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内容之一。汉代人也十分看重“面子”，且维护“面子”的方式似乎更为激烈。汉代官员自杀者数目众多，其原因大都缘于不愿下狱，“义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阙下自刭的盖宽饶，也有年逾六十的经学名家萧望之。司马迁深愧遭受宫刑而苟活，他在《报任安书》中用“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郁。周党为乡佐所辱，与乡佐约定时间决斗，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决斗事例。在忠孝节义观念支配下，汉代社会对“面子”的维护，由自身扩展到对家庭和亲族尊严、再扩展到对主人和师友尊严的维护。弥漫汉代社会的复仇行为有宗亲、主臣和师友三种类型，可以说这三种类型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实践。与以后的一些朝代不同，汉代主流文化对复仇行为持同情和肯定态度。清代学者赵翼曾被汉代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的行为所打动，在《廿二史札记》中用颇长篇幅记下了这些感受，这些感慨也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
崇武尚武是汉代世风中颇有特色的内容。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上，较力、徒手和使用刀剑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见的内容。徐州汉画像石上有表现力士拔树的场面。汉代可能已经有类似《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民间传说。当时较为正式的举重活动是扛鼎。除人们熟知的项羽“力能扛鼎”，一些贵族如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也以能扛鼎留载史册。武帝在宫中设鼎官，判定殿前举鼎的成绩。值得提到的是在汉代画像文物上描绘了人与虎、野猪等猛兽的搏斗，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徒手制服野猪和一人同时与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许多比武和斗兽者都是社会上层，文人们也参与其间。司马相如、田畴、崔琰善击剑，王充朝夕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在兽圈中刃毙野猪……钱穆先生说汉代文人性格质朴，拿起笔可撰文，放下笔可耕田。其实汉代文人也不是后代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这既是尚武精神的结果，也是时代的重要标志。
生活在汉代的人们，率直而较少含蓄，开通而较少压抑，粗朴而欠圆通，勇敢而鄙视怯懦。汉帝国拓疆开土，凿空异域，以及社会秩序的形成，都与这些精神风貌息息相关。星移斗转，汉代精神风貌中有些内容虽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溅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撄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