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闫家镇聚堆存在的带“假”字的原始地名
当然，如果“段”的部落永远停住于原地，任何“假名”可能都会被埋没而不会流传，但偏偏“假”的这个地方是在辽宁西部，而这正是离黄帝未进中原时的位置很近很近，或者可能根本就是黄帝诸兄弟的一个分部，所以，后来这些人是带着“假名”的文字随黄帝进了中原。
黄帝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跟文字很有关系，因为黄帝的获胜是靠部族联盟，据历史记载，其某一次的会盟就达近万部落参加，没有文字进行管理，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战斗力，所以，文字蕴藏着无比巨大的决胜力量，最开始的时候，黄帝的部族联盟规模不大，所以开始时是用“八卦”的刻画笔画作为文字，后来慢慢再发展到“六十四卦”，但后来“六十四卦”根本就无法满足近万部落的管理，于是就需要为部落名造字，这是一个近万字的造字量，如果部落名册使用表意文字，既直截了当而且用字量还能缩至最少，因为表音文字一个字要用好几个字母，这在还没有纸张甚至还没有竹简的年代太重要了，幸亏那时候有个仓颉，仓颉造的是表意文字，其成了黄帝的造字主骨。
从表意文字是由卦爻发展而来可以看出，表意文字的优势就是在最小的空间，能容纳更多的不同刻画形式，而卦爻单纯的长短横划组合，只用了横划这一种笔画形式，没有发挥竖划和斜划的笔画形式，于是，在容量到达一定程度后，就显得不够丰富，所以，表意文字其实就是卦爻的扩展，表意文字是相同空间最集约化的文字，采用表意文字的中文书籍通常都是厚度最薄、用纸量最小。

但是，一下子要造这么多文字也并不容易，虽然人类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已经开始学会使用文字，但那些文字的数量和表达的容量都极其有限，所以，在仓颉造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拒绝“假名”的参考和辅助作用，一个部族新参加进来，可能首先就要去仓颉那里报到立名，黄帝近万部族其语言可能千差万别，立名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要辨清部族名的发音，这里就要用到“假名”辨音，然后再定音立名，所以，中文的表意从一开始其实是有表音的基础的，这将完全颠覆中文最初只有依表意造字的定论，“假名”不仅用来辨音，其实如果仓颉一时不在，或者一时还没有想好立名的用字，这个部族可能会有一个暂时使用“假名”的时间，“假”字的“真假”的字义可能就是因此而来。
很可能仓颉根本就是“段”部族的人，所以其能够胜任为黄帝造字的重任，只不过那时候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相比，还是有点不适生存，实际上，那个年代中国开始创立的文字绝不止汉字和“假名”这两种，中国的大规模造字开始于5000年前的那场人类大搏斗，那时不仅黄帝知道要造字，黄帝的对立面当然也知道要造字，所以到秦朝时还要做统一文字的工作，统一文字是中华名族得以生存至今的历史要素之一，这是表意文字的力量，没能做到统一文字的人类部族都只能流落离开了中原。
有没有证据证明有关“假借”、“假名”的这些逻辑推理呢？有！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就是证据。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日本的“片假名”、“平假名”是后来通过其它途径形成的，但其实这并没有道理，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日本的汉字，是唐宋时才从中国带去的也是没有道理的，在发现了日本京都市与山东日照有很多相同的地名和相同的用字之后，日本从中国带去汉字的时间，只能是夏朝在山东日照的“十日国”败落的这个时段，日本的国名、国旗、文字和京都市内的那些地名应该都是源于“十日国”，与黄帝同期的炎帝应该是“十日”中的老大，长子为本，所以炎帝是“十日国”之本，是“日”之旗的主人，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带“炎”字的地名，而“十日国”败落的时间大约是4500年前。
为什么“十日国”要带“假名”去日本呢？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仓颉造的是夏朝的用字，但由于历史记载的是“仓颉跟随黄帝造字”，仓颉是黄帝的人，不是炎帝的人，仓颉并不是住在“十日国”的都城之中，仓颉的“仓王岭”是在山东日照市的“十日国”以东，所以，在到了“十日国”败落的时候，可能因为炎帝的人还没有完全掌握汉字，也可能炎帝没有带上与仓颉一起造字的人员，而在这个同时，可能正好拥有“假名”的部落就在跟随着炎帝，在到达日本之后，“假名”就被派上了用场，历史的本源应该就是这样，之所以中原后来断绝了表音式文字的发展，可能就是因为其曾被连根拔除。

其实，中国在语言文字初始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表意汉字，据唐代西明寺道世法师(?～683)的名作《法苑珠林》记载:“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此中的“梵文”、“佉卢文”就是表音文字，以此段文字的口气来看，三者都是源于中国，为什么“梵”排名为“长”？一方面可能“梵”就是仓颉的大哥，另一方面可能三个人的主子中炎帝为老大，“假名”可能就是“梵文”之始，据网上的资料介绍：“在日本东密的总本山高野山，世界上最为标准的悉昙梵文至今依然留传着，属于最古老的悉昙梵字”，“最标准、最古老的梵语”当然只能是这些人的母语，而这当然只能是源于中国，“梵文”源于印度的神话将被彻底打碎。
“梵文”也称为“悉昙梵文”，什么是“悉昙”？“悉昙”其实是“悉檀”的误写，“悉昙梵文”其实就是说“梵文”是“悉檀”的语言，什么是“悉檀”？“悉檀”的“檀”就是2500年前整体从中国进入古印度的“难国”国王檀分和，“檀”是中国的一个姓氏，所以，“梵文”当然是来自中国的“难国”的语言，据佛经记载，“难国”国王与佛陀有过大量的深入交谈和交往，“檀”与佛陀直接交谈却没有语言障碍，后来唐僧到西域时经过一百三十八国在语言上似乎也是通行无阻，这里面应该就是藏着这些历史秘密。
其实“悉昙”的“悉”字可能也是误写，因为“悉”可能就是古代的“昔”姓的字音，“昔”在古代是中原的一个大姓，为什么后来“昔”姓消失了？其实，仓颉的“假借”不仅有“假”，而且还有“借”，什么是“借”？“借”就是“亻+昔”，“ 亻+昔”就是“昔人”，“昔人”是谁？其在卫星地图上的痕迹可能是到过“昔阳”，不过那可能是“昔人”的一时之地，现在还流存的“昔人”可能是闽南人、潮汕人，因为他们到现在还住着“昔人”的房子，他们将房子叫做“厝cuò”，“厝”的“厂”字部首就是房子的意思，台湾人、闽南人、潮汕人天生就特别接受很像“假名”的那一套注音字母系统，这不会是没有原因的，而且，“难国”的“难”也正是闽南话、潮汕话的“人”，其实，佛教的“难无阿弥陀佛”用潮汕话读才是正音。
另外，“佉卢文”源于国外的神话可能也将被彻底打碎，从“佉卢文”与“驴唇文”说法的关联来看，“佉卢文”可能是跟广州话有联系的语言，因为在广州话里“驴”就是“卢”，而且，其中的“佉”字可能就是“佢”，“佉卢文”又叫“佉卢虱叱话”、“佉卢虱底话”，这个“虱叱话”可能就是广东韶关有点接近广州话的“虱乸话”、“虱婆话”、“虱嘛话”，只是古人早就将相配的文字丢掉了，广州话很多将汉语单词反读的现象，可能就是源于“佉卢话”特有的从右往左书反写，如果扩大范围观察，“佉卢文”可能是跟“秦人”、“傣人”有关的语言文字，不过具体的证据还有待以后继续追索。
追索“假借”、“平假名”、“片假名”之源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现代的人类语言起源于5000年前的中原，2500年前从印度传入西方的，是经过2500年历练的表音文字方式和极其丰富的词汇，而据网上介绍的研究说：“梵语是重构印欧诸语言的关键语种”，所以，人类文明是5000年前从东方起源然后再慢慢的传到西方，西方人的纪元只有2000来年，他们已经永远都无法补上表意造字的历史课了，现在，这些一直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中国人再颠倒回来扶正了。

补记一：2013/07/11
有一个跟大书法家于右任相关的故事说，于右任看到王世镗的字，以为作者一定是明代以前的人，否则不能有此功力、境界，当得知作者不仅是当代人，还是半个乡党，而且就避居在陕西汉中，他惊喜不已，于是便叫古玩店主张老板的造访相邀，这个王世镗曾在一首诗中写道：“佉盧飞舞遍人间，片假亦从东海还；赴急原非无国字，汉章雅命令重颁”，诗中的“佉卢”就是“佉卢文”，诗中的“片假”就是“片假名”，说明现代在很闭塞的地方，还是有人知道“佉卢”和“片假”都是源于中国。
补记二：2014/01/29
今天有一个重要发现——在卫星地图上面，所说的“段”与“假”，最终是落在云南，带“假”字的地名显示最多的是“玉溪市”，那里有：“假莫代村、假莫代新寨、小假佐、大假佐、假角山、假莫拉、假莫代河、假莫代大沟、假莫代水库”等，附近的“楚雄州”有：“假格里、矣假拉、假戈山、假巴马、假格里、假拉山、假文”等，其它州、市也有一些显示，这是其一，其二是，云南很多是白族人的地方，白族姓“段”的又极多，其曾经的大理国的国王就是“段”姓，这些应该是“假”就是“段人”的证明，其三，白族历史上就有造字能力，所以，其应该就是上古参与先夏造字的部族，是“片假名、平假名”的主人，云南的带“苍”字的地名，可能就是因仓颉与白族相关联而留下的印记，其四，白族还是普通话极好的民族。
另外请注意下面的这一段介绍：《白古通记》：“西天天竺摩竭国阿育王骠苴音斜。低娶欠蒙亏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长子蒙苴，附罗十六国之祖；次子蒙苴廉，吐蕃之祖；三子蒙苴诺，汉人之祖；四子蒙苴酬，东蛮之祖；五子蒙苴笃，生十二子，七圣五贤，蒙氏之祖；六子蒙苴托，狮子国之祖；七子蒙苴林，交趾国之祖；八子蒙苴颂，白子国仁果之祖；九子蒙苴閦，初六切。白夷之祖”。汉、蒙、白、藏、佛等都有关键性的关联。
补记三：2014/02/01
“平假名”的“平”字，可能是先夏尧王的“平部族”，而“片假名”的“片”可能也是部族名，即可能先夏是存在有“片部族”，与“片部族”有关的地名痕迹最北在黑龙江有几个“片泡”，在西南的云南也有很多“片”的地名，比如怒江州的“片马、泸水片”等，临沧市的“南片、满片、芒片、莱片村、来片新寨、片连田、厦片村、忙片”等，普洱市的“片马河、勐片、芒片河”，丽江市的“片丁、片角、片次落、片山登”等，这些很多是傈僳族或白族的地方，江西赣州也有很多相关地名，比如：“上片寮、上片了、片村、半月片、下片坑、片坑”，“片”应该是有系统的地名，而且是与先夏有关的部族迁徙线路有关联的遗留。

让语言成为一盏自主的明灯
作者：编辑 日期：2017年03月12日

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八首白话诗，其中包括他写于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题为《朋友》），这是胡适对“文学改良”的身体力行，在后来研究者描述中，《两只蝴蝶》的公开发表成为中国新诗产生的标记。而后，白话诗创作渐成风气，与古典诗歌不同，新诗打破了旧的格律，形式更自由，内涵更开放，当时除了《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等刊物都曾经发表过白话新诗。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周作人、朱自清都曾经积极投身白话诗歌创作。
　　今年是新诗诞生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中国经历的历史苦难及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让中国人觉得这一百年尤其漫长。但对我们写作的诗歌、我们笔下的白话文，对我们使用的汉语来说，一百年只是短短的一瞬。
　　新诗一百年，它最明显的成就，是催生了一个写新诗的庞大诗人群体，这些诗人通过对个体生命的感受与沉思，创造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使新诗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制造的现代诗意，如今弥漫于小说、散文、戏剧及电影、广告等大众文化的各门类中。尤其是朦胧诗后的现代诗，最大的贡献，是让现代汉语意识到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语言不仅不是人的奴仆，还是主人。这种颠覆，当然意义重大，让语言成为一盏自主的明灯，人成了被照亮者。
　　新诗对语言的改变，首先是思想的改变，包括思维模式和感受方式的改变。在古人意识里，每个汉字都有独立的生命意志，像一个个活着的生灵，甚至有阴阳雌雄之分。在古代这些表意文字的背后，潜伏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哲学基础。它相信天地有大美，相信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相信至诚才能与天地参，相信阴阳相生、虚实互补、知无知有，相信无我之境、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它相信“拈花一笑”的气韵与空灵，也相信“蚌病成珠”的长歌当哭。因此，古诗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自成体系的小宇宙。杜甫说“诗成泣鬼神”，诗就是一个能与鬼神感应的通灵空间。诗因此在传统文化中拥有了无可比拟的地位。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充分领略过古诗魅力的人，刚接触现代诗时，会是何种感受。
　　新诗使现代汉语基本脱离了表意文字与单音词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看到新诗的基本单元变成了句子，而字和词只有在句子中才能成活。这其实是在用西方表音文字的模式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百年新诗创造了两千多年来古诗所没有的新诗意。但是，因整个时代缺少对文言、古白话及表意文字思维本质的反思，新诗虽对现代汉语的改变贡献巨大，但大多数民众对其表现并不满意。
　　这种不满意，也体现在新诗的诗界内部。诗人们既高度活跃，又严重分裂，难以达成对新诗历史和标准的共识性认知。新诗既无法得到来自历史传统的权威支持，诗歌的“拒译性”，也使人们对来自西方的学术支持，大多持不信任态度。在当下新诗领域，几乎没有可清晰辨识的规范与共识，也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得到大多数诗人认同的理论系统，更不存在带有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活动，一切都处在高度无序的状态。由于一百年时间太短，新诗也基本没有奠定自身在中国文化中的自主性。新诗学，于是演变为一种带有“斗争”或“团伙”意识的新诗政治学。新诗的生产虽极为活跃，但却让人难以看到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越来越多的诗人陷入了“诗意匮乏”的困境。如果借古诗的历史来比较，新诗可能还没有走到它的“诗经”时代。
　　语言似乎是现代诗人唯一的信念，但有时更像他们争夺话语权的旗号。他们似乎在重新命名事物，但已丧失了在命名中探索自己存在、使命与苦难的才华和勇气。他们的很多命名是功利的，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这个时代真正的好诗人不多，活跃着的更多是一些“诗歌运动家”。从他们的诗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阴郁、琐碎、无病呻吟甚至是猥琐，而绝少看到朴素、高贵、纯净与博大，更难感受到诗人健全的心智透过语言向我们袭来的纯粹和高迈的精神气质。诗歌运动造就了中国新诗，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把中国当代诗歌带至了悬崖边缘。中国当代诗歌史已演变为一部“诗歌观念运动史”，一代又一代的诗歌运动，使得诗人们只有语言趣味，绝无道义立场，让人不再相信其诗歌中的良知，甚至怀疑他们的世俗生活。
　　

此外，新诗在对汉语的音韵与声音之美上的探索与发现极少。在中国古代，诗歌呈现的声音与音韵之美，甚至比诗歌表达的含义更重要。语言的音韵之美，曾是评判文学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古代中国，诗乐关系极密切，形成了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声音系统，“语言”之声常常演化为音乐最基本的创作元素。音乐总是效仿人声，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人声是效仿乐器的声音。这一点，在传统戏曲中表现得最明显，因各地方言音调不同，而音乐和曲调是跟着人声走的，所以才会有三百多个地方剧种。
　　一百年对语言的成长来说，确实太短，所以目前的现代汉语，几乎可以说还没有诞生它音韵学。对现代汉语的音韵体系的建立和音韵之美的发现，无论是在诗界内，还是在诗界之外，都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建树。很显然，表意文字要呈现声音之美，比表音文字难度更大，同时完成音与意的超越也更难。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五四”的白话文与新诗运动，不能不说它对文学语言只完成了精神启蒙，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汉语声音的忽视和遮蔽。
　　现代文学语言在声音上是完全凌乱的，而现代汉语对声音的无知，已成为六十多年来，留给诗人最痛苦的文化遗产。这不仅使现代文学远离了声音之美，也使之成为一种反声音的案头文学。今天所说的口语诗，仍是书面口语，而如何发现声音和语言的关系，不只是现代语言学的难题，也成为了诗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诗歌要体现语言的声音之美，原本是一个文学常识，也是诗歌区别于散文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但由于新诗越来越注重传达复杂的经验，对声音之美的探索显然要少得多。好在电子媒介的普及，正在让人们回到一个可口口相传的“电子口语”时代，今天“说”和“听”，正变得比“写”和“读”更普遍、更易传播。诗歌、寓言、谚语等，原本就是口语时代，也即印刷品流行前那个时代的经典文本样式。“电子口语”时代的降临，显然更适合诗歌的传播。电子媒介在转瞬间，能把我们的声音送到想去的地方，也能在转瞬间听到我们想听的东西。它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说”和“听”的范围，为人类打开了新的感知大门。人们正重新感受荷马那个“口语”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我相信这种变化，在未来对新诗的某些观念也会构成新的冲击。
　　新诗一百年，诗界大多在谈成就与贡献，但我们多谈一些问题的目的，仍是期望新诗与新诗人们，在新诗一百年之后有更好的成长。（叶匡政）

漫谈表音文字和表形文字的价值取向

楼主
关于汉字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了。这是好事。
如果研究汉字的起源，你就会发现，从一开始，汉字就走向舍去语言的语音表达，力图用图形来表达意思。比如半坡陶符。
半坡陶符至今的解读其实是瞎扯。为什么，因为图形符号没有语言的对应，所以无法溯源。现在的解读是按照后来的文字硬套上去的，结果，陶符就成了一堆符号的堆砌，没有句子。所以不承载任何信息。既然是这样，那么，谁，又为什么要把这些不相干的符号刻在陶板上？这不符合人写东西的逻辑。所以是瞎扯。
从陶符到甲骨，甲骨之所以被认定是文字，因为他有句子，有词汇概念。但是，这些解读其实也是瞎扯，同样是依据后来的文字的形似反推的。似乎有合理性，但却无从证实。只好是迷信。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中国文字到底是谁创造的，谁首先使用他们，做什么用？关于这些问题，只能中国专家一头雾水。
其实，这是完全可以合理推断的。文字既然写在甲骨上，当然是使用甲骨的人首先创造的，并且使用他们。这些人是谁？就是巫觋。
巫觋使用这些符号作甚，用来传递信息的密码。因为巫觋在那个年代，要负责为王做决策。通过焚烧甲骨这种形式，有依据地提出自己的决策。在甲骨上刻上符号，客观上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把外部的信息传递到宫中。第二，引导龟甲的破裂走势。这关系到巫觋的生命和饭碗。因此必须使用密码。

这么说，汉字的起源是一套密码，也就是说，它的目的不是要让人很快就看懂，而是要让人最好是看不懂。或许，这就是汉字难学的最早原因。
和埃及文字相比较，埃及最初也是象形文字，但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却是表音的。用来再现语言。随着更简洁的拉丁字母出现，原来的埃及象形文字就注定被抛弃。但是，作为密码的汉字，却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得以保存。因此，汉字的存活，无关伟大，其实是在于神秘。
无论什么民族，人类同源。因此语言的出现是伴随着人类进化的过程产生和流通的。
但是，作为密码的汉字，它的出现和应用，本来就不是为了服务人群交流而产生的，而是专用于少数人之间的沟通而创造的。因此，他完全不在乎语言的存在，而是专心构筑一个更完善的密码体系。至今依然是这样。
这么做，当然是有好处的。好处就在于他能确保少数人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保存自己需要的信息，而把尽可能多的人排除在外。所以，古代的文言文，其实甚至不是语言，而是文字精英们之间交流的工具。而当时的语言，其实就是现代的所谓白话和方言。这些文化，在很长的时期内，在中国的文献中都不存在。中国历史因此破碎。因为文字精英们是为帝王服务的，为名人，大户商贾服务的，所以，作为最具权威的信史著作《史记》一书，你看不到平民的生活。
文字脱离语言，单独成为一种体系，是中国政治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符合中国统治者历来主张愚民的共识。因此，这种文字发展的传统一直受到满清，以及之前的所有统治者的特别保护。

五四时代，中国掀起一股文字改革风潮，矛头直指文言文，主张让文字回归语言，结果就发展成白话文运动。
由于汉字固有的难学密码痕迹，造成很多人文盲的现象问题，也被触及。于是，民国仿造日语的做法，推出了自己的拼音方案。这两套方案的灵感，其实都是源于德语对拉丁文的改进。但是，基础工作没有做好，方言依然被排除在拼音方案的视野之外。
白话文运动极大地解放了民众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将白话文的范围局限在普通话。这是败笔。因为普通话根本就不是汉语。而是满清入关后，满人学习北京方言后的结果。真正的古代汉语其实流行在闽南，浙江，江苏一带。
解放以后推出的汉字拼音化方案，其实是普通话语音和国际音标体系的一次对接。是用英语适用的语音系统用来标注普通话的生硬对接。经过近70年的强制教育，真正的汉语正在消亡，伪汉语盛行。说它伪，一是为他注音的体系其实是英语。二是，它是满族精英的语言。不是真正的汉语。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不知道那些努力捍卫汉字的人知道了这种事实之后，作何感想？
自从以拉丁字母为代表的表音文字系统出现以后，世界各地，除了中国，无一例外地全部采用这种方式改造了自己的文字。当然，也有很多愚昧的国家，不去关注自己本国的母语，而直接推广英语。或者实行双语制度。
抛弃母语是愚蠢的，因为母语的文字化才是消灭文盲的最好手段。明智的国家，比如德国，欧洲各国，包括日本，韩国，无一不是采用表音文字实现母语表达。而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落后国家，都是采用殖民者的语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包括印度。
文字存在的意义，本来的价值在于使原本流行于民间的母语能够以书面的形式，更便于交流。产生效益的是人的思考和交流，而非文字本身。如果文字不能表达母语，那么这种文字对于母语毫无价值。把这种文字作为官方语言，其实是另一种垄断。照样存在，或许造成更多的文盲。而文盲越多，必然越落后。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仍然如此热衷地固守着一种并非自己母语的文字表达体系，而不愿意进行改变呢？
这要问所有的中国人了。

从文字发生学看符号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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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看，语言符号在最初阶段是在音响模仿以及形象临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脱离物理和社会的世界的状态下形成的，发展过程具有诸多特点。
关键词： 语言符号；任意性；发生学
0 引言
自索绪尔继亚里士多德等之后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再一次提出任意性原则以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普遍重视。我们认为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看，任意性只是语言符号发展到现在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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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 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索绪尔，2002：101-102）。
“他从不把语言符号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加以解释，而是认为语言符号同外部世界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构成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产生符号价值”（张绍杰，2001：XIV）。这正是这位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第一人在语言符号上的要害所在：他将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彻底排除在语言学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从语言文字发生学和符号学的角度看，外部存在的物理世界是符号意义的主要理据，这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的。
2 从语言文字发生学看任意性
劳动创造了人类，使人成为社会的生物，也使人产生语言和思想。语言是区分人与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人类现存的一万多种语言中，语言符号是语音、语意以及语言符号本身的结合体（没有文字符号的语言除外）。因此，语言符号是有形的，具体的。根据现代基因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原始语言很可能是在五万多年前起源的”并且，“这个起源是多源的”（王士元，柯津云，2001）。
2.1 从语音的起源看任意性原则 当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发音系统来表示某个公共认同的概念时，他们必然要首先去模仿与该概念密切相关的﹑整个生活群体熟悉的音响。因为只有那样，才有可能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他们不会在语言的发端时期就有超越自身能力的可能去随心所欲地创造现实中不存在的概念。所以，在语言的起步阶段，首先，语音不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结果。随着大脑的日益发达，发音系统逐渐完备，交流日趋频繁，生活范围逐渐扩大，他们逐渐学会运用语音变化来表达比较复杂的概念以及距离他们生存的客观世界较远的概念的音响。这时，语言的必然性才会逐渐减少，语音与其所要表现的概念之间的任意性逐渐增加。
2.2 从文字符号起源看任意性原则 人类有了语言，便有了表达与交流，同时书面记录也随之产生。被喻为“文字前的文字”的人类岩画在大约四万五千年前产生，并广泛地存续于整个人类史前时期。古代岩画的题材以拟人形、动物形、建筑和地形、工具和物体、几何图形和图形字母等几种题材为主。这些岩画反映了晚期智人是如何利用这种独特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感悟。但是岩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而真正文字系统的形成则是五千多年前的事情。在这文字出现以前的将近四万五千年的时间里出现的岩画以及世界各地的图画文字等反映出人们的交流愿望及其能力，同时也为文字的出现积累了物质基础。
现代研究表明，人类最早独立形成了三大自源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和中国的汉字系统。在索绪尔的“三类两极”体系中，总系统中的一“极”，亦即表音体系的前驱——圣书字系统，也就是后来发展成为具有24个字母的成熟的表音文字系统，成为今天印欧语系源头的一“极”，经历了“图画文字”—古埃及圣书字—腓尼基文字—希腊文字的发展过程。当今的各表音文字系统都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另一“极”，即表意体系的代表—汉字系统，其发展历程表现为象形符号缀或组合—古汉字，然后经过广泛应用“假借”的手段，以“直线”的方式形成了自源文字中的另一“极”。“象形文字就是它（汉字系统。作者注）的第一步”（陈望道，2003:29）。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汉字系统“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看出它的临摹性和仿真性。至于苏美尔楔形文字——意音文字的前身，则是在由“陶筹而文字”的过程中经历以笔代筹，进而仿筹造字，仿物造字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意音文字。由此可见，人类文字“三类两极”体系的发展都存在对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中的事物进行不同程度的仿真和临摹，这说明古代先民在创造文字符号时具有共同的仿真性和临摹性。
综上所述，在语言的起始阶段，语音是对与自然事物密切相关的自然音响的模仿，而语言符号则是对客观存在事物外部形象的临摹与仿真。作为音形意结合体的语言符号一开始就是必然的产物，而任意性则是语言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正如辜正坤（2004）所说：语言文字原来并非任意的。语言文字的必然性因素随着时间流逝，早期往往是必然性的因素占主要，后期慢慢地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因素的增加，它的任意性才逐渐增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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