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英国不准华工进入各种咖啡馆或酒吧，而法国则没有任何这样的限制。英国当局也不讳言他们对待华工的恶劣态度，他们甚至以此为荣。英国人吹嘘说在英国华工营的华工“纪律最严格，并且他们受到的限制远比在法国华工营的华工受到的约束多”。由于两国对华工的态度和待遇有差别，一些不满英国粗暴管理的华工有时私自跑到法国华工营工作。笔者发现的英国一份文件这样写道：“（华工）54857号自1919年3月到同年5月（未经允许）跑到法方9号华工营。苦力68211号在失踪六个多月期间，曾在好几个法方华工营逗留过。英方第149号华工营的两个华工不久前因逃跑未遂而被抓住，他们供认曾在里特（Litte）附近的法国华工营生活过。”

针对华工逃跑等系列问题，英方不思改进管理方式，反而抱怨法国人民对华工太友好了。在法国战区英军司令部的一位军官抱怨说，法国当地“居民对华工的友善行为致使英国军方对华工进行严格的管制非常困难”。为了防止华工逃跑到法方华工营，英国军方建议法国也采取同样严格的管理措施。1919年7月，英国军方在给法国军方的信中写道，“强烈建议”法国对华工应同样实施严格管理并要时刻禁止当地居民与华工往来。同时，英军变本加厉，对华工采取更为严格的管理。从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英国对华工实施的如下条例可见一斑：
（1）华工出入要出示通行证，而且要标明日期，盖章并签字。每日收工后，带队的华工工头应出示写有该营队番号的集体通行证。华工在晚间不得离开华工营地。
（2）要经常对华工进行突击式点名，同时还要检查华工营是否窝藏有潜逃的华工。
（3）华工营的警卫要及时报告任何来访的其他华工营的华工。
（4）如华工在出勤方面犯有过失，直接负责华工出勤及其行为的工头要受到惩罚。
（5）工头与华工都不得拥有除帽子之外的其他平民制服，因为这类衣装容易被华工用来化装出逃。

此类视华工如囚犯的条规出笼，充分反映了英国管理华工的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华工固然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违法乱纪，但主要根源在于双方在文化、风俗及语言上存在巨大的鸿沟。许多误解的产生都是因为双方无法有效沟通和缺乏相互理解，结果造成华工逃跑甚至犯法等悲剧。事实上，华工营里的绝大多数军官不懂中文，翻译人员也严重短缺。例如，在一个有4200名华工的华工营里，只有5位译员、13位军官和一位护士。一般而言，每个华工营中仅有两三个白人军官，而且他们大多不懂中文，更缺乏可靠的译员。有时英国华工营的指挥官必须借助下级军官提供的一个日常用语手册，上面标有发音注释的中英文对照的习惯用语。缺乏有效、及时的沟通，导致许多本可避免的事故发生。

例如，1917年10月10日，这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本来应该是华工的假日，但一个华工营被迫照常上班，于是华工营发生骚乱。最后该华工营的英国指挥官命令武装士兵向反抗的华工开枪，造成华工5人死亡14人受伤。事后调查认为“这次华工骚乱也许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英国指挥官的命令……英国军官和英国士兵在对待华工的方式上还没有形成严格的纪律规范”。1917年12月，在法国枫蒂奈斯(Fontinettes)的一个华工营再次发生暴乱，在四个华工被枪决以及多个华工受伤的情况下，这个华工营才被制服。根据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报告，华工营发生的许多误解甚至冲突大多系缺乏正确和及时的语言沟通所致。

除语言问题外，双方文化上的隔膜和误解更是酿成华工营管理上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上述事件中，大多数华工的“犯规”都是源于误解。1918年1月1日，曾参与华工管理工作的格雷（C.D.Gray）上校在一封密函里一语道破了英国华工营管理上的各种问题所在。他认为，华工营管理工作出现的许多问题，责任不在华工而在军官。许多管理华工营的英国军官根本就不称职。他们不懂如何管理华工，也不知如何处理因语言沟通或误解产生的问题，只知一味采取高压手段。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格雷抱怨说，任何一点纠纷出现后，军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在未弄清楚华工问题之前，便开枪弹压。

格雷指出，许多军官因为不了解华工，便对他们严加防范，经常诉诸严厉措施，并限制华工自由。他在该函的最后写道，华工如管理得法，工作会十分出色，但英国的管理方法，亟需改进。格雷在信中还说到，有些英国军官似乎害怕华工，所以在收工后便把华工的自由限制在铁丝网范围内。更为可笑的是，有一次一名军官按照军法审问一个华工时，他拿来许多盘子，因为他认为中国人起誓时是要摔盘子的，然后才会说出实情。对中国人的不了解和语言上的隔阂使得英国军官无法了解华工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不懂中文、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军官可能对华工实行粗暴的管理方法，那些因传教士背景曾在中国生活过的英国军官对华工的管理甚至更糟。这些人有中国生活经历，自以为熟悉中国下层生活。如类似出身的一名叫TomBryson的英国军官管理华工的理念就是，对华工要凶、要狠，不能善待。此人出身传教士家庭，在天津生活多年。他声称中国的普通苦力甚至不能像样走路，你对这些中国佬越好，他们越不买你的帐。有些英国军官认为中国人是“吃人族”(cannibals)，因此管理华工的态度极其恶劣，动不动就动用暴力手段。当然不是所有军官都是如此无知、无人性，也有些军官比较公正，态度较好。

英法两国的华工均系民事合约招募而来，但到法后实行的却是军事管理，合约和管理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除了这种矛盾必然造成冲突外，英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也是造成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管理方法是与管理态度密切相联的。英国之所以采取粗暴严厉的管理措施来对付华工，往往是他们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结在作怪。在英国人心里，华工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是不成熟的儿童。出于这一心理，他们对华工棍棒相加，要求华工“尊重及服从”，同时并不倾听华工的需求。英国当局从来不认为华工与英国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英国军方坚持严厉的管理政策，禁止华工与欧洲军人或平民往来，多是与这种种族主义心态有关。

整体说来，法国管理下的华工待遇较好，工资较高，行动也比较自由。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在1918年3月4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华工在法待遇与合同“大旨并无不合，自法国招募华工以来，其合同已屡加改正，足见法政府善善从长之意”。根据李骏的调查，法招华工所在工厂大都属法国军械部管辖之军械、枪、炮及火药等工厂，陆军部管辖之各军区粮台及军衣工程等地以及海军部所属之造船厂等。其中亦有商办工厂，但均与法国国防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英招华工只能享受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国庆节等，不享受一些西方的节日。而在理论上，法招华工与法国本地工人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法招华工应享之休息日除与同工厂工人一样外，尚有中国国庆节、春节两个节日（但因战时管理，法定休息日并非经常兑现，这成为华工不满之处之一）。比如，每逢春节和国庆节等中国节日，华工们可以改善伙食，通常还可以享有几天假日。法国人对华工独特的风俗习惯的体谅可谓是无微不至，法国当局还拟定详细的大纲来让管理者知道如何才能容纳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法国政府甚至设立了一个跨部门联席会议专门负责处理外籍工人事务。

法国华工营的种族歧视与英国比要轻得多。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蒋廷黻（1895-196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法国战区的华工营服务过，他观察到“英国军官呆板而严格，除了公务，官长与工人间简直没来往”，但“法国官员和工人们往来多，甚至和工人们开玩笑，给他们讲故事，有时与他们共食”。蒋廷黻后来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华工与法国人的关系要比他们与英国人的关系融洽得多。除了双方纪律的不同之外，法国军官对待华工的不同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法国人的种族意识要淡薄得多，他们的态度比较民主，对手下的华工也更关切”，而英国军官“总是爱显示军官的架子以及白人的优越感”。

当然，法国人对华工的种族歧视事件也不是完全没有。1917年5月，来自法国勒阿弗尔（Le Havre）的一份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对华工不友好，他们甚至聚众抗议当地的华工。原因是，这些法国人担心，“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何意义？其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瓜分我们迟早要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法国男人的担心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在一战期间许多法国妇女参加工作，有多种机会同华工接触，产生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华工在法国还颇受当地女人青睐。华工赵山林后来回忆到，一位教他法语的法国老太太有意撮合他同其女儿结婚，但他因在国内有未婚妻而谢绝。

这部片中的主人公张苍松（也有文献译作“长松”），生于1897的江苏天长人（现属安徽），在勃艮第地区,张苍松建立了他的家庭, 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法国名字,安德烈, 他共有4个孩子,他们分别是,张罗杰,张丽丽安娜,张杰拉德,张克里斯蒂安,并且还有众多的孙子孙女，以及曾孙曾孙女。張蒼松先生和他的孩子
他的儿子张罗杰，在片中描述道：“我父亲3岁的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就去世了, 不久,母亲改嫁,他与继父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所以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决定离开他的家人而去了上海, 在上海,他见到了招工去法国的启示。别人告诉他那里钱非常好挣,然后他从上海坐船出发,在经历51天的海上漂泊生活之后,到达了法国马赛。从马赛,他又被派到了圣多罗地那,在码头上，从小船上卸货物,后来不久他们这些劳工又在韦芒地区附近的思维普集合，负责清理大战阵亡者的尸体,那时是1920年,中国劳工并不算士兵,但他们也要遵守一些在某些时候，比军事纪律更为严苛的规定.在这种令人窒息的体制下,张和其它华工一样,艰难维生。是工作环境中恶劣的卫生条件，让这些华工们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他们没有一天假期,每日工作10小时 他们在战时特别管制政策之下,而且无论酷暑严寒，或者生病与否，都要劳作，不论命令是什幺内容，都必须执行。我们发现在西方所承诺的挣钱如流水，和最终被关起来强制劳动，这种条件的反差，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并且不要忘记了这时实施的是军事法令，这条军事法令在战争时期，对无论是法国人或外国人的雇员都同样有效,这看似为了争取和平的主动付出，但是对华工来说，他们是没有选择的。”
“--他们受到欺凌、侮辱，有些人还被殴打，这实在是一场灾难--（记者插话提问：“您的父亲也曾遭受这样的待遇吗？”）
“是的，他遇到过，但是他从没忍气吞声任人欺负，他的脾气还很火爆，他绝不会这样做任人宰割.我也是一样，如果我在当时，也绝对不接受被人无端殴打，善恶有报。"
张苍松的女儿张莉莉安娜，向记者描述了他父亲和他母亲的相遇，“这里有一段故事，我想那是在福尔尚布镇（Fourchanbeau）,那时他在那里做卷电缆工人。那里当时有400个中国人，我们的父亲当时在法语表达能力上，要比他的同乡都强，他被作为工厂老板和中国劳工中间的翻译，他们是每半个月领一次工资。有一天，他的同乡对他说，他的账户可能有问题了，没有收到薪水，我的父亲对他说，好吧，我们一起找会计问问怎幺回事，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会计面前，询问到底怎么回事，会计负责人当时对我父亲他们说到，好吧，就这样吧，我会在后半个月补发给你们，我父亲说不行，会计的头儿，当时留着一副非常扎眼的八字胡，我父亲于是站起来，就用手指揪住会计的两挫八字胡，硬是把会计牵到了经理那里去解决问题。我的母亲当时是一位佣人，她也在现场，她被眼前的这个帅气勇敢的小伙子吸引住了视线，这就是他们的初次相遇。”
张夫人为了嫁给张苍松，经历很多波折，并放弃了法国籍，加入了中国籍，一直到1926年，法国的歧视性政策被删除，张夫人恢复了法国国籍，并和张苍松在教堂重新举行了宗教婚礼。那时，他们已经有了3个孩子。
张苍松在孩子们的回忆中，是位亲切慈爱的父亲，而且性格豁达开朗，豪爽而有男子气。但是这位硬汉在梦中曾经用乡音大喊，惊醒后，流下眼泪。虽然他没有向孩子们说起为什幺，他的幼子张克里斯蒂安，曾经是教师，退休后成为一名热衷于研究家族历史的学者，他的分析是：“父亲想家了，想念他的母亲。我的祖母。”
张克里斯蒂安从他父亲的遗物中，找出一封珍藏着的家书，封口被小心翼翼地撕开一小条，里面的信纸已经发黄。这是张苍松经常拿出来摩挲的宝贝，是故乡来的家信，但是他不识字，和他一道来法的人里面也没有能认字的，这封信辗转到他手中，实际上，张苍松到死也不知道到底写的什幺。
“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文件，是一封我中国祖母的来信，她无疑是请了一个读书人帮她写的信，我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张克里斯蒂安请精通中文的人，给翻译出来，轻轻地在镜头前念出：
“苍松我儿，从你离开那天，我就日夜思念你，经常伤心流泪。
每次我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平安健康，我就很为你高兴，为娘我也只能做这幺多了。
现在我时日不多，我干一点零工来挣得温饱，
今年江苏大雨不断，到处洪水成灾，
有的地方积水一丈，实在是很可怕。
粮价飞涨，米价涨到一千五百元，糙谷米也涨到了一千两百块。
穷人连碗稀饭都喝不上。
我们的老家山东，也是到处受灾，
很多穷人挨饿，在广东和新疆，我听说了很多难以描述的惨状。
我非常期望你回家来，让我免除日夜思念之苦，
我不知道你身在何处，我经常生病，自知天命将至。
如果你和一个外国女子结婚，给我寄一张你法国妻子的照片来。
你应该知道，我是个苦命人，我希望你能回来，记住家在哪里……”
“我认为我祖母是位......伟大的母亲……”
张先生哽咽着，镜头慢慢淡出，留出一片黑场……

应该指出，虽然法国人对华工的态度比英国人好，但法国的华工管理也有问题。李骏称“法人管理华工，多不得其法，而又不得其人”。李骏在其报告中写道，华工到法后习惯不同，文化不高，对于法人每多怀疑。法人则不谙华人性质，立规繁多，做事毫不通融，因此彼此很容易产生误会并导致冲突，小事演变成大事。“华人持棍携石，法人开枪集兵，地方法警实行干预。而华人为自卫计，不计利害。”华工在工厂常与法国及他国工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李骏在其报告中写道，“所不幸者，华人与黑人极不能容，彼此嫉视之心甚大，不知起源何故。”华工和黑人经常械斗，“两方常有死伤”。“安南（越南）人与华工则转能和恰，华工与黑人争斗之际，安南人必与华人齐心抵御。”可是，法国政府担心安南人受华人爱国言词影响，尽量将他们分厂工作。在管理方面，一般而言，法国华工营有总管一人、翻译数人。华工一切问题均由法人翻译传达，华人翻译不能指挥治安人员。而法人翻译在华多年，熟悉中国下层社会的恶习，对华工时常严加责骂，华工对其怨恨不已。

美国的欧洲远征军没有自己招募华工，而是向法国华工营借了大约1万名华工。这些华工为美军运输弹药、掘战壕等。根据劳工转借协议，从法国华工营借来的华工理应遵守法国的规定，然而美国人一般不遵守协议，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旨意来管理华工，有时还蛮不讲理地处罚华工。华工大多不愿为美军工作，美兵也常有同华工发生斗殴之事。天津华工陈宝玉后来回忆说，他所属的英招华工与驻扎附近的美兵曾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他提到，在1917年3月的一个休息日，二十几个路过的美兵侮辱几个在街头散步的华工，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引发附近许多赶来支援的华工同美兵的集体斗殴事件，导致20余名华工和10多个美兵受伤，陈本人是打架受伤者之一。在华工的强烈抗议下，美军派员到医院慰问受伤华工，并保证美军侮辱华工事件不再发生。自此群架后，美兵知道华工敢回击，不是好欺负的，肆意侮辱华工也就敛迹多了。根据李骏的分析，美军管理下的华工，处境恶劣的原因如下：第一，旅美华侨不见重于美国人。美军对在法华工也是如此。第二，美军部分士兵教养差，对华工有高人一等之感。第三，美国人性情刚烈，体格魁大，性情暴躁，对华工稍不如意，则举拳相向，甚至体罚。第四，美国人办事固执，不给华工合同之外任何奖励，让华工失望。凡此种种，导致有些华工自动逃离美军管辖的行为，例如1918年7月10日夜160名华工集体大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