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明末刻书价格低廉是为何产生的呢？在能够考虑到的诸多理由中，技术方面的一大理由大概是刊刻工作的分工化发展。分工化的标志，就是如长泽规矩也在其 《刻工与出版者的关系》中指出的版心上无刻工名。到了明朝，刻工组织发生了变化，明末出版物中，连刻工名字都不标明的书籍似乎增多了。若是某个工头承揽下整个任务，让刻工根据分工雕刻，那就没有必要表示是谁负责了哪一页。体制的如此变化，给刻印书籍带来了快速化和廉价化。与此同时，这种分工体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明朝体的形成。据竹村真一《明朝体的历史》称，明朝体的诞生是在正德至嘉靖时期。纯几何形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个性的明朝体，它被认为是雕版的快速化，更具体地说是由雕版分工的必要性所产生出来的。

明末出现了便宜而质量良好的纸张，是书籍普及的另一个背景。印刷出版的早期，从唐五代至北宋初期，蜀（四川）是其中心。到南宋，杭州、四川、福建和开封，出版繁盛。明代嘉靖以后，除了福建出版业一如既往的繁盛外，杭州、开封等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苏州刻印精致，可“追古作”。这和印刷出版原材料——纸的产地之改变不无关系。

其实，用于雕刻版木的木材、用于印刷的墨和纸张，全都归于木材。作为用于书籍用纸的产地，明代可以列举出永丰(江西)、常山(浙江)、顺昌(福建)和福建等地。其中福建竹纸是由于制作方式的改进，生产出的廉价而结实的纸张。与此同时，福建也是出产版木的地方，成为出版中心自然而言。墨的产地则集中于江西、安徽。其中山地居多的、木材产量丰富的徽州，对江南地区出版业影响甚大，值得书写一笔。

顺着新安江而下，作为原料的木材可以运达杭州，若顺沿长江，则可运至南京、苏州。因此，新安商人在明朝嘉靖年间，活跃于江南各个出版兴盛的城市里。被称为“儒商”的新安商人中间，有依靠财力刊印大量书籍或购入书籍者。《寄园寄所寄》卷十一中所见的歙县吴勉学就是：“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 冯梦龙的《山歌》是明末苏州歌谣集，1930年代由上海某书店老板在徽州发现并购买。在苏州出版的《山歌》里，收录有安徽歌谣“桐城歌”，由此可以窥见苏州和徽州的复杂关系。在徽州之所以屡屡发现珍贵书籍，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安商人购买了在江南各城市出版的书籍，并带回了故乡。不难想像，这样的新安商人熟知全国书籍的动向，并承担着书籍的流通事务。此外，徽州的刻字工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以木雕著称的徽州文化，深深地体现于当地的建筑中，也反映在版刻和版画中。以歙县西部的黄姓村落虬村为例，黄氏刻书在当地和南京、江苏等地均有出版，这些刻工甚至有的移居到北京、陕西和江西等地。虬村黄氏所刻版画的实例，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印的《青楼韵语》的插图，它把一每一个细节都雕刻地细致入微。图上可以发现叫黄一彬的刻工名，他属于黄氏二十七代，是活跃于杭州的刻工。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籍刊刻形态也发了改变，这里的刊刻形态即指刻印书籍的主体。在书籍出版初期，大致是由官署刊行，此情形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进入明朝以后，官刻本的数量也在递增，不管中央还是地方，相当数量的书籍被刊行。其中，南京及南直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的出版颇多。据说明代许多书籍之所以由官署印刷，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书帕习惯。地方官从任地返京之际要具一书一帕送人。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中可见当时的情形。但书帕本不过是赠礼的附属品，内容净是些普通常见之事，文字校订等也颇为粗糙，然而，外表看上去却似皇皇巨制。这一习俗不知始于何时，但它却是以印刷术的发展为背景；也可以认为，书帕的风俗习惯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关于明代官刻本，还有一点备受瞩目的是，由官府刊刻通俗小说。周弘祖编《古今书刻》里，由都察院刊刻的书籍中可以看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

从明代至清末为止，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家刻，即个人出资雇用刻工来出版书籍。明末名闻遐迩的刻书大家、常熟汲古阁毛晋，常年雇有众多刻工和印刷工，其作坊颇具规模。而叶德辉在清末以刻印了多种书籍而著称于世，他是常年聘有自家刻工。明代，由子孙、门生等刊刻先人文集的现象增多，这类文集大都是家刻本。刻印自己祖先的书籍相当于一种孝行，同时也关乎体面：自己拥有如此出色的祖先。而刻印自己拥有的某些珍贵书籍，也是获得名声的一种手段。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中，蘧公孙刊刻偶尔到手的《高青丘集诗话》而赢得名声就是一个典型。家刻同时也被用于族谱印刷。由于族谱印刷时同族人名讳中相同之字较多，另外为了防止雕版后的窜改，木活字就屡屡被采用。残留至今的族谱几乎都是正德、嘉靖以后印制而成，可以说族谱普及也与印刷术的普及密切相关。

可以说，到了明朝，雕版由于实行分工，出版费用下降，快速印制大部头书籍成为可能。嘉靖以后，南京、苏州等江南城市的书籍出版开始增加。书籍刊刻的形态上，官刻、私刻、坊刻都在增加，其中坊刻尤其繁盛。由此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小说等的刊行量将会增多。
（完，摘自《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日】大木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