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洁

生活是什么颜色？是红色吗——一片热情？是蓝色吗——淡淡的忧郁？或者是黑色——代表记忆的荒漠

一切已经尘封，向被定格般地没有一丁点儿生气；还是白色——未知的将来，紧握手中的笔在这片白色上信手挥洒……

我不清楚，我的生活是一道儿白，一道儿黑的，说不清究竟是活在哪里。哪里是来路，那一条又会是去路！我只是一只小小的蜗牛，载着我的迷惘和从前，不倦地在这里爬着，不问结果，只寻色彩。或许，在明晨的露水还未干时，我的生命却已逝……

入女大已有一月余，每天上完必修课之后，我便夹着讲议回宿舍，只有在这个时候回去，才能清清静静。

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哪可能那么容易便在我们中寻着？自欺欺人罢了。五号楼里的二等人，自认了。我们的房间才十二平米，四张床（幸好不是上下铺的），两张写字台靠窗放着（上面没有我的东西）,通常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这两个小时里是安静的，我一个人转来转去，也不嫌地方小。我便乘这两个小时空闲温一遍书，记几笔日记，再用最快的速度打饭、吃饭，而后用最后的几分钟去冲个澡。

如果计算不失误的话，当我挂着湿发、踩着拖鞋推开寝室门时，三位史学大小姐准各自坐在床沿，大口地抽着烟，品着加奶咖啡。我怕闻见烟味——我的肺还不想提早退休；我更不想和她们理论——她们知道鸦片战争比我知道自己还多；更怕她们说我老土，不懂“摩尔”。我还讨厌她们冲咖啡的那股味道

那股子优越劲——“史学家”就非得半夜里绿着眼睛坐在床上聊天吗？医学上把这叫做“失眠”——神经衰弱？在她们十二只眼睛（有六只隐形）的注视下，我换上不透气的球鞋（乘晚上她们聊天时，把刚洗好的脚伸出被子晾晾，意在让她们少说话——即便是想说，也不一定想得出词儿），而后夹上讲义，说一句，“我上晚自习，别把门带上！”最后从三楼绕到一楼，出门。

从宿舍到教学楼大约是五分钟的路。晴天和雨天我选择不同的路去教学楼。若是晴天，我便在宿舍楼门前立一小会儿，大多时候能看见落日。这时，天空是一片淡淡的血色，太阳很大很圆，金色的，难怪李清照曾写过“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的词句，这种感叹也常痛在我心底。

小道是通一池百来米的小湖的，数完香草之后，便见这个小池。可能是因为含氮营养物过剩，池里长满了浮萍和许多不知名的蕨类植物，底下早看不见一隙池水。刚入校那天，我忘了戴隐形眼镜，还以为这是一片草坪，乐得我直往这里奔，没差几步就要落进去了，亏得当时有个校工拦住我，说那里是池塘，不然我早就要saygood–bye了！傍着池塘有一张石桌，围着四只石椅。太阳将落时，一屡残阳投在石桌上，我总忍不住在池塘边小坐，浸在淡淡的香气中，我几乎能忘记寝室里面和室友们不快地场景，只有在这里，我才忘忧

小坐之后，再直着走上另一条小道，经过三幢教学楼之后，第四幢就是了！若逢雨天，我便不绕圈子，直直地去教学楼。不过，我得老着脸经过四幢宿舍楼，穿过操场，经过电影厅，再穿过走廊也便是了，这种走法实打实的五分钟
　

…正想着，郑先生踱进来了。郑先生叫郑立基，人长的精精瘦瘦，大约才是一米七。我总以为他是个奇怪的人：他的头发才三四寸，一张脸很威严，不常笑，镜片后的眼睛很深邃。他的一套西服好像也有年头了，洗得褪了色，但依旧很干净。郑先生是个留守男士，师母只身去了香港，几乎没一点音讯；不过史学千金们打听到郑先生和师母的婚事是双方的父母订的（世交嘛！），两个人做了两年的戏，而后郑师母生了个儿子留给先生便飞去了香港——不愧她们是学史的！于是，我们这些“疯子”对郑先生又多了一份同情

　“李景宋同学，李景宋！”我听见有人叫我，是郑先生！我立即抬起头，看见先生瞪着我，完了！我不知道他问什么，只能嗫嚅着，“不，不知道……”郑先生轻轻摇了摇头，“我没问什么，你又不知道什么不知不知已知矣，是我教学失败呀！”“我，我…”我想辩白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总不能说我不屑于看“五四时期”的文章，那缘何当初还选中文系，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于是乎，我在散课之后灰溜溜地回了宿舍——不闻奇草香，唯记严师责！不记得我怎么盘完三楼的，尔后扑上床，不由地哭了，睡着了。

　　“谢谢，琦琦。”我给她一个感激的微笑，又瞥了眼顾琳琳和杨旻捷麻木的表情，“这就去了。”这顿饭索然无味——盛饭时，我看见郑先生从我面前走过去，他居然装作没瞧见我！我猜他一定气坏了！我绕了好久才回寝室，那里已是云雾缭绕，我轻轻坐上床，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听她们谈衣服、谈烟、谈男生。夜里，我头一回睡不着觉，好像油锅里的鱼一样毫无知觉地翻过来翻过去，眼见窗外一点一点地亮起来，黑暗一点点被黎明撕裂开，我无声响地起床，呆立在窗前，且一直想着郑先生摇着头的那张失望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