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他的直觉成熟了，灵性就会要求他有更高的存在形式，以致他更意识到自己是有灵性的。人是有直觉灵性的，并且与世上的生活紧密相连，灵性能将人从涣散中凝聚起来，改变自己，然后才能体会到自己是在永恒中有份了。

当以道德理想来校正现实处境时，其结果便成为客观的知识，前文已描述过这些古典学派的特质，尤其是斯多葛主义。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是这个人生阶段的最佳典范。苏格拉底用反讽——故意说与他本意相反的话——帮助听众松开在感官阶段对自我直觉的执着，因为那是受制于渴望、恩赐、自然倾向和心情的阶段。而柏拉图则被克尔凯郭尔斥为异想天开，因为柏拉图想借着“默想永恒”来脱离自己的实体。斯多葛学派的道德治疗比较实际，他们不选择直觉而是选择自己，虽然他们在感官阶段的自我同样感受到那种普遍性的绝望，但其中的本质有所不同。因那份绝望并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又是主动和刻意地承受其中的责任、纪律、顺服。他们在道德上（禁欲方面）不愿过波动起伏的生活，这样的自我有历史性的一致，是不断立志要活出道德的生活。

威廉法官知道在道德伦理阶段中，人的感官直觉实际上仍在其中作用，并不会真的被排除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婚姻，起初可能因为感官上的美好而被对方吸引，但是当婚姻进入了伦理阶段，就需要开始努力维系双方的关系。威廉法官明白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才说：“‘婚姻’关系岂不是完美地表现于教会里吗？”这与斯多葛主义的认知是很不同的。

当人在积极发展自己时（在婚姻里亦是如此），往往会认为自己的角色非常重要（或最重要），但是又隐约害怕没有“权能的人物”隐身于他背后时，他会无法整合自己。但理想与真实之间总是有一段差距，很多人常常将上帝也当作有限的角色，认为他只是“存在于某处”，并且采取“神人合作”的方式——上帝帮助所有的自力自助者。克尔凯郭尔直截了当地批判此种想法：

人类的生活自给自足，想靠自己成全圆满。道德既使生活圆满，又限制生活。人看上帝只是生活中的一种伦理，甚至到一个地步，上帝变成了一个消失的角色，一种缺乏能力的“思想”。

挂名的宗教意识
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宗教A”。克尔凯郭尔以沉默的约翰尼斯（Johannes de Silentio）的角色来形容这个阶段。“绝对者”的观念，让约翰尼斯在表面上显出自以为是的宗教虔诚。当上帝的超越性消除了人对道德观的直接依赖，道德律法就变得更加严格。但是当一个人自己断定他“与绝对者有一种绝对的关系”时，会引发自认内在和谐的宗教假象，于是，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沮丧感便随之而来。这种“与自我合一”的想法，就是类似世俗治疗师们所允诺的情况。
当人察觉到上帝的超越性与自己过去的存在经验完全不同之后，便开始想义无反顾地挥别过去（好像离婚那样），也有着追求自由时的必经之痛。然而，他仍将苦于这种绝对的观念，正如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另一典型角色，克利马科斯（Johannes Climacus）至终被迫承认，他完全无法达到上帝的要求，而面临日益增强的罪咎感，最后导致与上帝保持“绝对的距离”。他的自省、悔改就像一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军队，已经“丧失了控制权，……只剩下哀伤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悔改已经疯了！”
自我型的宗教不会使人转向上帝，相反，会使人变得更加内向封闭。这样，焦虑就会像罪恶那样令人痛苦，而自我仍旧在问他该如何自救。这就是治疗师们束手无策的地方，他们最多只能劝告病人不要把罪咎感看得这么严重。
艾略特（T. S. Eliot）的剧作《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对此有精彩的描写。西莉亚（Celia）是在心理医生的诊所接受治疗的病人，她描述自己忧虑的两个症状，希望那只是她个人的问题，否则如果整个世界都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更加可怕了！那真是恐怖”。她的第一个症状是：“感到孤单……我总是一个人，人总是孤独的。”于是，心理医生再问她的第二个病症。她回答说：“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我能想到的字眼是罪的感觉……但我不认为自己有罪。大家所认为的不道德的人，不就是那些没有道德观的人吗？”西莉亚继续解释说，“我这种感觉不是因为我曾经‘做’过什么，那些问题我还能解决；也不是我里面那些自己能摆脱的东西，而是对其他人或事情觉得空虚、挫败，让我觉得必须要……‘赎罪’，这个字眼对吗？你能够医治有这种心理的病人吗？”
毋庸置疑，心理医生只能给她一些老生常谈。克尔凯郭尔则是一语道破：“一旦心理学处理完焦虑的症状之后，问题就要归入到教义里了。” 因此，这些症状就成为神学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