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贡图》描绘了唐太宗时期的来朝使者。唐，阎立德

　　到了宋代，中原文化趋于稳定和内敛，文化和经济优势已然确立，朝贡体系开始制度化。不过，军事上常常处于劣势，影响了宋朝的野心，回赐金额远不如明朝、清朝。
　　宋代开始的制度化，包括规定朝贡国家的等级、礼仪规范、朝贡间隔、人数、入境流程。并动员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保证入境接待、境内陪同、出境护送。
　　根据威胁的强弱、利害关系、地域的远近等，宋朝将朝贡国划分为几个不同等级，制定不同的接待规格，希望以此实现部分政治、军事贸易。名列最高等级的，在北宋是最大的敌国契丹（辽）、金，最后是注辇、蒲端等强国的属国。
　　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但效果有限。
　　对于朝贡国，宋朝的赠与形式包括回赐、别赐、特赐和加赐四种形式。以回赐为主——由朝廷指定的商人对贡品估定价值后，按价值高低做出的赏赐。一般来说，折后回赐价格均略高于贡品实际价值。
　　贡品的估值因此十分关键。为此，宋朝专门出台规定，保障朝贡国的利益：禁止以孝敬官员的名义压低贡品估价；发现估值偏低很快重估；回赠物品不得以次充好。
　　那么，宋朝为这些回赐究竟花了多少钱呢？
　　具体数额很难统计，但总体上支出高于收入。利用朝贡机会赚取回赐，开始成为小国稳定的创收机会。

部分宋朝回赐的财物

哈哈，大宋向大辽大金朝贡。

宋朝部分朝贡贡品与回赐对应表

明朝永乐帝朱棣，在北京接见外地重臣

弘治年间进贡物品和回赐物品之间的“汇率”
　　从上两表可以看出，回赐的物品远比贡品值钱。

　　宣德、正统（1426—1449）年间，藏区使团每年不过30、40人；景泰（1450—1456）年间增至数百人；到天顺（1457—1464）年间直线上升到2000—3000人。
　　明朝皇帝当然会算经济账。宪宗就做过规定：凡朝贡者，必须三年才能来一次；根据级别限定人数，最多不得超过150人；统一降低赏赐额度，每次都要钤印标记时间。
　　但根本策略没有变化：“薄来厚往”，限定措施也就无法达到省钱的效果。
　　甚至还有骗赏者。汉藏交界处，会番话的汉人也会装扮成藏区僧人，去京城“朝贡”，往往所得不菲。不得已，朝廷只得在四川、陕西等地设立官员拦截，劝阻无法分辨的朝贡者回家：名额有限，明年再来吧！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成化八年（1472）仅川、甘藏区朝贡人数还是达到了4200人，赏彩缎8542表里，生绢8524匹，钞298300锭。因为番邦进贡，中原前后收藏了十万多斤佛骨，八千多颗佛牙，舍利子无数。
　　除了对蒙古、藏区的赏赐，明王朝还要应对东亚、东南亚、南亚的朝贡者。最为独特的当属日本，与朝鲜、越南、缅甸等朝贡并册封的宗主关系不同，中日朝贡更像是畸形的贸易，一旦贸易不畅便动用武力——“倭寇”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
　　甚至还因为争贡发生了战争。
　　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由于对两拨日本贡使的招待不公，被怠慢的一方愤怒的将另一个日本使臣杀害，并进攻浙江，明朝一名都指挥战死，史称“争贡之役”。从此明朝裁撤浙江、福建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仅留广州一处。
　　此后，日本与中国的朝贡关系结束。

明洪武五年琉球帆船抵福州港前来朝贡贸易情景图

　　这是雍正、乾隆年间朝贡国数量及朝贡次数有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朝贡制度并非受到所有人的欢迎，一些务实的官员很早就发表过对它的批评。
　　南宋马端临就只直言不讳的批评过朝鲜使臣：“按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胡舜陟也认为“高丽人贪利，唯欲数至”。
　　《明史》中也提到了朝贡者的巨额开销：“其徒（西番使节）交措于道，外扰于邮传，内耗大官，公私骚然，帝不恤也。然至者尤即遣还。乃宣宗时则久留京师，耗费益甚”。
　　余继登《典故纪闻》中更加直白的记录道：“西域史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以次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
　　但这些内部的批评并不能影响天朝旧制。
　　1793年，英使乔治·马戛尔尼使团到访，提出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第一次让中国接触到条约体系。
　　乾隆帝拒绝了所有请求，仅仅按旧制赏赐财物，准其回国。但半个世纪后，清朝不得不签订一个又一个条约，中国被迫纳入以条约为基础的世界外交体系。朝贡体系成为历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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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清给万国的朝贡费远超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