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其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格局。当时以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越发牢固，社会经济呈波浪式向前发展。但在西汉时，由于朝廷的移民虚其地政策，瑞安此前二三千年的进化历史被强行中断，从而使东瓯与中原经济社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秦王朝的“羁縻”政策 秦统一中国前，东瓯早已建国。《史记》称：“闽越(境今福建)王无诸及越东海(境今温州、丽水、台州三地区)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太平寰宇记》所引《越绝书》佚文：“东瓯，越王所立也。”《武林顾氏家乘》云：“驺摇先世，同时世王东瓯。”均可证。秦统一中国后，由于这里地处偏远，秦朝难以顾及，故秦朝对东瓯采取了“羁縻”政策。
秦废东海国、闽越国，设闽中郡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郡治在冶县(今福建闽侯县东北)。但闽中郡仅是虚设，不列入秦统一全国后建立的三十六郡之中(其中只有会稽郡，而无闽中郡)，既未委派郡守，郡以下也未建立县级政权，仍以原首领为君长，仅仅起秦王朝统治的象征作用，并未实行有效管理。
这种“羁縻”政策，对当时瑞安经济的发展有正、反两面作用。一方面减轻了秦王朝租税徭役的负担。秦王朝租税徭役的繁苛是我国历代少见的，这也是它仅仅统治短短10多年便垮台的根本原因。由于秦王朝未能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实行有效管理，相对中原而言，瑞安先民的租税徭役负担较轻，因而有利于他们的生息休养，有利于瑞安经济的发展。西汉东瓯迁国时，臣民就达4万余人，说明当时东瓯经济已有一定规模。另一方面，“羁縻”政策也延缓了瑞安经济与中原经济的融合。由于瑞安与中原的交流有限，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瑞安传播较慢，瑞安的渔猎经济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火耕水耨”的原始阶段。袁康《越绝书》称：“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煮而食之。”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班固《汉书》也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便是证明。
汉王朝的“移民虚其地”政策 汉初，朝廷对佐汉有功的宗室和将相实行分封制。闽越、东瓯由于参与了反秦助汉的斗争，西汉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地，都东冶。惠帝三年(前192)，立刍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但是，分封制不利于中央集权，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方向。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逐步巩固，东瓯、闽越与汉王朝的矛盾日益加剧，从不向朝廷纳贡，发展到武装反抗；同时，东瓯、闽越之间，又互相争斗，长期不和，终于导致西汉王朝对东瓯的两次大迁移。
第一次发生在建元三年(前138)，吴楚七国叛乱时，东瓯与闽越亦支持，但吴败走东瓯时，东瓯计杀吴王以降汉，于是闽越与东瓯交恶。这年在吴太子驹怂恿下，闽越兴兵围东瓯，东瓯则向汉王朝求救。当汉发兵浮海救东瓯时，闽越已引兵而去，于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今安徽西南舒城一带)。”东瓯国除，其地为闽越所占。
第二次发生在元鼎六年(前111)，当时闽越王余善谋反，自立为帝，汉遣四路大军征讨，闽越王部下杀余善以降汉，汉王朝乘军事胜利之机，对包括原东瓯在内的闽越采取更严厉的“移民虚其地”政策，并强令迁后分散，实行种族强制同化的政策。汉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险，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迁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汉代对东瓯、闽越实行“移民虚其地”政策，既是其充实江淮，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有统治阶层对越人偏见的因素。建元三年，汉朝廷在讨论是否救东瓯时，太尉田蚡便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建元六年(前135)，淮南王安上书武帝：“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以上可见，当时汉朝廷对东瓯、闽越的偏见是很深的。
汉代东瓯、闽越的相继内迁，虽然迁走了大部分贵族及其臣民，但尚有一些越人逃居山林险阻，复相群聚，过着原始氏族的生活。此后因逃逸者颇出，至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后改为章安县，属会稽郡，由会稽郡南部都尉管理。“温在其时，止得东瓯一乡。”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在瓯江北岸贤宰乡(今永嘉县罗浮境内)，这是温州自东瓯国除民徙以后，置县的开始。孙诒让认为，“稽全界几方千里，而户乃不满万，则其地广而民稀，犹不得与中原等也。”其实，这样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因为范晔《后汉书》称，东汉时，县级“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而据《三国志·贺齐传》，直至建安元年(196)韩晏、贺辅、贺齐平定山越时均为“永宁长”，可见其时仍“户不满万”。
从建元三年东瓯内迁至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东瓯国除地虚，长期置于“一统”之外。至顺帝永和三年，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包括今瑞安在内的永宁县农业生产才正式重新起步。但是直至东汉末，仍“地广而民稀”，“火耕而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说明其时渔猎还占有重要地位，而水稻种植方法仍是原始的火耕水耨。正如张镇中《温州地方史稿》所言：“从东瓯、东越内徙至东汉末年，约经历了三百年之久，它在大致上维持着相似的发展水平。”徐顺平《温州历史概述》也指出：“原来已经放射出文明曙光的东瓯地，从此又变成萧条冷落的穷乡僻壤。”这一政策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而言，其破坏作用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就是人口逃散、土地荒芜、经济破坏，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
秦王朝的“羁縻”政策 秦统一中国前，东瓯早已建国。《史记》称：“闽越(境今福建)王无诸及越东海(境今温州、丽水、台州三地区)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太平寰宇记》所引《越绝书》佚文：“东瓯，越王所立也。”《武林顾氏家乘》云：“驺摇先世，同时世王东瓯。”均可证。秦统一中国后，由于这里地处偏远，秦朝难以顾及，故秦朝对东瓯采取了“羁縻”政策。
秦废东海国、闽越国，设闽中郡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郡治在冶县(今福建闽侯县东北)。但闽中郡仅是虚设，不列入秦统一全国后建立的三十六郡之中(其中只有会稽郡，而无闽中郡)，既未委派郡守，郡以下也未建立县级政权，仍以原首领为君长，仅仅起秦王朝统治的象征作用，并未实行有效管理。
这种“羁縻”政策，对当时瑞安经济的发展有正、反两面作用。一方面减轻了秦王朝租税徭役的负担。秦王朝租税徭役的繁苛是我国历代少见的，这也是它仅仅统治短短10多年便垮台的根本原因。由于秦王朝未能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实行有效管理，相对中原而言，瑞安先民的租税徭役负担较轻，因而有利于他们的生息休养，有利于瑞安经济的发展。西汉东瓯迁国时，臣民就达4万余人，说明当时东瓯经济已有一定规模。另一方面，“羁縻”政策也延缓了瑞安经济与中原经济的融合。由于瑞安与中原的交流有限，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瑞安传播较慢，瑞安的渔猎经济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火耕水耨”的原始阶段。袁康《越绝书》称：“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煮而食之。”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班固《汉书》也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便是证明。
汉王朝的“移民虚其地”政策 汉初，朝廷对佐汉有功的宗室和将相实行分封制。闽越、东瓯由于参与了反秦助汉的斗争，西汉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地，都东冶。惠帝三年(前192)，立刍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但是，分封制不利于中央集权，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方向。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逐步巩固，东瓯、闽越与汉王朝的矛盾日益加剧，从不向朝廷纳贡，发展到武装反抗；同时，东瓯、闽越之间，又互相争斗，长期不和，终于导致西汉王朝对东瓯的两次大迁移。
第一次发生在建元三年(前138)，吴楚七国叛乱时，东瓯与闽越亦支持，但吴败走东瓯时，东瓯计杀吴王以降汉，于是闽越与东瓯交恶。这年在吴太子驹怂恿下，闽越兴兵围东瓯，东瓯则向汉王朝求救。当汉发兵浮海救东瓯时，闽越已引兵而去，于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今安徽西南舒城一带)。”东瓯国除，其地为闽越所占。
第二次发生在元鼎六年(前111)，当时闽越王余善谋反，自立为帝，汉遣四路大军征讨，闽越王部下杀余善以降汉，汉王朝乘军事胜利之机，对包括原东瓯在内的闽越采取更严厉的“移民虚其地”政策，并强令迁后分散，实行种族强制同化的政策。汉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险，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迁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汉代对东瓯、闽越实行“移民虚其地”政策，既是其充实江淮，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有统治阶层对越人偏见的因素。建元三年，汉朝廷在讨论是否救东瓯时，太尉田蚡便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建元六年(前135)，淮南王安上书武帝：“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以上可见，当时汉朝廷对东瓯、闽越的偏见是很深的。
汉代东瓯、闽越的相继内迁，虽然迁走了大部分贵族及其臣民，但尚有一些越人逃居山林险阻，复相群聚，过着原始氏族的生活。此后因逃逸者颇出，至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后改为章安县，属会稽郡，由会稽郡南部都尉管理。“温在其时，止得东瓯一乡。”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在瓯江北岸贤宰乡(今永嘉县罗浮境内)，这是温州自东瓯国除民徙以后，置县的开始。孙诒让认为，“稽全界几方千里，而户乃不满万，则其地广而民稀，犹不得与中原等也。”其实，这样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因为范晔《后汉书》称，东汉时，县级“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而据《三国志·贺齐传》，直至建安元年(196)韩晏、贺辅、贺齐平定山越时均为“永宁长”，可见其时仍“户不满万”。
从建元三年东瓯内迁至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东瓯国除地虚，长期置于“一统”之外。至顺帝永和三年，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包括今瑞安在内的永宁县农业生产才正式重新起步。但是直至东汉末，仍“地广而民稀”，“火耕而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说明其时渔猎还占有重要地位，而水稻种植方法仍是原始的火耕水耨。正如张镇中《温州地方史稿》所言：“从东瓯、东越内徙至东汉末年，约经历了三百年之久，它在大致上维持着相似的发展水平。”徐顺平《温州历史概述》也指出：“原来已经放射出文明曙光的东瓯地，从此又变成萧条冷落的穷乡僻壤。”这一政策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而言，其破坏作用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就是人口逃散、土地荒芜、经济破坏，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