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学习性别研究或者女性主义的人来说，Gayle Rubin都是一个不可能被遗漏的名字。可以这么说，她的”Thinking Sex“彻底改变了女性主义（Feminism）的走向，也正式打开了性别研究（Gender Study）的可能性。在她之前，女性主义者很多都是歇斯底里的被害妄想症患者：在她们眼里，与性有关的一切无疑都是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压迫。她们借由保护儿童和女性的名义反对porns，反对prostitution，反对birth control（有些是反对怀孕），反对任何越轨的sexual behavior，甚至是反对异性intercourse本身。
然而，Gayle Rubin指出，这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并未从真正意义上解放女性，她们不过是性别压迫的帮凶罢了。她试图消解男性和女性的直接对立，将二者统一在”性别“（Gender）这个名词之下，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去讨论性与性别的问题。此时此刻，性的对立不再局限于性别框架之中，它被转换为了主流与越轨，多数与少数的对抗。换言之，相比于一个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社会主体，Gayle Rubin将其重新定义为一个由“正常”（Normal）和“怪异”（Queer）所组成的主体。虽然她并未在文章中直接使用”Queer“这个词，但是学界普遍认为，是她的"Thinking Sex“在真正意义上开创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在"Thinking Sex”中，Rubin指出了一个由“性”方面的“規範性"(Normativity) 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阶级”（Social Hierarchy）。她认为，在性的领域中，一个人越“正常”，他/她在Social Hierarchy中所处的地位就越高。而异性恋夫妻无疑处在这个Hierarchy的最顶端。自然而然的，同性恋，或者其他在性的方面存在越轨的癖好的人，比如SM，Fetish等等，都被禁锢在这个hierarchy的底端。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为了引出我对“同志骄傲”（Gay Pride）和“同性恋婚姻”（Gay Marriage）的一些反思和批判。
如果我们接受Gayle Rubin的理论的话，那么同性恋人群应当是作为Resist Sexual Hierarchy的中坚力量而存在的，而同性恋人群也的确一直活跃在这样的resistance之中。从Stone Wall至今，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力量，LGBT一直没有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同志骄傲”的口号之下，同性恋婚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以合法化，同性恋人群开始频繁的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可是这些活动的效果如何呢？他们是否真的打破了Rubin笔下的Social Hierarchy呢？
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在Micheal Warner的The Trouble With Normal中，他不再讨论作为同性恋的”骄傲“（Pride）而是开始思考同性恋者的”耻辱“（Shame）。他犀利的指出了”同志骄傲“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性恋正常化趋势（Normalization)，其背后存在着非常明显也是致命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是危险性。Warner提出，”骄傲“或者说”正常化“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的存在，总是以另外一些人的耻辱作为基础的：it does not seem to be possible to think of oneself as normal without thinking that some other kind of person is pathological. （Warner）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群体正常化的背后，是他们将原本附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转嫁给了其他Sexual deviant group。
同性恋群体并未真正的与异性恋霸权对抗，反之，他们将自己变成了异性恋霸权的一部分。相比于之前，情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化。
而同性恋婚姻就是这种趋势最明确的指示剂，或者说，同性恋婚姻是同性恋正常化的必然产物。在Gayle Rubin写作”Thinking Sex“的年代，已婚的异性恋占据了Sexual Hierarchy的最高层，婚姻是标记他们的正常性唯一标示物。而作为同性恋群体，证明他们和异性恋一样“正常”的最好方式，无疑就是婚姻。所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同性恋运动之后，同性恋人群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平等——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甚至于是领养了孩子的同性恋，那么，恭喜你，现在你和异性恋一样平等了。最好的例子无疑就是前段时间播出的美剧”The New Normal“，从这部剧的名字，到其内容的设定，都在创造一个完美的同性恋人群的形象。
所以说，同志婚姻的弊端一方面在于它用体制与权力控制了同性恋群体——原本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在于，同志婚姻在给予同性恋群体某种程度的平等的同时，它依旧是以压迫其他在性的选择上不同于主流人群的人为代价的。Sexual Hierarchy并未真正的被打破，它只不过调整了内部的结构以适应新的社会思潮罢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及二十世纪初开始，同性恋群体内部就已经开始反思”同志骄傲“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他们还注意到，同志骄傲运动也开始渐渐变成同性恋商业化的温床。同性恋正在”被消费“中。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性别研究的学者以及活动家提出“同志耻辱”（Gay Shame）这一全新的概念。几年前，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就举行了一次以同志耻辱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后将论文集结出版，并且就以“Gay Shame”来命名，至少在学术领域内，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一种不同于同志骄傲的，全新的，性别政治策略，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打破异性恋霸权，将性的平等赋予所有的人。
作者：夏老师
然而，Gayle Rubin指出，这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并未从真正意义上解放女性，她们不过是性别压迫的帮凶罢了。她试图消解男性和女性的直接对立，将二者统一在”性别“（Gender）这个名词之下，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去讨论性与性别的问题。此时此刻，性的对立不再局限于性别框架之中，它被转换为了主流与越轨，多数与少数的对抗。换言之，相比于一个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社会主体，Gayle Rubin将其重新定义为一个由“正常”（Normal）和“怪异”（Queer）所组成的主体。虽然她并未在文章中直接使用”Queer“这个词，但是学界普遍认为，是她的"Thinking Sex“在真正意义上开创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在"Thinking Sex”中，Rubin指出了一个由“性”方面的“規範性"(Normativity) 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阶级”（Social Hierarchy）。她认为，在性的领域中，一个人越“正常”，他/她在Social Hierarchy中所处的地位就越高。而异性恋夫妻无疑处在这个Hierarchy的最顶端。自然而然的，同性恋，或者其他在性的方面存在越轨的癖好的人，比如SM，Fetish等等，都被禁锢在这个hierarchy的底端。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为了引出我对“同志骄傲”（Gay Pride）和“同性恋婚姻”（Gay Marriage）的一些反思和批判。
如果我们接受Gayle Rubin的理论的话，那么同性恋人群应当是作为Resist Sexual Hierarchy的中坚力量而存在的，而同性恋人群也的确一直活跃在这样的resistance之中。从Stone Wall至今，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力量，LGBT一直没有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同志骄傲”的口号之下，同性恋婚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以合法化，同性恋人群开始频繁的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可是这些活动的效果如何呢？他们是否真的打破了Rubin笔下的Social Hierarchy呢？
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在Micheal Warner的The Trouble With Normal中，他不再讨论作为同性恋的”骄傲“（Pride）而是开始思考同性恋者的”耻辱“（Shame）。他犀利的指出了”同志骄傲“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性恋正常化趋势（Normalization)，其背后存在着非常明显也是致命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是危险性。Warner提出，”骄傲“或者说”正常化“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的存在，总是以另外一些人的耻辱作为基础的：it does not seem to be possible to think of oneself as normal without thinking that some other kind of person is pathological. （Warner）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群体正常化的背后，是他们将原本附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转嫁给了其他Sexual deviant group。
同性恋群体并未真正的与异性恋霸权对抗，反之，他们将自己变成了异性恋霸权的一部分。相比于之前，情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化。
而同性恋婚姻就是这种趋势最明确的指示剂，或者说，同性恋婚姻是同性恋正常化的必然产物。在Gayle Rubin写作”Thinking Sex“的年代，已婚的异性恋占据了Sexual Hierarchy的最高层，婚姻是标记他们的正常性唯一标示物。而作为同性恋群体，证明他们和异性恋一样“正常”的最好方式，无疑就是婚姻。所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同性恋运动之后，同性恋人群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平等——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甚至于是领养了孩子的同性恋，那么，恭喜你，现在你和异性恋一样平等了。最好的例子无疑就是前段时间播出的美剧”The New Normal“，从这部剧的名字，到其内容的设定，都在创造一个完美的同性恋人群的形象。
所以说，同志婚姻的弊端一方面在于它用体制与权力控制了同性恋群体——原本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在于，同志婚姻在给予同性恋群体某种程度的平等的同时，它依旧是以压迫其他在性的选择上不同于主流人群的人为代价的。Sexual Hierarchy并未真正的被打破，它只不过调整了内部的结构以适应新的社会思潮罢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及二十世纪初开始，同性恋群体内部就已经开始反思”同志骄傲“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他们还注意到，同志骄傲运动也开始渐渐变成同性恋商业化的温床。同性恋正在”被消费“中。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性别研究的学者以及活动家提出“同志耻辱”（Gay Shame）这一全新的概念。几年前，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就举行了一次以同志耻辱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后将论文集结出版，并且就以“Gay Shame”来命名，至少在学术领域内，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一种不同于同志骄傲的，全新的，性别政治策略，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打破异性恋霸权，将性的平等赋予所有的人。
作者：夏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