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我所认识的教授之中，朱先生是我接触最多、也是忘年相交最深的一个。碰到不少北大的老师，都说朱先生很勤奋，甚至是最勤奋的一个。对此，朱老师解释说，这种勤奋，并不是出于明白，而恰恰是出于自己的不明白，因为有许多事情不明白而想尽快地弄明白，尽管如此，有些事情却始终未能弄明白。例如，关于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并不了解。但是，又不能等了解了再去生活。只能是边生活，边了解。
朱先生批评那种坐而论道，“不抓住每一顷刻实现中的人生，而去追究过去的原因与未来的究竟”，做“无穷追溯”的倾向。“这道理哲学家们本应知道，而爱追究最初因和最后果的偏偏是些哲学家们。”这是“不通达”。他认为，应该恰恰相反，求诸于抓得住的现在，而不是渺茫不可知的未来。
他有理想，但很现实；他重悲剧，但不悲观。“孔子看水，发过一个最深永的感叹，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本来就是流动的，单就‘逝’的一方面来看，不免令人想到毁灭与空虚；但是这并不是有去无来，而是去的若不去，来的就不能来；生生不息，才能念念常新。”
朱先生在《无言之美》中，就已经提出了他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他认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他还说：“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话表面看去，不通已极。但是实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便呆板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到创造成功的快慰?”
人生中碰到麻烦和痛苦，这是免不了的，即便是在自己的家里，即便是出于爱。不过，对于人生，总体上朱先生是很达观的，对不如意的事情看得很开。
在文人圈子里生活，又会有一些特别的麻烦。他回顾说，年轻的时候，自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但是，你想躲避是非纠纷，是非纠纷却非敲你的门不可。而事实上，最容易得罪人的，就是说真话、做实事，特别是做成功了点什么，有了一点名气，你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容易成为靶子。
在那大张旗鼓的全国性的美学大辩论中，尽管朱先生已是“千夫所指”，但他依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并不正确的批评。他保持着他那挑明问题，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的读书人准则。他的精神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不辜负世界的恢弘和人生的丰富，不勉强一切人都走一条路。
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点发展到了极致——尽其可能去发现批评他的人的优点。尽管许多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对朱先生口诛笔伐，但朱先生认为：由此可见他们的了不起；所以，被批评的人，气量可以大一点，不必有太多的抵触。
后来，我自己的岁数也在慢慢增大，经历也多了起来，我也看到了人生的悲剧因素。我很想把自己的体会告诉先生；然而，这时他早已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