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几百年间，我国封建经济得到的快速而普遍的发展，长沙地区在“楚之粟也”的基础上，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
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湖南地区的户、口数分别为12.6858万和71.7449万，其中长沙国，户4.347万，口23.5825万。这比文帝初年贾谊所说的“长沙国乃二万五千户耳”，已是大大增加。到了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即138年后，湖南地区所辖4郡，户数达64.9839万，口281.3266万，其中长沙郡户25.594万，口105.9372万。这说明，前后相距138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6倍，人口数增加近4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两汉长沙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考古材料证明，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第一，铁器的普遍使用，长沙汉墓中出土的铁器已比战国时代明显增多。长沙地区发掘的200多座东汉墓，出土了大量铁器，其中以生产工具和兵器占绝大多数，常见的铁制工具有凹口锄、铲、斧、锯、刀等。另外，长沙西汉晚期203号墓还出土了耒明器、木明器。1975年，长沙西汉中期曹妃墓则出土了木实物一件，长约65厘米，是一种由木柄和宽平木叶组成的取土工具。木柄为一圆棍，木叶前端磨损呈凹形。木工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标志。第二，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农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第三，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了许多稻谷，而且种类齐全，经鉴定，有梗型和籼型，有粘稻和糯稻，有带芒的和无芒的，有长粒的、中粒的、短粒的等等。长沙阿弥岭西汉墓出土有“万谷仓”粮仓模型，说明当时已有大型粮仓的出现，这“应是同大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庄园经济相联系的”，同时也表明当时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于是才有可能囤储大量的粮食。第四，农业有了多种经营。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大麦、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农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类如甜瓜、枣、梨、梅、柿、橙、批把、芋、姜、笋、藕、芥菜子等等。第五，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家畜有猪、羊、狗、马、兔、黄牛以及家禽鸡、鸭等。第六，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白酒、米酒、温酒、肋酒8坛。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粮食产量有了提高。
由于农业的发展，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有外调。l13年（安帝永初七年）9月，“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这是湖南粮食外调最早的文献记载。作为湖南主要产粮区的长沙地区，楚时已是重要粮食基地，到两汉成为粮仓应没有疑问了。
西汉政治上的大统一和稳定的政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长沙地区商业的兴起提供了良好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指的就是汉初统一政治环境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当时全国商业普遍兴起，如关中地区，“多大贾”，邹鲁“好贾趋利”，楚越之地亦“多贾”，并已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如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可见，汉初的“抑末”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到汉武帝时反而全面接纳了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农商并重”论，在全国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官营商业和民间商业大为发展，而投机商业有所抑制。长沙地区的商业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而发展的。
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已相当普遍。长沙汉墓出土了大量泥质（或陶制）冥钱，其中以“半两”钱和“郢称”（楚国金印）最多。西汉中期以后汉墓，则出土大量“五铢”铜钱以及“货泉”、“大泉五十”、金饼等汉代货币。如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泥“郢称”300余块，泥“半两”40篓左右。长沙9座东汉墓有4座出土大量“五铢”铜钱，个别有“货泉”、“大泉五十”出土。第二，长沙是最早使用铁钱的地区之一。1960年长沙砂子塘5号西汉墓，出土铁“半两”钱33枚，每枚重2.8克。第三，与各地的商业往来大为增加。前引《汉书·两粤传》，说明长沙国的铁器主要输往两粤，通过关市贸易，双方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汉书》载长沙国向南越国输出“马、牛、羊”等，更表明长沙国与南方各地贸易往来的密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些木胎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作坊标志。据考证，“成市”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市，一部分漆器是从当时的巴蜀地区输入的。长沙西汉后期墓葬中，还有大量滑石器出土，而广州、南昌出土的滑石器（时间稍晚），与之十分相似，很有可能是受长沙的影响而仿制的。另外，长沙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玻璃器和精美的石珠，考古学界“估计有一部分是从南海诸国经由广州传入的”。由上可见，西汉长沙地区的商业往来较前代更为广泛。
到东汉，长沙商业更趋繁荣，加之交通发达，长沙已成为南接南越、北达江淮的水运中转港，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豫章（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湖南地区的户、口数分别为12.6858万和71.7449万，其中长沙国，户4.347万，口23.5825万。这比文帝初年贾谊所说的“长沙国乃二万五千户耳”，已是大大增加。到了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即138年后，湖南地区所辖4郡，户数达64.9839万，口281.3266万，其中长沙郡户25.594万，口105.9372万。这说明，前后相距138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6倍，人口数增加近4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两汉长沙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考古材料证明，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第一，铁器的普遍使用，长沙汉墓中出土的铁器已比战国时代明显增多。长沙地区发掘的200多座东汉墓，出土了大量铁器，其中以生产工具和兵器占绝大多数，常见的铁制工具有凹口锄、铲、斧、锯、刀等。另外，长沙西汉晚期203号墓还出土了耒明器、木明器。1975年，长沙西汉中期曹妃墓则出土了木实物一件，长约65厘米，是一种由木柄和宽平木叶组成的取土工具。木柄为一圆棍，木叶前端磨损呈凹形。木工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标志。第二，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农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第三，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了许多稻谷，而且种类齐全，经鉴定，有梗型和籼型，有粘稻和糯稻，有带芒的和无芒的，有长粒的、中粒的、短粒的等等。长沙阿弥岭西汉墓出土有“万谷仓”粮仓模型，说明当时已有大型粮仓的出现，这“应是同大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庄园经济相联系的”，同时也表明当时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于是才有可能囤储大量的粮食。第四，农业有了多种经营。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大麦、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农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类如甜瓜、枣、梨、梅、柿、橙、批把、芋、姜、笋、藕、芥菜子等等。第五，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家畜有猪、羊、狗、马、兔、黄牛以及家禽鸡、鸭等。第六，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白酒、米酒、温酒、肋酒8坛。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粮食产量有了提高。
由于农业的发展，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有外调。l13年（安帝永初七年）9月，“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这是湖南粮食外调最早的文献记载。作为湖南主要产粮区的长沙地区，楚时已是重要粮食基地，到两汉成为粮仓应没有疑问了。
西汉政治上的大统一和稳定的政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长沙地区商业的兴起提供了良好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指的就是汉初统一政治环境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当时全国商业普遍兴起，如关中地区，“多大贾”，邹鲁“好贾趋利”，楚越之地亦“多贾”，并已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如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可见，汉初的“抑末”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到汉武帝时反而全面接纳了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农商并重”论，在全国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官营商业和民间商业大为发展，而投机商业有所抑制。长沙地区的商业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而发展的。
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已相当普遍。长沙汉墓出土了大量泥质（或陶制）冥钱，其中以“半两”钱和“郢称”（楚国金印）最多。西汉中期以后汉墓，则出土大量“五铢”铜钱以及“货泉”、“大泉五十”、金饼等汉代货币。如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泥“郢称”300余块，泥“半两”40篓左右。长沙9座东汉墓有4座出土大量“五铢”铜钱，个别有“货泉”、“大泉五十”出土。第二，长沙是最早使用铁钱的地区之一。1960年长沙砂子塘5号西汉墓，出土铁“半两”钱33枚，每枚重2.8克。第三，与各地的商业往来大为增加。前引《汉书·两粤传》，说明长沙国的铁器主要输往两粤，通过关市贸易，双方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汉书》载长沙国向南越国输出“马、牛、羊”等，更表明长沙国与南方各地贸易往来的密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些木胎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作坊标志。据考证，“成市”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市，一部分漆器是从当时的巴蜀地区输入的。长沙西汉后期墓葬中，还有大量滑石器出土，而广州、南昌出土的滑石器（时间稍晚），与之十分相似，很有可能是受长沙的影响而仿制的。另外，长沙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玻璃器和精美的石珠，考古学界“估计有一部分是从南海诸国经由广州传入的”。由上可见，西汉长沙地区的商业往来较前代更为广泛。
到东汉，长沙商业更趋繁荣，加之交通发达，长沙已成为南接南越、北达江淮的水运中转港，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豫章（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