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牵动人心的曹操高陵考古工作又有新进展。日前，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曹操高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并引发关注。从2008年底考古人员进驻安阳曹操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至今已近9年，这部正式考古发掘报告显得有些“姗姗来迟”。此书的出版对曹操墓的研究而言是否可以画上句号?书中又透露了哪些最新发现?曹操墓还有无疑问待解?大河报记者3月15日独家专访了曹操墓发现者、《曹操高陵》撰稿人、曹操高陵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潘伟斌研究员。
有时候史料记载不一定全部准确
大河报记者：曹操墓的发掘2008年就开始了，考古报告出版为什么等了这么久?
潘伟斌：一般来说，考古报告出版的周期都相对较长，《曹操高陵》的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了。为什么呢，曹操陵墓内发掘出土了很多新东西，考古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发掘刚开始，你可以很快就根据出土文物、地层和年代来对墓葬做出初步判断，但是要想作全面深入研究的话，就还有大量基础工作要做，所有新东西比如“魏武王所用”石牌等新发现都需要研究、消化，给出一个合理解释。如果有一件文物搞不清楚，就会延缓整个研究的进程，必须等资料齐全、认识充分了，才敢做结论。另外，曹操墓里的很多文物破碎严重，其修复需要时间，目前修复还在进行，不过绝大部分已经完成，已经修复出来的文物有920多件。
大河报记者：曹操墓相关问题的研究判断，哪些是最耗时的?
潘伟斌：首要是曹魏时期帝王陵墓葬制的研究。曹魏时期的墓葬以前发现得特别少，虽然后来洛阳发现了曹休墓，但是里面出土的文物特别少，可参考的东西很少。加上本身中国发掘过的帝王陵墓就少，当时帝王葬制究竟如何，需要有一个深入考证过程。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耗时耗力，比如我们发现曹操墓存在二次葬现象，也就是说曹操下葬若干年后，再次被打开过，往里面合葬过其他人。文献里有相关记载，这就需要将这一发现与史料记载结合起来进行验证。《三国志》中明确记载，曹丕的母亲卞氏附葬进了高陵，我们在曹操墓里也确实发现了两具女性遗骨，其中一具为老年遗骨，经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年龄在50岁左右，而南朝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中说，卞氏去世时71岁，这样一来，我们的发现跟史料记载就存在了偏差，这个问题如何解释?怎样才能够解释得通又能够让大家接受?这就是一个问题。
结合曹操的生平、古代婚姻制度中纳妾的规定、卞氏的长子曹丕出生时间，以及曹操的长子曹昂的死亡时间和曹昂的生母去世的时间进行综合研究，我推测卞氏去世的时候应该在64岁左右。再根据因为古人生前生活的条件不同，饮食习惯不同，所造成的年龄鉴定重要依据牙齿的磨损程度不同，考古学上一般允许体质人类学对古人骨鉴定的误差在10岁左右，由此认为64岁的结论是成立的，它很好地解决了一个重大学术问题。该研究成果目前已经发表在《西部考古》上，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因此，这也是对古文献记载中存在错误的一个修正。考古资料发现的重要意义，就是起到证史和补充史料记载漏洞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史料记录的辨伪作用，有时候，史料记载不一定全部准确。
知道墓被盗了，还得知道盗墓者的盗墓动机
大河报记者：曹操墓历史上多次被盗，对研究的干扰是不是也特别大?
潘伟斌：是的。大家都知道曹操墓被盗得很厉害，不然墓室里也不会有那么多淤土。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而重要的现象，所有能够标志曹操生前身份和权力地位的重要文物，也就是说随葬品，都被盗墓者给破坏了。比如墓里发现的三个头骨面部全部被破坏，标志其帝王身份的圭被从中间折断，璧都是破碎的，铁剑、铁刀、陶鼎都是碎的，凡是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都被摔碎，而没有刻这三字的石牌却大多保留完整，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偶然现象?这就需要解决曹操墓首次被盗问题，解决第一次被盗时盗墓者的盗掘目的。
于是，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古发掘，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发现曹操墓第一次被盗的时间，应该在他去世后不久的西晋晚期八王之乱时期，是出于政治报复，因此，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又解决了一个重大学术问题。
大河报记者：对于一部考古报告而言，是否客观记录现场发现就够了?
潘伟斌：我个人认为，考古报告的编写，仅仅客观陈述考古发现而不进行深入研究是很不够的，是没有质量的考古报告，那是对考古资料的简单堆砌。而且，考古报告不应该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看懂，我的希望是让更多普通人都能够看得懂。因此，这本《曹操高陵》内容涉及比较广，比如，除了介绍曹操墓考古发现外，还介绍了曹魏王朝的有关情况、曹魏时期的丧葬制度和各个陵区，其中，不仅有曹操高陵，还包括曹操老家安徽亳州陵区、洛阳邙山的曹魏陵区，这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也是在研读曹操高陵时必须要了解的。
比如高陵发现之初，发现曹操墓坐西向东，大家都知道汉代墓大多是坐北向南，因此感到非常奇怪。有专家解释这是因为曹操思念老家，所以将墓葬面向其老家亳州。我给出的答案不是这样，事实上，曹氏在亳州祖茔中的墓就是坐西向东，本人推测这是曹氏家族的祖制。后来，在洛阳发现的一些曹魏墓，比如曹休墓、西朱村曹魏大墓也是坐西向东，印证了我的这个推测。
所有这些，我们都是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达，不仅增加了报告的可读性，同时，也使一个一向被非专业人士认为晦涩难懂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报告变得鲜活起来，我认为，打破学术界与一般社会群众之间的藩篱、具有可读性是《曹操高陵》的一大特色。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多非考古圈的朋友都向我打听这本书，索要这本书，但很遗憾，因为出版数量太少，不能够一一满足大家的需要。
有时候史料记载不一定全部准确
大河报记者：曹操墓的发掘2008年就开始了，考古报告出版为什么等了这么久?
潘伟斌：一般来说，考古报告出版的周期都相对较长，《曹操高陵》的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了。为什么呢，曹操陵墓内发掘出土了很多新东西，考古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发掘刚开始，你可以很快就根据出土文物、地层和年代来对墓葬做出初步判断，但是要想作全面深入研究的话，就还有大量基础工作要做，所有新东西比如“魏武王所用”石牌等新发现都需要研究、消化，给出一个合理解释。如果有一件文物搞不清楚，就会延缓整个研究的进程，必须等资料齐全、认识充分了，才敢做结论。另外，曹操墓里的很多文物破碎严重，其修复需要时间，目前修复还在进行，不过绝大部分已经完成，已经修复出来的文物有920多件。
大河报记者：曹操墓相关问题的研究判断，哪些是最耗时的?
潘伟斌：首要是曹魏时期帝王陵墓葬制的研究。曹魏时期的墓葬以前发现得特别少，虽然后来洛阳发现了曹休墓，但是里面出土的文物特别少，可参考的东西很少。加上本身中国发掘过的帝王陵墓就少，当时帝王葬制究竟如何，需要有一个深入考证过程。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耗时耗力，比如我们发现曹操墓存在二次葬现象，也就是说曹操下葬若干年后，再次被打开过，往里面合葬过其他人。文献里有相关记载，这就需要将这一发现与史料记载结合起来进行验证。《三国志》中明确记载，曹丕的母亲卞氏附葬进了高陵，我们在曹操墓里也确实发现了两具女性遗骨，其中一具为老年遗骨，经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年龄在50岁左右，而南朝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中说，卞氏去世时71岁，这样一来，我们的发现跟史料记载就存在了偏差，这个问题如何解释?怎样才能够解释得通又能够让大家接受?这就是一个问题。
结合曹操的生平、古代婚姻制度中纳妾的规定、卞氏的长子曹丕出生时间，以及曹操的长子曹昂的死亡时间和曹昂的生母去世的时间进行综合研究，我推测卞氏去世的时候应该在64岁左右。再根据因为古人生前生活的条件不同，饮食习惯不同，所造成的年龄鉴定重要依据牙齿的磨损程度不同，考古学上一般允许体质人类学对古人骨鉴定的误差在10岁左右，由此认为64岁的结论是成立的，它很好地解决了一个重大学术问题。该研究成果目前已经发表在《西部考古》上，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因此，这也是对古文献记载中存在错误的一个修正。考古资料发现的重要意义，就是起到证史和补充史料记载漏洞的作用，也就是说对史料记录的辨伪作用，有时候，史料记载不一定全部准确。
知道墓被盗了，还得知道盗墓者的盗墓动机
大河报记者：曹操墓历史上多次被盗，对研究的干扰是不是也特别大?
潘伟斌：是的。大家都知道曹操墓被盗得很厉害，不然墓室里也不会有那么多淤土。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而重要的现象，所有能够标志曹操生前身份和权力地位的重要文物，也就是说随葬品，都被盗墓者给破坏了。比如墓里发现的三个头骨面部全部被破坏，标志其帝王身份的圭被从中间折断，璧都是破碎的，铁剑、铁刀、陶鼎都是碎的，凡是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都被摔碎，而没有刻这三字的石牌却大多保留完整，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偶然现象?这就需要解决曹操墓首次被盗问题，解决第一次被盗时盗墓者的盗掘目的。
于是，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古发掘，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发现曹操墓第一次被盗的时间，应该在他去世后不久的西晋晚期八王之乱时期，是出于政治报复，因此，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又解决了一个重大学术问题。
大河报记者：对于一部考古报告而言，是否客观记录现场发现就够了?
潘伟斌：我个人认为，考古报告的编写，仅仅客观陈述考古发现而不进行深入研究是很不够的，是没有质量的考古报告，那是对考古资料的简单堆砌。而且，考古报告不应该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看懂，我的希望是让更多普通人都能够看得懂。因此，这本《曹操高陵》内容涉及比较广，比如，除了介绍曹操墓考古发现外，还介绍了曹魏王朝的有关情况、曹魏时期的丧葬制度和各个陵区，其中，不仅有曹操高陵，还包括曹操老家安徽亳州陵区、洛阳邙山的曹魏陵区，这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也是在研读曹操高陵时必须要了解的。
比如高陵发现之初，发现曹操墓坐西向东，大家都知道汉代墓大多是坐北向南，因此感到非常奇怪。有专家解释这是因为曹操思念老家，所以将墓葬面向其老家亳州。我给出的答案不是这样，事实上，曹氏在亳州祖茔中的墓就是坐西向东，本人推测这是曹氏家族的祖制。后来，在洛阳发现的一些曹魏墓，比如曹休墓、西朱村曹魏大墓也是坐西向东，印证了我的这个推测。
所有这些，我们都是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达，不仅增加了报告的可读性，同时，也使一个一向被非专业人士认为晦涩难懂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报告变得鲜活起来，我认为，打破学术界与一般社会群众之间的藩篱、具有可读性是《曹操高陵》的一大特色。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多非考古圈的朋友都向我打听这本书，索要这本书，但很遗憾，因为出版数量太少，不能够一一满足大家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