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毫无疑问，培养杰出人才，高等教育实乃关键所系，而要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才问题则是核心。建设一流的大学必须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这早已成为各界的共识，惜乎受制于种种因素，未能有效突破。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才能有效摒弃功利浮躁之风，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让“大师”辈出呢？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把眼光转向近代德国大学的崛起之路，或许不无借鉴价值。

寻根溯源，德国大学的崛起某种程度上拜拿破仑所赐。两百年前，盛极一时的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居德意志众多邦国之首的普鲁士自然没能幸免。德国大诗人海涅曾如是说：“拿破仑呵了一口气，就吹掉了普鲁士。”大败之后，痛定思痛，国王威廉三世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办亡国了的。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

在“教育立（兴）国”思想指引下，教育家洪堡出任内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长，推动了柏林大学等一批近代大学的诞生。与之同时，洪堡还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大学三原则。为了指引大学教师进一步静心从事教学和科研，他又提出了“科学五原则”：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仅仅是第二位的，而对真理进行的自由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正所谓：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心无旁骛，才能醉心科研。

除了确立大学的办学原则和基本精神之外，还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比如确保教授享受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待遇，严把大学教师的准入关，强调要有献身科研的精神，学生的学习有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里去学习，绝不存在任何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级别限制……

于是，大学成了学习和研究的乐园，随之德意志人迅速居于世界科学的领先地位，甚至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期一度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涌现了高斯、哥德巴赫、赫茨、普朗克、爱因斯坦、伦琴等一大批科学巨匠，而德国的崛起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诚如德国史专家李工真教授所言，类似德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学可称为“国兴科教”模式，其特点在于用“专制”方式实现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国兴科教”模式或许与我们的国情不无相通之处。事实上，当年几度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先生在入主北大期间亦曾有过尝试，短短几年，便使北大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清华已经宣布建成国际一流大学。真不要脸。380亿。却没有拿得出手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