量”，因为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就是缺乏了理性、可理解性和调节的荒唐——无论从之前看到的还是之后得到的利益的结果而言。
所以最后，请允许我的探究做一个大胆的结论：悲剧英雄和亚伯拉罕都做了对道德的目的论的怀疑，因为他们不能在所有人面前都变得道德来保持普遍性。而取道德而代之的是一种假定的结果主义。这种假定本身是存在的，而且他们是在外部和内心世界都被人所观察的。结果主义具有理性、可被理解性和调节性，但它同样可以不具有普遍性。而与此同时，亚伯拉罕的矛盾仍然超过了结果主义的范畴。这给矛盾给了他不可理解性,同样也给了他“荒唐的力量”，让他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注：本文版权所有，转载需注明作者QQ:69315692，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违者必究。
——对于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问题一的探寻
当我们说一个事情是在目的论上对道德的怀疑时，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不道德的：道德的东西必须无时无刻不是道德的，而从里到外都是道德的。它不能在一个时刻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在一个方面是道德的，在另一方面却截然相反——否则它就会是矛盾的，而刚好符合了“信仰的骑士”的特征。根据克尔凯郭尔的理论，我们绝不能道德里有一点矛盾存在，因为道德的可理解性不允许这样。同样的，道德的普遍性也要求事情必须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放弃了个体性来达到普遍性的层次，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事情变得客观上也一致并且被赞同：对于我们做的道德的事情我们不能单单让自己理解，还得让别人理解，并且所有的在道德层次上的人都得理解。所以说，当是否一件事情为道德的这个概念搞清楚之后，我们就会发问：我们可以对道德进行目的论上的怀疑吗？如果可以，谁有这种怀疑？
不幸的是，当我们细致研究克尔凯郭尔的这些人物时，我们就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有这种怀疑，如果这种怀疑存在的话。当那些悲剧英雄在献祭他们的子女时，如果我们只是把他们的子女算作他们个体性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确是在为了更高的普遍性牺牲自己的个体性。但是，这件事情永远没有这些英雄放弃了他们的财宝来拯救他们的船员那样简单，而那些子女永远不会只是他们的“个体性”。他们的子女不仅仅属于他们，他们在道德模型里是个体的存在。对于群体来说，悲剧英雄们的确是放弃了他们的个体性，但是对他们的子女而言，牺牲这些子女可不是在牺牲他们的个体性！我们怎么会同意他们牺牲了子女又断称他们的行为是有普遍性的呢？我们又有何德何能把他们的子女就这样简单地从普遍性层次中剔除呢？所以说，当悲剧英雄们在他们子女面前没有达到普遍性层次时，他们就永远不可能达到普遍性层次了。当这个谬误被发现，悲剧英雄们的行为就和目的论对道德的怀疑别无两样了！
但是，且慢，当我们在喊出“克尔凯郭尔错了，悲剧英雄们也步入了信仰的骑士的层次”前，我们仍然需要把它们分辨清楚。悲剧英雄们不是矛盾的，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当亚伯拉罕和信仰的骑士正在与矛盾挣扎时，悲剧英雄们正在被人群所赞誉，虽然他们也在为失去了子女而悲痛！他们是正当的，可理解的，而且他们很清楚他们当时在做什么。他们甚至察觉到了他们并不道德的行为其实是正当的，而他们必须这样做。而反之看来，亚伯拉罕永远却是矛盾而不正当的，无论是从别人来看还是自己来看。所以，下一个问题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正当性从何而来？那些悲剧英雄又是让自己在“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时，得到自己和别人的宽慰的呢？更不用说那个人正是他们所爱的人了！这时克尔凯郭尔的道德论完全帮不上忙了，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他们的子女面前已经不具有普遍性了。英雄们没有得到道德的辩护，却得到了大众和理性的辩护。大众不必是有普遍性的，因为大众可以排除小部分人，而普遍性却要求包涵一切；理性不必是道德的——这个甚至不需要一个例子，因为没有什么例子比悲剧英雄的例子更好去说明人们是如何牺牲道德来满足理性了。所以现在方向很明确了：他们是被事情本身所赋予了正当性吗？我就应该去牺牲女儿来帮助我的船员吗（注：请不要用东方的道德观思考这个问题）？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而这个真正的答案就深藏于我们所假定的结果之中，或者说，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悲剧英雄和亚伯拉罕的行为结果简直有天壤之别：英雄们用自己子女的牺牲拯救了他们身边的人，而亚伯拉罕的行为在可理解性上是没有意义的。是结果给了悲剧英雄的辩护，也是结果让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如此忧虑却尊敬。
可知性的根基其实也就是假定的结果的根基，而这个结果却不同于克尔凯郭尔所提到的结果：它不仅是在结果发生后看到的结果，更是在一开始就看到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十分全面的：英雄们不仅看到了他们如果献祭了子女是怎么样的，更看到了如果不献祭子女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是只是在结果发生后来评论事情好坏，那我们就是事后诸葛亮；但如果我们是根据我们在一开始就看到的结果所行动的，我们就得有理性；当然，这种理性不需要变得道德或有普遍性，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违反道德来取得最好的结果。进一步讲，这种理性主义给了那些英雄们不言而喻的可理解性，既是实际的结果变了也并无影响：如果英雄们献祭了子女后无济于事，他们也仍然是可理解的。人们，包括他自己，只是会认为整个事情是一场更糟糕的悲剧，一次事故，或者最不济，他们动摇了对神的信念，但他们从不会动摇英雄们的可理解性。诗人还会歌颂他们，人们也许现在会为他默哀，来纪念他对大众付出了多少代价，哪怕现在失败了。所以说，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了——其实克尔凯郭尔也是这么反驳结果的，但这的确，还是在被结果所激励，至少是我们所假定的结果。而这点，甚至连克尔凯郭尔都忽略了。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意料到他们行动的结果的话，要么他们永远不会采取这些行动，要么他们已经和亚伯拉罕一样矛盾了！
所以说，这个结果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古典结果主义。其实我更偏向叫它“假定的结果主义”，因为这其实是一码人们如何行动去取得最好结果，而不是只是从结果去做出评价的事。然而，这对亚伯拉罕又如何呢？他在采取行动之前看到可能发生的结果了吗？毋庸置疑，这对亚伯拉罕一点也不容易，就像对其他人也毫不容易那样。如果他能看到结果，他所需要做的也就是从两个选择中选其一。他也完全不会变得矛盾：他要么不会去献祭以撒，要么只是因为上帝的重要性高过了以撒。他完全可以解释这件事给其他人，也可以解释这件事给自己。但是他从未能过！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矛盾：如果他相信上帝去献祭以撒，那么他就会失去以撒；但他如果又相信上帝以前对他的诺言的话，他就不会失去以撒了！这时，他的行动不再是一个去看到结果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信仰问题。他就像走在一个大雾的森林，或者一个黑暗的小巷一样。他连方向都没有，但他还是要往前走！而克尔凯郭尔是对的，这种信仰，这种连我们的结果主义都解释不了的矛盾恰恰让亚伯拉罕这个信仰的骑士变得更伟大。当然，亚伯拉罕丢掉了道德，因为他和那些悲剧英雄一样要去献祭他们的子女，并且他在结果上甚至都不能被认知。当然他在旁人眼里更不能被理解：那些人要么无法理解这些结果，要么觉得这些结果给他们带不来一点好处。但是如果克尔凯郭尔说的这种从理性的突破让他们变得更伟大，这件事情存在的话，那么它就会恰恰成为“荒唐的力量”，因为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就是缺乏了理性、可理解性和调节的荒唐——无论从之前看到的还是之后得到的利益的结果而言。
所以最后，请允许我的探究做一个大胆的结论：悲剧英雄和亚伯拉罕都做了对道德的目的论的怀疑，因为他们不能在所有人面前都变得道德来保持普遍性。而取道德而代之的是一种假定的结果主义。这种假定本身是存在的，而且他们是在外部和内心世界都被人所观察的。结果主义具有理性、可被理解性和调节性，但它同样可以不具有普遍性。而与此同时，亚伯拉罕的矛盾仍然超过了结果主义的范畴。这给矛盾给了他不可理解性,同样也给了他“荒唐的力量”，让他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注：本文版权所有，转载需注明作者QQ:69315692，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