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的发展史（2）
(2)中国古代在声学上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物理学中，声学的成就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有特别加以记述的必要。
〈1〉乐器制作与乐律理论：
中国古代音乐是世界文明中的一个宝库。河南舞阳县贾湖村的骨笛，是公元前5000～6000年 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乐器。西周时期，见于《诗经》记载的乐 器就有29种，其中频率固定的打击乐器有鼓、磬、钟、铃、(摇鼓)等，调频 弹拨乐器有琴 、瑟，管尖乐器有箫、管、(陶埙)、笙等。《汉书•律历 志》已将当时的乐器品种按质料分为八种：“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丝日瑟。”从众多出土的古乐器中，引人注目的是编磬(图2)和编钟(图3)。编磬是用特 殊石头(如玉石)制成的具有若干固定音列的组合磬。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殷代大理石磬，图2编磬(引自朱载《乐律全书》,《四库全书》版)
82×42×2.5厘米，音色浑厚如铜；1970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楚国编磬25只，其形状已 颇为规则，音域达三个八度。编钟是由一系列铜制的钟挂在木架上的组合钟1978年在陕西扶 风曾出土了西周的青铜编钟，1979年在湖北隋县的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公元前443年的编钟 ， 一套共65件，总重2500余斤，总音域跨五个八度，12个半音齐全，音色优美，效果极佳，充 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音乐、治金和乐器制造水平之高超。 图3 编钟(引自朱载《乐律全书》，《四库全书》 版) 由于重视“礼、乐、术、数”，我国古代研究乐音数学规律的律学相当发达，《二十四史》有许多律历志的记载。最晚到殷商时期已产生了宫、商、角、徵、羽五声，西周编钟已刻有十二律中的一些铭文。以黄钟为标准音高之首，逐次按半音降低，就形成了十二律。最早的乐律计算法见于《管子•地员篇》中的“三分损益法”，约产生于公元前7～3世纪间， 即将主音律的弦(或管)长三等分，取其两份(全管长的2/3，为损一)，或增加一份(全管长的 4/3，为益一)，依次确定十二律中其他各律的方法。这种以弦长为准的方法，与欧洲当时以 频率为准的五度相生法是成倒数关系的。16世纪末，朱载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算法。十二平均律是我国对音乐声学的重大贡献。
〈2〉声的传播与发声原理的探讨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记载：陈遵在造江陵金堤(公元512～518)时，曾利用鼓声推算高地的高度，可能是利用鼓声的传播速度推算的，这一记载很有意义。
对于发声原理，东汉王充在《论衡•论死篇》中先说明人的语言是由于'气括口喉之中，动摇其舌，张合其口”而生的，然后推广到“箫笙之管，犹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犹人之动舌也”。宋代张载(1020～1077)及明代王夫之(1619～1692)进一步形成“形”(物体)与“气 ”相冲突而发声的观点：“声者，形气相轧而成”。可以是“两气”相碰，如“谷响雷声之 类”，“两形”相碰，“桴鼓所击之类”，“形轧气，羽扇鼓矢②之类，…气轧形，人声笙箫之类”(《张子正蒙注》)。明宋应星具体考察了声的发生的几种情况：“冲”(飞矢”) ，“界(“跃鞭”)，“振”(“弹弦”)，“辟”(“裂缯”，即撕丝织品)，“合”(鼓掌)， “击”(挥椎)。他认为发声第一必须有气：“气而后有声”，“气本浑沦之物，分寸之间， 亦具生声之理，然而不能自生”；第二必须是“以形破气”，“气之一动”，“急冲急破， 其声方起”，例如“击物”就是“气随所持之物而逼及于所击之物有声焉”。(《论气•气 声》)
关于声音发生与传播更为深刻的见解是王充和宋应星指出的。王充在《论衡•变虚篇》中将 鱼“动于水中，振旁侧之水”与人的“操行”(行动)引起“气应而变”加以对比。宋应星则 明确提出“物之冲气也，如其激水然。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 一拳而止，而其文浪以次而开，至纵横寻丈而犹未歇。其荡气也亦犹是焉，特微渺而不得闻 耳。”(《论气•气声七》)。他们明确指出：“气”被“冲”如同“水”被“激”，“荡气 ”与水的“文浪”相似，可从“一拳”依次“开”至“纵横寻(古8尺)丈”犹未止，只是“ 荡气”微小到听不见而已，这就是“气声”。对声波的发生与传播从物理上分析如此精辟， 在我国古代物理学中是很突出的。
关于共鸣现象的趣闻，庄子调瑟时发现共振现象，沈括在弦共振时作纸人试验，喷水鱼洗的研究等，文献记载相当丰富。
〈3〉古代建筑中的声学效应
利用声学效应的建筑在我国已发现不少。古典籍中关于空穴传声类的记载与建筑有关的也有 “地听”、“墙听”(《墨子•备穴篇》)等。用陶瓮口向内砌墙可以隔音，在琴室及戏台下 埋大缸可增加混声回响效果。著名的北京天坛中的回音壁、三音石与圜丘都巧妙地利用了声的反射效应。还有河南郏县蛤蟆音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的石琴等。
近年来深入研究了山西永济县普救寺莺莺塔的蛙声。《西厢记》中“日午当庭塔影圆”，就是指此塔。该塔初建于隋唐，现存的塔重修于1564年明嘉靖年间，是一座方形空筒式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36.7米，建于堵坡的高处，周围空旷，整个塔身和塔檐由涂 青砖建成， 这些青砖的声反射系数达0.95～0.98，是声音的良反射体。塔身成空筒形，对声波起着谐 振 腔作用。由于十三层塔檐各层砌砖所成曲线的巧妙配合，对来自塔前距离约24米处的击石声产生良好的反射及会聚作用。因而“于地击石，有声如吠蛙”。同样，远处的声音通过十三层塔檐反射就会聚在檐前附近，使人耳接受到的声波能量大增。五里外的蒲州镇的演唱声 ，犹如塔内有戏台。
我国古代建筑是利用声学效应的科学宝库，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上述成就体现了声学与音乐、声学与哲学和声学与建筑、军事等的结合，这也是我国古代物理学发展的根本特点之一 。
(2)中国古代在声学上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物理学中，声学的成就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有特别加以记述的必要。
〈1〉乐器制作与乐律理论：
中国古代音乐是世界文明中的一个宝库。河南舞阳县贾湖村的骨笛，是公元前5000～6000年 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乐器。西周时期，见于《诗经》记载的乐 器就有29种，其中频率固定的打击乐器有鼓、磬、钟、铃、(摇鼓)等，调频 弹拨乐器有琴 、瑟，管尖乐器有箫、管、(陶埙)、笙等。《汉书•律历 志》已将当时的乐器品种按质料分为八种：“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丝日瑟。”从众多出土的古乐器中，引人注目的是编磬(图2)和编钟(图3)。编磬是用特 殊石头(如玉石)制成的具有若干固定音列的组合磬。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殷代大理石磬，图2编磬(引自朱载《乐律全书》,《四库全书》版)
82×42×2.5厘米，音色浑厚如铜；1970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楚国编磬25只，其形状已 颇为规则，音域达三个八度。编钟是由一系列铜制的钟挂在木架上的组合钟1978年在陕西扶 风曾出土了西周的青铜编钟，1979年在湖北隋县的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公元前443年的编钟 ， 一套共65件，总重2500余斤，总音域跨五个八度，12个半音齐全，音色优美，效果极佳，充 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音乐、治金和乐器制造水平之高超。 图3 编钟(引自朱载《乐律全书》，《四库全书》 版) 由于重视“礼、乐、术、数”，我国古代研究乐音数学规律的律学相当发达，《二十四史》有许多律历志的记载。最晚到殷商时期已产生了宫、商、角、徵、羽五声，西周编钟已刻有十二律中的一些铭文。以黄钟为标准音高之首，逐次按半音降低，就形成了十二律。最早的乐律计算法见于《管子•地员篇》中的“三分损益法”，约产生于公元前7～3世纪间， 即将主音律的弦(或管)长三等分，取其两份(全管长的2/3，为损一)，或增加一份(全管长的 4/3，为益一)，依次确定十二律中其他各律的方法。这种以弦长为准的方法，与欧洲当时以 频率为准的五度相生法是成倒数关系的。16世纪末，朱载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算法。十二平均律是我国对音乐声学的重大贡献。
〈2〉声的传播与发声原理的探讨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记载：陈遵在造江陵金堤(公元512～518)时，曾利用鼓声推算高地的高度，可能是利用鼓声的传播速度推算的，这一记载很有意义。
对于发声原理，东汉王充在《论衡•论死篇》中先说明人的语言是由于'气括口喉之中，动摇其舌，张合其口”而生的，然后推广到“箫笙之管，犹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犹人之动舌也”。宋代张载(1020～1077)及明代王夫之(1619～1692)进一步形成“形”(物体)与“气 ”相冲突而发声的观点：“声者，形气相轧而成”。可以是“两气”相碰，如“谷响雷声之 类”，“两形”相碰，“桴鼓所击之类”，“形轧气，羽扇鼓矢②之类，…气轧形，人声笙箫之类”(《张子正蒙注》)。明宋应星具体考察了声的发生的几种情况：“冲”(飞矢”) ，“界(“跃鞭”)，“振”(“弹弦”)，“辟”(“裂缯”，即撕丝织品)，“合”(鼓掌)， “击”(挥椎)。他认为发声第一必须有气：“气而后有声”，“气本浑沦之物，分寸之间， 亦具生声之理，然而不能自生”；第二必须是“以形破气”，“气之一动”，“急冲急破， 其声方起”，例如“击物”就是“气随所持之物而逼及于所击之物有声焉”。(《论气•气 声》)
关于声音发生与传播更为深刻的见解是王充和宋应星指出的。王充在《论衡•变虚篇》中将 鱼“动于水中，振旁侧之水”与人的“操行”(行动)引起“气应而变”加以对比。宋应星则 明确提出“物之冲气也，如其激水然。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 一拳而止，而其文浪以次而开，至纵横寻丈而犹未歇。其荡气也亦犹是焉，特微渺而不得闻 耳。”(《论气•气声七》)。他们明确指出：“气”被“冲”如同“水”被“激”，“荡气 ”与水的“文浪”相似，可从“一拳”依次“开”至“纵横寻(古8尺)丈”犹未止，只是“ 荡气”微小到听不见而已，这就是“气声”。对声波的发生与传播从物理上分析如此精辟， 在我国古代物理学中是很突出的。
关于共鸣现象的趣闻，庄子调瑟时发现共振现象，沈括在弦共振时作纸人试验，喷水鱼洗的研究等，文献记载相当丰富。
〈3〉古代建筑中的声学效应
利用声学效应的建筑在我国已发现不少。古典籍中关于空穴传声类的记载与建筑有关的也有 “地听”、“墙听”(《墨子•备穴篇》)等。用陶瓮口向内砌墙可以隔音，在琴室及戏台下 埋大缸可增加混声回响效果。著名的北京天坛中的回音壁、三音石与圜丘都巧妙地利用了声的反射效应。还有河南郏县蛤蟆音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的石琴等。
近年来深入研究了山西永济县普救寺莺莺塔的蛙声。《西厢记》中“日午当庭塔影圆”，就是指此塔。该塔初建于隋唐，现存的塔重修于1564年明嘉靖年间，是一座方形空筒式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36.7米，建于堵坡的高处，周围空旷，整个塔身和塔檐由涂 青砖建成， 这些青砖的声反射系数达0.95～0.98，是声音的良反射体。塔身成空筒形，对声波起着谐 振 腔作用。由于十三层塔檐各层砌砖所成曲线的巧妙配合，对来自塔前距离约24米处的击石声产生良好的反射及会聚作用。因而“于地击石，有声如吠蛙”。同样，远处的声音通过十三层塔檐反射就会聚在檐前附近，使人耳接受到的声波能量大增。五里外的蒲州镇的演唱声 ，犹如塔内有戏台。
我国古代建筑是利用声学效应的科学宝库，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上述成就体现了声学与音乐、声学与哲学和声学与建筑、军事等的结合，这也是我国古代物理学发展的根本特点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