讹人者或许不能简单认定为道德上的坏人，却很有可能是心理上的病人，总之要治
扶老人反被讹诈，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往往对此陷入困惑：你面临险境，我施以援手，你非但不谢，反而恶意诬陷，究竟是怎么想的啊?
有种解释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意思是讹人的老人本就品行不端，年轻时都是混混，老了亦然。
诚然，现在社会上的确有那么一群职业碰瓷儿者，就靠讹人过生活。这种人不但在道德上可以定性为坏人，严重者在法律上也可以判定为罪人。如此标准明确、泾渭分明的划分当然直接有力，但却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大多数讹人者并不是“专业”的。
那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呢?可以先从身边的生活场景里找找答案。
在家带孩子，一不小心没看紧，孩子撞到了桌子上，有的大人第一反应不是责怪自己疏忽，很可能是抬脚踹桌子;出门上班了，发现钥匙找不到，丈夫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邋遢，很可能埋怨妻子收拾屋子了。也就是说，当人们遭遇挫折时，总是喜欢归罪于他人或者环境，因为反躬自省常常带来内心更大的挫折，会加剧焦虑感和失控感。只有找到一个触手可及又能控制的原因，然后进行攻击和发泄，才能让自己被扰乱的世界重新建立秩序。而这往往是倒地老人讹诈施救者的心理原因之一。
除了倾向于找替罪羊，讹人者还会有一种不愿吃亏的想法，不妨称之为“拧车铃铛”心理——我的铃铛被人拧了，也要去拧别人的铃铛。撞人者逃逸，老人不愿白白吃亏，就容易赖上施救者，达到“别人吃亏，我能平衡”的效果。此种想法实质上是自大心理在作祟，自视甚高，容不得自己受半点委屈，一旦有了损失，非得从别人那儿找补回来。
此外，老人还希望从讹诈中转嫁两种成本。一是经济成本，被撞了得花钱治，肇事者跑了无法承担医药费，施救者正好接过去;二是责任成本，有些事故原本是老人过错，为了避免被路人诟病、家人责骂，就指着施救者来一句，“我走得好好的，是他撞了我呀”，把自己的责任一推了之。
由此看来，讹人者或许不能简单认定为道德上的坏人，却很有可能是心理上的病人，总之要治。
扶老人反被讹诈，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往往对此陷入困惑：你面临险境，我施以援手，你非但不谢，反而恶意诬陷，究竟是怎么想的啊?
有种解释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意思是讹人的老人本就品行不端，年轻时都是混混，老了亦然。
诚然，现在社会上的确有那么一群职业碰瓷儿者，就靠讹人过生活。这种人不但在道德上可以定性为坏人，严重者在法律上也可以判定为罪人。如此标准明确、泾渭分明的划分当然直接有力，但却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大多数讹人者并不是“专业”的。
那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呢?可以先从身边的生活场景里找找答案。
在家带孩子，一不小心没看紧，孩子撞到了桌子上，有的大人第一反应不是责怪自己疏忽，很可能是抬脚踹桌子;出门上班了，发现钥匙找不到，丈夫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邋遢，很可能埋怨妻子收拾屋子了。也就是说，当人们遭遇挫折时，总是喜欢归罪于他人或者环境，因为反躬自省常常带来内心更大的挫折，会加剧焦虑感和失控感。只有找到一个触手可及又能控制的原因，然后进行攻击和发泄，才能让自己被扰乱的世界重新建立秩序。而这往往是倒地老人讹诈施救者的心理原因之一。
除了倾向于找替罪羊，讹人者还会有一种不愿吃亏的想法，不妨称之为“拧车铃铛”心理——我的铃铛被人拧了，也要去拧别人的铃铛。撞人者逃逸，老人不愿白白吃亏，就容易赖上施救者，达到“别人吃亏，我能平衡”的效果。此种想法实质上是自大心理在作祟，自视甚高，容不得自己受半点委屈，一旦有了损失，非得从别人那儿找补回来。
此外，老人还希望从讹诈中转嫁两种成本。一是经济成本，被撞了得花钱治，肇事者跑了无法承担医药费，施救者正好接过去;二是责任成本，有些事故原本是老人过错，为了避免被路人诟病、家人责骂，就指着施救者来一句，“我走得好好的，是他撞了我呀”，把自己的责任一推了之。
由此看来，讹人者或许不能简单认定为道德上的坏人，却很有可能是心理上的病人，总之要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