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如今血液裡仍埋伏著的叛逆之火，烧完了青春，烧完了中年，剩下的馀烬微温还可拿来暖和向晚的岁月。
曾经是一位怯懦退缩、优柔寡断的少年，有一天竟然被锻造出粗壮的意志，于今想来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种转变当然极其冗长缓慢，但我相信生命裡总有一个起点。每当追问自己的精神转折时，一九六○年代的窒闷气息不觉又回到複杂的记忆，心情顿时又落入灰暗、闭锁、不快的氛围。就像里尔克诗裡的那隻豹，焦躁地来回走动，定睛望著栅栏外那可疑的世界。
抑鬱的年代悠长且难耐，侥倖还有一丝稀薄的空气微微流动。藉助那罕有的呼吸空间，青春得以存活下来，叛逆的情绪也跟著引燃起来。经历过六○年代的许多青年大多会同意，不绝如缕的一丝空气应该是吹拂自一个书香圣地与一位传说人物。如果有人提起，那一定是属于一个世代所共同怀念的文星书店，以及书店的旗手李敖。
作为一个旗手，李敖是我那个时代的一种愿望，一种行动，一种叛逆的象徵。他的叛逆带有桀傲不驯的架势，也具有雄厚的历史知识训练。患有健忘症的台湾社会，似乎已经拭去当年他曾经开拓言论版图的记忆，甚至也遗忘他为这样的行动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他的形象，以及他的文字，在我青春灵魂镂刻下来的印记，是不可能轻易忘怀。
李敖大我十二岁，同样属猪，是我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前辈。一九六五年我到达台北读书时，他的名声已在朋辈之间广泛传诵，几乎可以用满城风声来形容。年龄的迟到，注定我必须错过许多热闹的事件。带著落后的心情，纵然只是抓到历史的尾巴，我似乎能够理解李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时代绝情地对他关闭时，我确切知道，他仍然走在历史的最前端。他的背影，引导我走到一个思想的路口。
时代轰然关闭的，是李敖主编的惹人议论的刊物《文星》，以及他坐镇的城堡文星书店。我在那年九月就读辅大历史系，常常把自己关在图书馆，为的是补修错过的功课。我总是请求图书馆员取出过期的《文星》，让我坐在黄昏的落地窗前阅读，直到夜晚的来到。在高中时，我仅沉迷在文学读物，从未有机会接触如此丰富的杂志。每期封面标榜的「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的杂志，确实尽职地开启我的眼界。在思想上，我从《文星》初识了自由主义。在生活上，我第一次感知台湾社会的存在。在艺术上，我领受了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暗潮汹涌。从南部小镇北上的青年，终于走上通往生命启蒙的道路，正是在捧读《文星》的时刻默默发生。
李敖以一个灼热灵魂的姿态进驻到我的思考。什麽叫做生命追求，什麽叫做心灵开放，都成为我日后汲取知识过程中的偏爱。有一种驱力不断在我体内膨胀翻滚，那时候并未察觉，自己的人格与性格已开始接受前所未有的改造。在李敖身上，我著迷的并不止于雄辩的文字，而是更加醉心于他坚持的自由主义精神。这是我思想成长的一个断裂点，是我与年少时期正式挥别的时刻。在此之前，我的身体带著沉重的枷锁，驯服地听命于所谓党国的制式教育。李敖文字使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内心竟埋藏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浓稠滚烫的岩浆早已在血管裡急速流窜。我必须承认，没有经过李敖的点拨，我的身体可能会变成死火山也未可知。表面静止，内心躁动的我，一直在寻找恰当时机与恰当出口。我终于引信爆发时，已是在十馀年后远离台湾的异域。回望台湾时，我的行动证明已是迟到的。李敖是一位勇者，也是强者。他不曾等待，而是勇于创造时机，也勇于开闢出口。自由主义传统在台湾有一段相当挫折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威权体制过于傲慢，而知识分子过于脆弱。这种脆弱，并不能完全苛责知识分子，毕竟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必须依赖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改革意愿强烈的中产阶级。国民党能够在五○年代以后的台湾如入无人之境，就因为从未遭遇来自中产阶级的抗拒与要求。李敖在中产阶级还未成熟、资本主义犹在萌芽的时刻，就以具体行动向国民党挑战。这位孤独的战士，应该已经预见一个困难的命运正张开双手迎接。
整个世代的知识分子都热著心肠看他表演，却没有人鼓起勇气加入他的行列。他比任何自命左派的知识分子还更具批判力道，并且更为激进坚强。我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阅读第九十八期的《文星》时，竟然可以感受自己的心跳特别剧烈，血液似乎也到达沸点。那时，李敖所写的〈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正捧在我的手上。一位十八岁的青年，可能还没有足够知识经验去判断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但是却清楚可以读出李敖在写下那篇声明的字字句句，简直是一记一记铁槌击打在沉默无声的台湾社会。
李敖的自由主义思考，无疑是来自胡适的启蒙。但是，他的行动格局，胡适是无法相互比并。他们没有任何师徒关系，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却共同承担一个畸形的政治体制。同样受到历史环境的限制，胡适终其一生都与当权者保持密切往来，李敖则选择站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宿命，无论立场如何不同，最后都无法遁逃权力的压制。胡适过于贴近国民党，在寂寞的晚年，精神上形同缴械。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突破，反而提倡「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妥协哲学。在五四时期争取个人自由解放的胡适，受到国民党的羞辱、扭曲、伤害，最后被迫隐身没入历史地平线。李敖前进的方向，全然与胡适背道而驰。他拒绝容忍，当然也不甘沉默。在党禁报禁的高度思想检查时代，知识分子都宁可闭门读书，唯李敖毅然开门迎战。对手无寸铁的书生，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过监视、囚禁、扑杀的机会，何况是面对倨傲挑战的知识分子如李敖者。在三十岁以后，李敖的命运变得悲凉而悲怆。
曾经是一位怯懦退缩、优柔寡断的少年，有一天竟然被锻造出粗壮的意志，于今想来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种转变当然极其冗长缓慢，但我相信生命裡总有一个起点。每当追问自己的精神转折时，一九六○年代的窒闷气息不觉又回到複杂的记忆，心情顿时又落入灰暗、闭锁、不快的氛围。就像里尔克诗裡的那隻豹，焦躁地来回走动，定睛望著栅栏外那可疑的世界。
抑鬱的年代悠长且难耐，侥倖还有一丝稀薄的空气微微流动。藉助那罕有的呼吸空间，青春得以存活下来，叛逆的情绪也跟著引燃起来。经历过六○年代的许多青年大多会同意，不绝如缕的一丝空气应该是吹拂自一个书香圣地与一位传说人物。如果有人提起，那一定是属于一个世代所共同怀念的文星书店，以及书店的旗手李敖。
作为一个旗手，李敖是我那个时代的一种愿望，一种行动，一种叛逆的象徵。他的叛逆带有桀傲不驯的架势，也具有雄厚的历史知识训练。患有健忘症的台湾社会，似乎已经拭去当年他曾经开拓言论版图的记忆，甚至也遗忘他为这样的行动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他的形象，以及他的文字，在我青春灵魂镂刻下来的印记，是不可能轻易忘怀。
李敖大我十二岁，同样属猪，是我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前辈。一九六五年我到达台北读书时，他的名声已在朋辈之间广泛传诵，几乎可以用满城风声来形容。年龄的迟到，注定我必须错过许多热闹的事件。带著落后的心情，纵然只是抓到历史的尾巴，我似乎能够理解李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时代绝情地对他关闭时，我确切知道，他仍然走在历史的最前端。他的背影，引导我走到一个思想的路口。
时代轰然关闭的，是李敖主编的惹人议论的刊物《文星》，以及他坐镇的城堡文星书店。我在那年九月就读辅大历史系，常常把自己关在图书馆，为的是补修错过的功课。我总是请求图书馆员取出过期的《文星》，让我坐在黄昏的落地窗前阅读，直到夜晚的来到。在高中时，我仅沉迷在文学读物，从未有机会接触如此丰富的杂志。每期封面标榜的「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的杂志，确实尽职地开启我的眼界。在思想上，我从《文星》初识了自由主义。在生活上，我第一次感知台湾社会的存在。在艺术上，我领受了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暗潮汹涌。从南部小镇北上的青年，终于走上通往生命启蒙的道路，正是在捧读《文星》的时刻默默发生。
李敖以一个灼热灵魂的姿态进驻到我的思考。什麽叫做生命追求，什麽叫做心灵开放，都成为我日后汲取知识过程中的偏爱。有一种驱力不断在我体内膨胀翻滚，那时候并未察觉，自己的人格与性格已开始接受前所未有的改造。在李敖身上，我著迷的并不止于雄辩的文字，而是更加醉心于他坚持的自由主义精神。这是我思想成长的一个断裂点，是我与年少时期正式挥别的时刻。在此之前，我的身体带著沉重的枷锁，驯服地听命于所谓党国的制式教育。李敖文字使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内心竟埋藏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浓稠滚烫的岩浆早已在血管裡急速流窜。我必须承认，没有经过李敖的点拨，我的身体可能会变成死火山也未可知。表面静止，内心躁动的我，一直在寻找恰当时机与恰当出口。我终于引信爆发时，已是在十馀年后远离台湾的异域。回望台湾时，我的行动证明已是迟到的。李敖是一位勇者，也是强者。他不曾等待，而是勇于创造时机，也勇于开闢出口。自由主义传统在台湾有一段相当挫折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威权体制过于傲慢，而知识分子过于脆弱。这种脆弱，并不能完全苛责知识分子，毕竟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必须依赖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改革意愿强烈的中产阶级。国民党能够在五○年代以后的台湾如入无人之境，就因为从未遭遇来自中产阶级的抗拒与要求。李敖在中产阶级还未成熟、资本主义犹在萌芽的时刻，就以具体行动向国民党挑战。这位孤独的战士，应该已经预见一个困难的命运正张开双手迎接。
整个世代的知识分子都热著心肠看他表演，却没有人鼓起勇气加入他的行列。他比任何自命左派的知识分子还更具批判力道，并且更为激进坚强。我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阅读第九十八期的《文星》时，竟然可以感受自己的心跳特别剧烈，血液似乎也到达沸点。那时，李敖所写的〈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正捧在我的手上。一位十八岁的青年，可能还没有足够知识经验去判断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但是却清楚可以读出李敖在写下那篇声明的字字句句，简直是一记一记铁槌击打在沉默无声的台湾社会。
李敖的自由主义思考，无疑是来自胡适的启蒙。但是，他的行动格局，胡适是无法相互比并。他们没有任何师徒关系，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却共同承担一个畸形的政治体制。同样受到历史环境的限制，胡适终其一生都与当权者保持密切往来，李敖则选择站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宿命，无论立场如何不同，最后都无法遁逃权力的压制。胡适过于贴近国民党，在寂寞的晚年，精神上形同缴械。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突破，反而提倡「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妥协哲学。在五四时期争取个人自由解放的胡适，受到国民党的羞辱、扭曲、伤害，最后被迫隐身没入历史地平线。李敖前进的方向，全然与胡适背道而驰。他拒绝容忍，当然也不甘沉默。在党禁报禁的高度思想检查时代，知识分子都宁可闭门读书，唯李敖毅然开门迎战。对手无寸铁的书生，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过监视、囚禁、扑杀的机会，何况是面对倨傲挑战的知识分子如李敖者。在三十岁以后，李敖的命运变得悲凉而悲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