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三国乱世本质上是人多资源少引起的内战。

一、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曲线增长
在历代中国官方有关记录中，从周秦至明清之际2000余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数量曾长期摆动在仅为1000万与6000万之间。
1、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字
先秦时期：
夏代人口有《文献通考·户口考》与《帝王世纪》等记载，有人口1355万余，不可靠，现代人推测为135万。
商代人口，《帝王世纪》曰：“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册不存，无以考之。”（《续汉书·郡国志》刘朝注引）王育民先生推测为196万。
西周人口，《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及三年大比，以万曱民之数诏司寇及孟冬祀司之日，掀其数于王。” 《帝王世纪》载西周初年人口1，3714，923，“多禹十六万一千人”。《通典》卷七《食货·户口》中少1万。现代人测为285万。　　春秋人口，《帝王世纪》记周庄王十三年（前684年）为1，1847，000。《通典》卷七《食货·户口》略同。现代人推测为1000万左右。
战国人口，《帝王世纪》“考苏、张之说，记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 范文谰《中国通史》第1册估计为二千万，梁启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文集》第4册）估为三千万。

隋唐宋元时期：
隋朝人口，由于在全国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户口人口数大增。《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户口人口数分别为⑧907，546户，4，6019，956口。根据《隋书·地理志》各郡县统计有9070，414户，葛曱剑曱雄估计人口高峰时达5600万口。　　唐代人口，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为峰点。据《通典》卷七《食货·历代户口》载，该年全国户口人口数分别为⑧914，709户，5，2919，309口（不包括客户和各都护府管辖的人户），实际人口数超过6000万。

3、历代人口数量的曲线波动规律
学术界根据自西周至清代见诸史料的人口及户口统计资料，选择历史年代中人口数值发生重大变迁的年代点作为座标，描绘反映中国历代人口数量规模变动趋势的一条周期性上下荡动的曲线。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反映着客观规律的存在。中国历代人口发展有三个明显的现象：
第一，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二，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1840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三，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即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
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2000—3000万，这是第一级台阶；
从汉到唐，人口没有超过6000万，这是第二级台阶；
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1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
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1亿多猛增到4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二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一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别是下跌情况，从夏代起中国约4000年的人口变动曲线上有14个波谷：
（1）夏末商初，人口下跌，跌幅不详。
（2）商末周初，人口比商代后期减少近四成。
（3）战国后期至秦、汉之交，人口约损耗一半。
（4）西汉末年，人口减少近五成。
（5）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减幅高达65％，实为空前绝后。
（6）十六国时期，人口一直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
（7）隋末唐初，人口约减少1／3。
（8）“安史之乱”，人口在短时期内剧减二至三成。
（9）唐末和五代十国，减幅达三成。
（10）“靖康之难”，人口损耗达三成。
（11）元灭金、宋，人口约减少四成。 　　（12）元末明初，人口减少1／4。
（13）明末清初，减幅近五成。
（14）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人口约减少1／5。

4、历代民族分布、人口迁移与土地开发
一定数量人口为改变居住地而进行的一定距离的迁徙谓之人口迁移。它是区域开发的过程和人文现象空间扩散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
（1）中国历史人口迁移与区域土地开垦趋向
第一，游牧民族向中原内迁。东汉初，匈奴分裂，南匈奴迁到河套和陕西、山西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羯、氐、羌等族大量内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等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渗透到黄河流域。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大量内迁中原，甚至江南地区。　　第二，汉族人口由北向南和由西趋东迁移。中原广大人民由于黄河流域战乱和少数民族入侵大量向长江流域迁移。中原人口南迁出现了三次高潮，分别是：两晋之际、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和两宋之际，靖康之乱后。
第三，中原人口由内地向边疆迁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封建中央政府为开发边疆，充实边防，不断迁徙内地人民到边疆地区，如秦朝对匈奴作战夺取河套地区后迁徙内地居民到这里发展生产，政府越族后迁徙内地居民到这里，促进了河套地区和越族地区的发展。另一种情况是人民自发的向边疆地区迁徙，如唐朝末年，许多中原人民来到契丹境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第四，中国人逐渐向海外迁移，从唐朝开始，我国就有很多人到南洋谋生，郑和下西洋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向南洋地区迁移并为那里的开发做出了巨大共享。
（2）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
一是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即汉族居住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差异：以长城——祁连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为界域，即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农牧界限：龙门——碣石——山西中部——河北北部——秦皇岛。
二是汉族居住区内部的南北差异。南北人口居住地的分界线为秦岭——淮河一线。南北人口的比例：
年代　　　　　　　北方著籍户口比例 　　　　　　南方著籍户口比例
西汉元始二年 81% 19%
唐贞观十八年 45.4% 54.6%
天宝元年 55.5% 44.5%
北宋初年 40% 60%
元代 10% 90%
明嘉靖年间 29% 71%
安史之乱是重要的界限。战乱前北方保持过半数的优势，战乱后南方超过50%，并始终保持了优势。汉初4700万的北方人口最高数字，一直保持到清中期，说明北方人口发展缓慢。从漕粮看，　　唐安史之乱前，漕粮主要来自北方，乱后则来自南方，如北宋开封年需550万石，南方占72%，末期达到90%。北方人口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北方地区长期遭受战乱，二是自然环境恶化，三是南方的开发。

3、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之间的历史人口线
《史记》中的农牧界限：龙门——碣石——山西中部——河北北部——秦皇岛，即胡焕庸人口线——形成中国历史时期农牧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交汇的长城文化带。
随着人口的发展，民族人口分布的东西差异与南北差异也在发生波动，其中都隐含着空间的争夺与土地的斗争。

二、中国人口曲线增长与土地斗争
人口波动的原因首先与自然因素尤其是周期性的全球气候变化有关。但人口产生巨大波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封建社会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关系。
1、中国历代土地开垦与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化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共有人口59594978人，耕地827053600亩，户均耕地67.61亩，人均13.88亩。
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人口48690789人，耕地694289213亩，户均79.25亩，人均13.7亩。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人口52917309人，耕地1430386213亩，户均160.46亩，人均27.03亩。
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人口19930220人，耕地524758432亩，户均60.47亩，人均26.33亩。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人口59873306人，耕地366771549亩，户均34.42亩，人均6.13亩。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人口56305050人，耕地1161894800亩，人均20.64亩。
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耕地522766687亩，人均30.58亩；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人口27355462人，土地890138724亩，人均32.54亩；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全国人口为102750000人，耕地为708114288亩，人均6.89亩，与雍正十二年相隔十九年，人均耕地由32.54亩降为6.89亩，人均减少了25.65亩；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人口增加到208095796人，耕地为741449550亩，人均为3.56亩，人口增加了近1亿，人均地减了近一半；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7年），人口为377636000人，耕地为911976606亩，人均地2.41亩。
解放初（1949年），我国耕地为14.68亿亩，全国人口为5.4亿，人均为2.7亩；1987年，全国有耕地14.38亿亩，人口为10.8亿人，人均耕地为1.33亩；1993年，我国人口已达11.45亿，人均耕地只有1.3亩左右。

古代生产力发展本来就有限，繁殖狂一多内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