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名印度裔朋友最近举行了婚礼。身着红色和银色沙丽、手臂上绘着精美纹饰的她出落得美丽动人，身着传统服饰的亲友热热闹闹地欢聚一堂，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美好极了。我自然也远程送上祝福。
“婚礼一定很棒。”我顺便恭维道。
“哎……别提了……It’s like a war.”她回应说。
她的父母定居美国已久，她出生在美国，除了家里习惯食素以外，一切已与我们别无二致。但他们的婚礼依然要按照传统举行，不同的种姓还必须有不同的规模与仪式，有的甚至要持续三四天。对她来说，这一切繁琐而劳顿，同时又令人有些困惑。

我很有共鸣。和伴侣在一起七年之久，被人问到最多的问题，莫过于“你什么时候‘办事儿’”？每当此时，我都会非常诚恳地回应道，“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不办婚礼……我们都不想弄得太复杂。”
其实我的内心是“婚礼蠢极了，婚纱照比婚礼更蠢。呵呵。”
诚然，在家人和朋友的“祝福”中举行仪式，能算得上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或者美好记忆。但让我很难受的是，现在大部分的婚礼，就是一个掺杂着权力结构的“中西合璧”的怪胎，将每一对新人搞得疲惫不堪，不得不用“真爱”来为自己催眠。

把我们的婚姻，塞进社会规则里
一提到婚礼二字，年轻人眼中一定会有“盛大”、“浪漫”、“梦幻”乃至“奢华”等幻想，但实际上，这些对于所谓“西式婚礼”的刻板印象，都源于近几十年来媒体与社会中消费主义的渲染。
传统的西式婚礼，指的是基督教婚礼，通常在教堂中举行，强调的是宗教上“以上帝之名”的承诺。婚礼的仪式由神职人员（一般是神父或者牧师）主持，也与教堂里举行的弥撒（Mass）有相通之处。我也曾有幸参与过一名朋友在真正的教堂里举行的仪式，整体气氛与其说是“浪漫”，不如说是“庄重”——在过去，宗教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不可忽视，接受洗礼、参与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化的一部分，而婚姻，自然也需要“上帝的见证”才能合理合法。

实际上，“浪漫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在西方一直要到维多利亚时期才被普遍强调起来。当时的新兴中产阶级逐渐脱离了宗教和家庭传统，注重个人生活，所谓“罗曼蒂克”的意向开始走入婚姻与关系中。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和丈夫阿尔伯特的婚礼上，选择了一袭象征“纯洁”和“独特”的白色婚纱，一时成为上流社会推崇的标杆，“White Wedding”一时风行。白纱象征的“纯洁”，作为一种传统被保留下来，并被赋予了浪漫的意象，究其根源，是当时对于性别角色和婚姻的认知。
后来，婚礼的消费主义之风随着改革开放刮进了国内，其中影楼和酒楼可谓是其中的急先锋。对浪漫婚姻的想象，取代了过去的“为革命而结合”的叙述。
在没有教堂、缺乏公众空间的中国大小城市，酒店和酒楼成为了为数不多能够“聚众”的场所，由婚庆公司安排主持的流程成为了流水线产品，嫁接了“宣誓”、“交换戒指”、“亲友见证”甚至“父亲把女儿交给丈夫”等在西方影视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浪漫桥段，并配备了服装、道具、音响乃至摄影等一切必备的要素，生产出了一整个套路。

其中也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本地化”。铺张的中式酒席，自然而然地代替了西式的冷餐，而西式婚礼中的“第一支舞”，因为大部分人群并不擅长在类似场合进行“过分的肢体表达”而被拿掉；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的“花轿接亲”，通过租用酒店房间和车队代替；向父母敬茶的环节，也会安插在所谓交换誓言和戒指之后突兀地进入，让人不知道信上帝还是信祖宗——而且，一些地方还会穿着婚纱去酒店里“闹洞房”，真的不违和吗？
婚礼就仿佛一场设计好的表演，是一种拼贴了各种元素的自我发明，一切的目的都在于宣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婚姻，按照世人的想象，塞进默许的社会规则里，并接受人们的承认。

演一场符合“性别想象”的戏
所谓“中西合璧”的婚礼上对于性别角色的演绎，无不充斥着流水线的简单粗暴，这种对于“传统”的浅薄诠释每每被穿上“爱情”、“责任”、“浪漫”的外衣，简直是在侮辱这些美好的词汇。
之前不知道哪个男明星娶女明星的时候说过一句，“在办婚礼这事儿上，我没有预算，必须全心全意给她最好的”。多少少女心爆棚的女生纷纷点赞，并暗示自己男友，需要用一场“盛大而浪漫”的婚礼满足自己对于城堡和教堂的想象。但是这背后的隐喻是危险的：男性用物质的投入来体现对女性“占有”和“收买”。
即使不能一掷千金，人们也会用其它的形式，给予这种秩序一种让人不快的隐喻。
我曾经在一场密友的婚礼上，见证了“伴郎团”为了帮新郎闯进新娘的房间“接亲”，而受尽了“伴娘”们的折磨——狼狈的撞门，询问尴尬问题，被灌下不知道什么的饮料，然后一身笔挺西装的新郎，被迫趴在地上寻找新娘被藏起来的婚鞋。我在旁边看得好不尴尬，但每个人看起来都十分入戏——“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怎么能够把新娘抱回家呢？”
我在一旁和一名朋友说，如果有婚礼，我倒宁愿带着姑娘们，骑着自行车去接新郎。朋友说，“你老公肯定不愿意，哪有老婆接老公的，太尴尬了。”可趴在地上找新娘的鞋就不尴尬么？！为什么必须有这种将折磨合理化为“英雄救美”的剧情？

婚礼上对于性别秩序的想象，多到难以忍受；愿新娘做个贤妻良母早生贵子，愿新郎事业有成撑起家庭云云，尚且不提；甚至有时候并不仅仅是新郎新娘，这种性别秩序也投射到了伴郎伴娘之上。传统上担任伴娘的都是未婚的年轻女性，她们堂而皇之地以“陪嫁”之名（即从前的媵或者女眷），被男宾灌酒、戏耍甚至是猥亵，顶着“传统”行粗鄙而惊悚之事，演成了带着物化女性色彩的下三滥戏码。
所有这些，与其说是给新人的“仪式”，不如说是新人通过做这些在常人看来是传统的事情，演给宾客一场带有社会秩序隐喻的戏。所有的参与者都在这场表演中看到了心理预期中的桥段，甚至参与其中、成为现有秩序的一部分，从而找到一分融入的安心感。
于我而言，我和伴侣之间从来不存在英雄救美，也不存在夫唱妇随，我没办法违心地将我和伴侣之间并不存在的关系，演给我的朋友和家人们看。
但是，“他们要看”却是许多年轻人们需要面对的难题——包括我自己。

“终身大事”的家庭和社会权力
其实，决定不办婚礼，我和伴侣也并不是没有遇到阻力。特别是男方的母亲坚持要办，不然“没法跟亲戚朋友交代，我儿子怎么能这么‘不听话’，随随便便就把婚结了呢？”
即使现在父母无法插手子女具体选谁结婚，但遵循父母之命办一场事儿，依旧是家庭内部权力的体现。父母需要子女在仪式上的敬茶答谢，需要在表演中向亲戚朋友确认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诚然，在传统社会的视角中，婚姻更像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子女在婚姻中从属父母和家族，而这种关系必须在仪式上得到确认。
在一些地方，婚礼更是家庭间权力和关系的体现。“办事儿”是亲属和有社会关系的人之间进行联络甚至物质交换的场所，更是社会地位的直接体现。在哪儿办，办多少，无不是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慷慨程度和社会网络的具体体现。把自己的孩子终身大事给解决了，更是父母在社会压力下的任务之一。

物质方面——表达心意的结婚礼品，在西方是由新人在百货公司开列“礼品清单”，由参与婚礼的亲友购买；而在国内，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份子钱”，用于 cover 婚礼的开销，甚至变成了流通于社交圈的物质媒介。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撒出去的“份子钱”，对收入一般的家庭来说，不得不说是巨大的开销，也必然要靠自己办事儿“回收”。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这种秩序已经将人裹挟进去，投入的沉没成本，也只有靠屈从才能收回。
恐怕，这才是某些婚礼即使 low 到不忍直视，也一直存在并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期望脱离原生家庭的我们，怎么办？
我和伴侣来自不同的省市，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相遇；与我们相同情况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即使他们在北京、按自己的心意举办了温馨走心的仪式，但也不得不各自回到老家，按各自的路数演一套俗不可耐的戏码。每一场仪式都是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折磨与应付，以及时间与金钱的极大消耗。
我们与原生家庭的羁绊依旧存在，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对抗秩序的精力和决心。有的时候，我们选择妥协，或者寻找一种折中。即使婚礼是充满糟糕隐喻的粗陋戏码，是家庭和社会权力的残酷体现，但最后，也是我们“逃离”原生家庭的困难、与无法真正逃离的无奈。
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仪式”，留下美好回忆，但又不愿裹挟进原生家庭和亲情社会中。这就像我们希望婚姻为浪漫关系树上里程碑、肯定对彼此的承诺，但又不得不忍受“婚姻并不是个人的事情”的现实，以及前现代社会加诸于个人身上的伦理枷锁。
许多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选择了逃避婚姻本身。这种裹挟着传统的 commitment，或许太沉重——即使有，他们也会在婚礼前夜的 Bachelor Party（单身派对）中尽情放纵、不醉不休。或许，这也是一种极尽个人精神的表达方式吧。

而我和伴侣呢？
我们很幸运——离家很远的我们至少不必忍受催婚礼、催娃、催二胎的耳边风，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叛逆让他们接受的诧异目光，可能多多少少对父母是一种伤害。但我们相信，会有其它方式去弥补、去体现对他们的关爱，比如帮他们买他们舍不得买的东西，带他们旅游，或者在他们转发养生鸡汤和谣言的时候、忍住吐槽的冲动，耐心多解释几句。
不办婚礼，也并不代表没有家人和朋友祝福——除非你把祝福定义为凑成吉祥数的现金。我们依然相信，不要婚礼的叛逆是对于我们的关系最正确的选择，也是对这个我们并不喜欢的秩序的一种力所能及的对抗。或许等到我们的儿女结婚的时候，无论他们怎样结婚、同谁结婚，我们都能真正不带任何目的地送上美好的祝福。

不让屌砸花钱的女人不是好女人

-请认真地做完以下步骤：
①盯着我的ID看3秒钟
②接下来，盯着我的头像看3秒
③把它们都用心记住
④闭上眼睛，试着在脑海里回忆一遍，看看是否记住了
⑤没记住的话再重复以上步骤，直至记住
⑥终于记住了？不会再忘记了？
那好，你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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