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的疆土，是由若干个自然或人为划分的地理区域构成的，它们在政治生活里有着不同的地位，发挥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别。在某个历史时期，总是有一个或几个重心地区占据着优势，驻扎着最强的政治势力，他们的活动对全国政局的演变起着支配作用。西周时期，我国的政治重心区域是王室直接统治的王畿，它包括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以及联络两地交通的豫西走廊；首都镐京和别都洛邑设置在两地，由周军主力“西六师”和“东八师”分别戍守。天子以丰、镐为根据地，定期到洛邑接受各方诸侯的朝觐和贡纳；分封的诸侯邦国散在四周，拱卫王室，遵从其指挥、调遣。
      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泾渭平原听任戎骑横行，平王被迫放弃丰镐故地，东迁洛邑；全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从而发生重大变化。王室领土狭小，势力衰弱，丧失了对诸侯邦国的军事优势和统治权力，它所在的伊洛平原不再是政治重心地域，一时出现群雄并起角逐的混乱局面。到公元前7世纪初期，齐、晋、秦、楚实力强盛，脱颖而出，成为东亚大陆上对峙争霸的一流强国。随着它们的领土扩张，构成了新的政治地理格局。按照当时各个邦国、部族集团在政治活动中地位、影响的差别，东亚大陆可以划分为三个较大的地理区域，那就是周王室和华夏、东夷中小诸侯所在的中原地带，齐、晋、秦、楚及后起的吴国等列强盘踞的弧形中间地带，戎狄、西南夷、南蛮和越人等落后少数民族主要活动的周边地带。其概况分述如下：
      (一)中原地带   其范围由东往西，以沂山、泰山、黄河中游河段为北界；至洛阳盆地的西端折向东南，沿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脉到长江下游为南界，顺流而至东海。其外围是齐、晋、秦、楚及吴等争霸强国的疆土。
      中原地带的西部，尤其是中部为其主要部分，包括伊洛平原，豫西山地的东段，嵩高、外方以东的豫东平原、鲁西南平原和豫南汝、颍流域的丘陵地区，居住有周王室和郑、宋、鲁、卫、陈、蔡、曹、许等众多华夏中小邦国。其地理位置处于东亚大陆的核心，就自然条件来说，是当时全国最为优越的，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于人们居住及农作物的生长；黄河从孟津以下流势渐缓，支流分泻而出，经过多年的堆积，形成辽阔的黄淮海平原及汝颍流域的丘陵坡地，土质肥厚软沃，易于耕作，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得到了开发。
      豫东、鲁西南平原在古代地势卑湿，湖沼密布，较为著名的如孟诸、巨野、雷夏、荥泽等等，不胜枚举。湖沼附近草木丛生，鸟兽繁息，有利于采集、渔猎活动的开展，可以做为农业生产的补充。
      中原的西部、中部河流众多，除了黄河、济水、淮河等巨川之外，还交织着伊、洛、汴、睢、濮、涡、汝、颖等诸条水道，对发展航运和灌溉事业亦较为理想。因为当地具有许多优越条件，自武王克商、周公东征以后，西来的征服民族——周族便逐步占据了这片沃土，原有的土著民族——东夷、殷人则受到他们的驱逐和统治。如杨伯峻先生所言：“姬姓所封诸国，多在古黄土层或冲积地带，就当时农业生产而论，是最好或较好之土地。”[1]
      在经济活动方面，中原华夏诸邦不仅有着“重农”的历史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也很高，很多产品闻名遐迩，“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2]。那里的地势平坦，人众车马行驶便利，周之洛阳与曹、宋的陶均被称为“天下之中”，这两地与郑国都城均是交通枢纽，道路交汇，是西方邦国、部族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处，因而成为春秋时期繁荣的商业都市。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领域里，中原诸侯只是扮演二三流的附庸角色，受到弧形中间地带列强的操纵和压榨，不能独立自主。王室在西周为天下共主，其实力足以震慑海内，征讨不庭；鲁、卫也是周公所褒封的大国，为天子股肱。然而到了春秋，它们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衰落，王室仅仅保持着虚有的头衔，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由霸主掌握最高的统治权力。鲁、卫、宋等国必须倚仗晋国的保护，以免被齐、楚吞并;而陈、蔡、许等皆仰楚国之鼻息，乃至社稷几度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