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东北的一位解放军参谋长，名叫张克威，他喜爱文物，在长春的市场上偶然买到《清明上河图》，后来寄赠给东北人民银行。
　　第三，溥仪的随员带着《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后来和溥仪分开，自己逃亡，在大栗子沟这个地方被东北民主联军逮捕，文物被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戴立强说，这三种状况以第一种的可能性最高，但是没有相关资料，很难查证。
　　他笑着说：“我现在没办法确定哪一种状况是真的，每种说法都缺乏关键性的证据，都有弱点，马上就会被反驳。”

避开了永远的“消失”
　　可以想象，在那些动荡的岁月，《清明上河图》丢失、被烧毁、无从寻觅等都有可能。幸而，《清明上河图》逃过一劫，在1950年时被杨仁恺找到，避开了永远的“消失”。
　　杨仁恺对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伟业”，不太在公开场合提起。
　　他生前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直率地说：“溥仪带了三幅《清明上河图》，到底哪一件是真迹，溥仪自己也不清楚，我不过是因为具备经验和知识，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迹。”
　　杨仁恺的代表作《国宝沉浮录》中，有关《清明上河图》的叙述也很短，让读者有种避重就轻的感觉。
　　沈阳画家王成，曾经担任杨仁恺的秘书，他说：“他是个具有专业技师气质的人，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专业的工作，对于周遭的人以特别的眼光看待发现《清明上河图》这件事，他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在发现《清明上河图》以后，在东北发掘出堆积如山的古董，他认为这些对于国家的贡献反而更重要。”如王成所说，杨仁恺不只是发现了《清明上河图》，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找寻“消失的名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企业或个人收藏的“东北货”，一下子都流到了市面上。
　　听到这样的消息，杨仁恺以沈阳的博物馆为据点，来回穿梭于长春、营口、天津、锦州等城市，鉴定和收购文物。
　　在当地，伪满洲国士兵曾进入溥仪居住的伪满洲国宫廷掠夺文物的事情，广为人知。那些掠夺者多数住在东北，为了钱就随便抛售文物。当时杨仁恺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些信息，跑到这些人家里进行制止，说服他们“偷来的是不义之财，还给国家才有道理吧”。
　　通过这样的方式征集到的文物件数，据说超过一千件。这些失而复得的文物，大部分都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一部分“绝品”则被移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
　　辽宁省博物馆的收藏品都有编号，从第一号到一三号都不在馆里，已被移至故宫等中央级机关。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是第一三号以后的文物。

而杨仁恺发现的名作，都是国家一级文物的国宝级作品。
　　“当时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苦于收集文物难，而辽宁省博物馆因杨仁恺搜集到的珍品，显得很有分量。”王成这么说。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杨仁恺的人生以及他和《清明上河图》的相遇，其实都有着历史变化的力量。历史、政治、个人的复杂交错，从《清明上河图》这一张画就可以反映出来。
　　杨仁恺的长子杨健，生于1948年，在研究机构的技术部门上班，过去对于父亲的功绩不太关心。当他父亲过世时，见到许多人前来吊唁，才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而将父亲的朋友及同事们寄来的文章集结成一本很厚的纪念集。
　　在家中和我见面时，杨健说：“我父亲一生都在追寻散佚的文物。”他是寻找散佚文物的猎人，捕获的第一件猎物就是《清明上河图》，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