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说毛主席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了，但当时大家心里也没少琢磨。毕竟上海文学界、史学界的情况我们心里有数，到底有没有能力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工作全部承担下来，我们自己是挺怀疑的。那时候我住在复旦大学第八宿舍，有一次和潘旭澜老师闲聊，总觉得上海文史力量不够，要完成二十四史点校是挺困难的。上海当然也出了一些很有成就的史学家，比如吕思勉、谭其骧先生，但总体上没法和北京比。潘老师说：如果从文艺界来说，上海比北京是有“明显差距”；那么从史学界来说，则上海不过是北京的“一个零头”。另外，北京是首都，学术上可以调配全国力量，上海没这种能力，我们这些人整理二十四史，大多数还从未接触过此类工作，完全靠自己摸索，不知道要搞到什么时候。反观北京，整理前四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北京来主持整理是有连续性的，在上海搞就得另起炉灶了。
具体工作一直没定下来，就这样大约又过了半年。当时上海的出版界全部打乱了，比如原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改称“解放出版社”，整个上海的出版机构统称为“上海出版系统”。二十四史点校也是由上海出版系统组织力量来推动的。其间的一项工作是，挑选了两卷史文让我们试标：一卷是《旧唐书·高祖本纪》；为了帮助我们熟悉少数民族的部分，另一卷是《明史·鞑靼传》。试标对我们后来的标点工作蛮起作用，主要是明确了分段、标点、校勘的体例以及校勘记写法。点校对当时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是一项新工作，大家相互讨论也较多。我们组里，吴文祺先生知识面广，他对语言学、文学都熟悉，对文献、典章制度等也很在行，我们碰到问题总是请他拿主意，所以这阶段吴先生的工作弥富指导和示范意义。骈体文应该如何标点，问号、书名号等如何表示？正文和引文的分段分别如何表示，引文的首行及以后每起一行各空几格？吴先生研究现代汉语，提供了一些好的意见。王运熙先生熟悉唐代文献，对其中的历史记载、社会状况和俗语等，他都很熟。写校勘记要涉及很多史料，比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第一次出现总是用全称，后面出现就要用简称了，《册府元龟》究竟是用《册府》还是《元龟》呢？过去两者都用，二十四史整理中就定下来用《册府》了，《文苑英华》则简称《英华》，还有《太平御览》应称《御览》，不能称《太平》，毕竟还有《太平广记》嘛。总之这些细节都慢慢熟悉、统一起来，点校组也慢慢进入了古籍整理的氛围。这个阶段还讨论过一个问题。当时受到“文革”初期大批判的影响，上海高校内有部分同志提出，二十四史的整理如何体现打破封建王朝体系。“看看那些正史，把封建王朝写得那么庄严堂皇神圣，我们可以承认这种神圣吗？要打破，不要按照正史的思路，可以乱一点。”这个问题在绍兴路8号集中讨论过一次，有些同志发言振振有词，但很多同志是不同意的，认为如果按照上述办法去做，被搞乱的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体系，而是我们自己的点校工作。最后由于主张“打破”的人不多，也就不大提这个思路了。

朱东润先生的《旧唐书》校勘意见

1971年秋，上海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去北京，和中华书局讨论落实任务。复旦王运熙、华师大李国钧、上海师院裴汝诚、出版社方面叶亚廉，四个人去。上海五史的分工，复旦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华师大承担了《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由上海师院和历史所负责，历史所队伍精干，有方诗铭、汤志钧、刘修明等。参与者名单还是挺好看的，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比如华师大有徐震堮、戴家祥、赵善诒等，宋史中最有名的是张家驹和程应镠，罗君惕的文字学是很好的。中华书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待人诚恳，对我们帮助也大。上海五史部分，北京其实已经做了部分先期工作了。比如《旧唐书》，“文革”前，陈乃乾已经带了几个年轻人花过相当的功夫，他用的是惧盈斋本，已经初步标点过一遍，校勘也做了一些。赵守俨先生把陈乃乾的工作本交给上海，并建议我们可将它作为《旧唐书》点校的工作本。百衲本《旧唐书》毕竟是残本，他觉得惧盈斋本作为一个工作本还是可以的，当时惧盈斋本还没有明确成为底本，但实际处理中就是作为底本用的。张元济、张森楷先生做过的《旧唐书》校勘记资料也都提供给我们。张森楷的校勘记注力甚多，有他自己的看法。还有龚道耕的《旧唐书》校勘记，只有一卷，有些条目很见功力。除了校勘方面的，还有一本王先谦的《新旧唐书合注》,用毛笔写的一个抄本，也用了新式标点。这些材料都很好。我们整理《旧唐书》的主要功夫就放在句读、标点上，最怕破句，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对照着看。我在这方面投注了较多精力，的确核对出不少问题。《旧五代史》也有不少材料，陈垣和刘乃和先生做过的本子，北图的刘本、孔本等善本，全部装箱运到上海。我去看望蒋天枢先生，他对我说：《旧五代史》这个本子是援庵先生和他很有学问的学生一起搞的，你们就完全按照他们的意见来整理，不要改来改去的，反而要弄坏。
上海几个组分别有负责人。华师大是李国钧，上海师院是裴汝诚，历史所是臧荣炳，我们这个组系里安排我做组长，胡裕树先生做副组长，许宝华先生是党小组长，后来宝华调回系里主持语言教研室的工作，党小组长就由我兼任。胡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做组长觉得不好意思，但当时是“文革”，大多是让年纪轻的人出头。能和系里的老先生们一起工作，是很幸运的。我读书时不是班干部，做过三门课的课代表——王运熙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唐宋段、赵景深先生的元明清文学、蒋天枢先生的楚辞研究，做课代表的好处是和老师接触机会多，便于请教。点校二十四史差不多用了五年时间，我也和老先生们有很多接触，充实了自己，业务上的进步也比较迅速。那时候蒋天枢先生看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他说：你们点校二十四史挺好，但是像你们这样的老助教（因“文革”中不升职称），参加这项工作，要求已经是很宽的了，希望你好好努力。这类场景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的。上海五史的编辑、出版和投资，都是上海出版系统大力筹划的，具体工作反映在当时的一本出版通讯上。出版系统来往送材料主要靠摩托车。开会不多，一年三四次，集中讨论解决一些问题。开会一般是我、李国钧、裴汝诚、臧荣炳去。中华印刷厂有时也有一位姓潘的同志来参加，他是排版车间的负责人。我去过几次印刷厂，一个专门管排版的老师傅姓杨，和潘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我们都是无锡人，所以还能和他们攀一下老乡关系，请他们排得快点。上海出版系统召集我们开会的地方开始时在绍兴路8号，原来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来搬到57号，那里还有个小花园。回想起来，上海出版系统和我们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金祖孟的《新五代史》标点修改意见（1975年8月15日）

书法是我们当时常常讨论的话题。朱东润先生是我们学校里字最好的几位老先生之一，他和郭绍虞、王蘧常先生都是书法名家。顾易生先生是朱老的研究生，他写赵孟頫\体，字也好看。周斌武先生开始写褚遂良体，朱老建议他练练李北海的字，周斌武临李邕的《云麾将军碑》，不到一年，进步明显。苏乾英先生对书法也很感兴趣，他长期在暨南大学工作时，很注意收藏，解放前他经常去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上淘一些藏品，买来时都不算很贵。他有一幅钱大昕的书斋“泽兰书屋”的字，常拿出来给大家观赏。他还藏了很多黄宾虹的画，因为两人曾同在暨南大学教过书，午休期间，苏先生就买些纸请黄先生随意画画，因为随便，反而更有自己的风格。苏先生有很多日本刊印的书法文献资料，很注意讨论书道。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封面上的字就是请苏先生写的。苏先生的字不是最美观，但不俗。朱先生说：老苏虽称不上书法家，但可以称书道家。书法必然和诗相联，苏先生喜欢写诗，懂平仄，有时候写古体。我们二十四史组自己搞了个壁报，苏先生写了一首“劳动最光荣，剥削最可耻”的古体，这和他出身低微有关。苏先生年轻时当过苦力，所以对劳动是一直赞美的。章培恒先生有次和我讲，他带学生去《文汇报》实习，看到老苏投到报社的一篇诗稿，署名“苏乾英”的后面，还用括弧注明自己是“贫农出身”。我们的壁报常常请周斌武、顾易生写，内容虽不免和当时主流思潮相似，但至少形式上很好看。我本来不懂书法，听苏先生讲怀素的《自叙帖》《苦笋帖》，听周斌武老师讲他喜欢的杨凝式的《韭花帖》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耳濡目染也增长知识。这样的氛围对书法常识的普及很有帮助。而旧体诗创作在“文革”中也很难见到。有一年国庆，组里有人提议搞个唱和。顾易生老师用先韵先作一首，他的老师朱东润先生用步韵也作一首，然后胡裕树、苏乾英、周斌武老师和我每人各作一首，内容当然都是同欢度国庆有关的。

点校中的各种难题
点校《旧唐书》过程中，各个志是比较难的。《地理志》幸有王天良，《天文志》也是问题。徐鹏老师和我讲，章培恒先生对天文有过兴趣的，可以请他处理，我和章先生商量，他也同意了。点校本送过去，不到两天他就来还给我了，说点校稿中问题太多，而且牵一动百，实在无法胜任。后来出版社在华师大找到了金祖孟老师。金老师关心一些较为冷僻的学问，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上海点校的几部史书，《天文志》最后都是他看的。《音乐志》后来请王运熙先生看过一遍。北京给我们的资料里，有邱琼荪写的有关历代史书音乐志问题的检讨可供参考。最后，上海各史的有关音乐志的内容都是交给阴法鲁先生处理的。
《旧唐书》的通读进行了很多遍，当时担心破句的问题，如果破句数量多，点校质量交代不过去。《四部备要》所收的《旧唐书》由张文虎做过断句，我听顾易生先生说，当时还悬赏过，谁找到一个破句给一块银元，但破句还是很多。在北京中华书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里，有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若干卷，瞿蜕园先生“文革”以前就标点过，赵守俨先生对此评价不高，但对我们帮助很大，用双方的标点互相对照，可以改正不少我们原来的错误和疏失。瞿蜕园先生在“文革”中是被逮捕关押的，当时谭其骧先生就讲：怕是要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了。后来果然不幸在监狱里去世。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出版社的工作有时也跟着乱了套，我记得“文革”中把瞿蜕园的一部稿子拿来，让我和徐鹏改一下，准备署我们的名字，因为瞿先生已经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不用署名了。我和徐鹏先生商量，觉得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就把文稿还给了出版社。出版社交给一个工人大批判组，后来其中一卷丢失了。
另一个难题是体例的统一，花了相当精力。这是集体科研的普遍问题，出于各人之手，掌握标准不同，难免各不相同。最大的问题是专名号的使用，一直到清样出来，还有很多没统一。当时我做了个工作，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把这些例子都整理出来，有些地方的标法只能做硬性规定，后来基本统一了。这份材料现在应该还留在中华书局。出版社方面还组织一些老编辑帮助看稿，其中对我们帮助较大的是李巽传先生，他很仔细，看出来不少破句和其他错误。我后来给上海古籍标点过杜牧的《樊川文集》，朱东润、章培恒先生都看过后，我又请李先生看了一遍，他又提出不少问题。

《旧唐书》点校工作长编（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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