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说到整个华夏历史，有两个人是无法绕开的，孔子和商鞅。这两人就如同硬币的两面，互不待见，但却又相伴而生。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比商鞅出道早，也使得儒家的粉丝量也比法家的多。到了战国时，儒家庞大的学生社团直接让孟子成为了各堂口话事人的座上宾。但他们的势力越大就越展现了他们的囧态和尴尬，因为没有哪个话事人愿意让他们当自己的小弟。这让儒家这个从古至今的目标就是抱大腿，给话事人当小弟的学派，十分尴尬。
与儒家相反的是，优秀的话事人们总是喜欢去寻找法家学子来当自己的小弟。儒家对此表示，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

一：夏商周的管理模式
大禹通过治水成功而获得的巨大声望和对自己社团的强烈整合，使得大禹的社团成为了当时能量最大的社团。大禹也因此建立了华夏第一个以族权为统治模式的封建王朝，华夏也正式进入了封建时代。所谓的武林至尊就是大禹，至于他有没有屠龙刀，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这种族权的管理模式一直持续到了东周。由于族权的特性是大族控制小族，公族压制旁族，于是反抗和不满就会不断的蔓延，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楚国的崛起。

楚国和其它周王室的嫡系诸侯不同，怎么看楚国都有点像厨房女佣和少爷胡搞出来的私生子一样。他们长期受到嫡系诸侯国的歧视，也正是因为这样，楚国的反抗心理极其强大，所以楚国第一个称王，跳出来掀了桌子想抢屠龙刀。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族权模式具有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在楚国的身上表现的玲离尽致。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族权模式开始在天子势微的情况下逐渐崩溃。
但这种崩溃并不能造成周天子被彻底取代，因为族权不仅是周天子的管理模式，也是其它诸侯的管理模式。所以春秋五霸都要面对自己堂口里的地区经理的造反问题。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秦国乱政，这些事情的根源就在于族权管理模式的弊端，排他性和扩张性。
这种模式被终结是因为商鞅，和他提出的官权管理模式。

举个例子。
私斗是秦国内部特别常见的事，而私斗的根源就是族权的排他性。两个相邻的村子，因为水源无法被公正的使用而发生大规模私斗，这在《大秦帝国》中已经有过描述。管理水源的人由于族权思维，总是想着为自己的族群争取更多的利益，甚至还有自恃自己是宗族，大族自然要比别人更需得到优待的心理。这就必然会导致和其它族群严重矛盾，最后刀剑相向，打得血里面捞骨头。
解决这种矛盾的钥匙就是官权。

三：商鞅的黑算盘

商鞅的争议主要有三点，限制诗书，连坐告奸，重农抑商。
其实把这三点放到当时的大环境，和族权与官权对立的根本矛盾中就能很好解释了。
首先，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绝不能抛开他所在的时代背景，这是常识。商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族权急于寻求控制力但却又无能为力的时代，这是族权的本质决定的。如果商鞅没有在官权上实践成功，那华夏必然在漫长的历史中走向真正的分裂。
这里点一下，那些认为华夏如果分裂会比欧洲还富裕的人。只能说有人能容忍这种学龄前德育教学缺乏，以为脑袋这种东西只是用来显个高的人的观点，是这种人最大的庆幸。

由于秦国处在随时会卷入下一场大战的危险当中，所以打破族权思维的惯性就不能用润物细无声的手段，必须用点小阴谋。
我个人觉得连坐告奸就是一种赤果果地拉仇恨。想象一下，你和老张头原本都是一个族的，尽管分地了也还是在同一个村，你的惯性思维依旧是觉得族长还是话事人，起码族长叫你做事的时候你还是要给面子的。族长肯定也觉得一个里正没有自己的帮助也管不了这个村。
但无意中你发现，老张头当了另一个邻居老李头的隔壁老王，因为连坐法你必须去告奸，于是老张头被抓了。接着全村人都知道了，你和老张头还有老李头也就都接下了梁子。然后当有一天，原来的族长来找你们三家办事，请问你还愿意去吗？
告奸连坐有一些极端这必须承认，但在更大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告奸连坐不仅降低了犯罪率，更重要的是让原来的族权惯性思维被彻底打碎了。因为相互的仇恨，原来的族长也再也聚集不起自己过去的族人了。

真是太TM机智了！
这一制度到底是好是坏了？个人觉得就当时的大环境来说，商鞅的这种做法不仅聪明，而且很有必要。但从法家整体的发展来说，这种做法会带来隐患。这种隐患也为后来法家的失败加大了助推力。

第三个争议：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贯穿整个华夏历史的主旋律，也是很多人诟病华夏历史时最喜欢用的一顶大帽子。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个人觉得不是，相反重农抑商反而让华夏历史上出现的商人都是牛逼到能和太阳肩并肩的程度。
说到华夏的商人就不得不澄清一点，就是我们的商人到底是什么性质。
我们的商人一开始大多数不从事生产，而是选择投机或者说是东买西卖。他们负责的是物资的转运，调节他们转运的唯一条件就是价格杠杆。最早把这一点参透并运用地出神入化的人是管仲。

四：关于法家的失败

法家失败了吗？其实从秦的覆灭来看，法家失败了。造成秦速亡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还是刘邦的那句，天下苦秦久矣。
这个天下苦的到底是什么？秦的徭役？秦的赋税？还是秦的法律？
个人认为三者都有，不过前两者都可以因为扶苏的上台得到改变，这也是为何有如此多的人对扶苏感到惋惜的原因。但第三条却很难做到，甚至是直接导致秦灭亡的根本。
之前已经说过，商鞅变法实践的是王权为根，官权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了让官权取得大于族权的合法性，商鞅用法律代替了礼教。任何不遵循法律的官员都是没有合法性的官员，这就是官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本身也是极其正确和超前的。
可是法律作为一个有形的条款，它是能被操作和规避的。更重要的一点，法家基因中有一条被忽视的染色体，就是他们喜欢用政策来“调戏”百姓。最好的例子就是之前举例的用连坐告奸来拉仇恨的“小阴谋”。

之前已经说了，连做告奸是当时快速打破族权惯性思维，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但这留下了隐患，那就是王权为了让自己的执行力不断增长，于是不断地开始推行有利于整个王权的法律。
其实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好的，因为王权已经彻底抛弃了落后的族权，选择用官权来管理社会，并学会了用政策来调整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会造成过分的局面出现。这就是秦国到了始皇帝后期时期所面对的局面，也是后世每一个强势皇帝都会遇到的局面。而法家对这种局面却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法家失败了。
造成法家对这种局面无能为力的根源在于帝王之术的成熟。
官权的运行需要一个无形的条款限制，而法家并没有提出这个条款，相反他们十分依赖有形的条款，这就导致法律在王权的手里可以被随意打扮，造成这个局面的最主要推动人就是韩非子推出的帝王之术。这个后面细说。

儒学无意中发展出的行为论为法家的官权提供了钥匙，官权的运行必须在这个行为论的范畴内，因为一旦于跃就会造成官权和其依附的王权彻底失去合法性。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李世民和杨广。
这一对倒影一样的帝王都是将官权用到了极致的人，但李世民遵守了行为论，杨广无视了行为论，结果杨广被百姓所抛弃。
行为论到底是什么？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目前得到的浅薄理解就是，行为论是官权保证民权利益，甚至是官权最终离开王权选择依附民权的灯塔。
官权作为一个比较小的权利，他需要依附其它的三项大权：族权，王权，民权。而华夏的官权最后在行为论的引导下倒向了民权。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经历了整个中华近代史才完成。

官与官之间会出现内斗吗？这是自然的，因为理念，追求的不同，官员间会有异见，可是只要王权作为一个合理的仲裁者就能保证这种内斗是良性的，互相促进的。相反，如果王权想通过官员间的内斗加强控制力，获得主导地位，就会必然用帝王之术使一派打压另一派，这样就会造成官权向族权的退化。
一旦退化成族权就必然会因为族权的排他性导致内斗，甚至内战。

太长先马，明天看

写的真好，有一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