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作为战国初魏国的建立者和历史上杰出的国君，现可见到的资料却很少，只能从《史记》、《新序》、《说苑》等书中得知大概的情况。

周威烈王二年(前424年)，也就是秦灵公元年，魏文侯立，这一年为魏文侯元年。早在晋顷公时，他祖上魏献子与赵简子、范献子等并为晋卿。后来魏桓子与赵襄子、韩康子共灭智伯而分其地，势力更加强大，给魏文侯造成之施展政治才能的条件。

魏文侯五年(前420年)，魏诛晋幽公，立幽公的弟弟为晋君。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魏文侯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诛、立晋君的地步。以后他不断施展抱负，扩大势力。六年(前419年)，在少梁筑城。十三年(前412年)派其子击围繁、庞二地，迁徙当地人民。十六年(前409年)，伐秦，于临晋、元里修筑城池。十七年(前408年)，伐中山，又伐秦，于洛阳、合阳修筑城池。二十二年(前403年)，魏与韩、赵共列为诸侯，从此取得了与晋侯一样的地位。二十四年(前401年)，秦伐魏，两军战于阻狐一带。此后七八年未有战事记载。三十二年(前393午)，伐郑，在酸枣筑城。至三十八年(前387年)卒，在位38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为魏国的发展和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使他成为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魏文侯是儒家道德所标榜的榜样，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魏文侯归于《儒林列传》，并推崇说：“是时独魏文侯好学。”所谓好学，是指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对儒家道德的恪守。他十分注意自身道德的修养，不但在学时极出名，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史记》多次记载了他向当时名儒、孔子的弟子子夏请教礼乐和经艺之事。子夏替他分析了古乐与新乐之别，以乐喻道，借谈乐向他灌输儒家思想，传授为君之道。田下方、段干木等都出于子夏之门，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史记》、《淮南子》、《说苑》等书都记载了魏文侯拜田子方、段干木为师的事迹。魏文侯一次与田子方饮洒，席间乐人奏钟乐，他听出钟声不协，指出左边音高。田子方田此批评他不该将心思才智用于音乐，而应当专心致力于治理国家。并严肃地指出，“君今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宫也。”

魏文侯还能闻过则喜。伐中山后封他的儿子于中山，翟黄指责他不封弟而封子，算不得仁君。他起初很不高兴，随后省悟翟黄说得有理，又喜欢他能直言，便拜为上卿。魏文侯的好学、礼贤、善纳雅言，是一般人尤其是国君很难做到的。这些美德，使他成为当时有名的贤君。

作为以贤明著称的国君，魏文侯还善于用人，用而不疑。人们说吴起贪而好色，但在用兵打仗上很有才能，魏文侯便以吴起为将，进攻秦国，连拔五城，为西河守，一方为安。乐羊率领军队攻打中山国，很多人怀疑，攻击他，诬告信装满了一箱子，但魏文侯信而不疑，终使乐羊大功告成。此外以西门豹为邺令，以北门可为酸枣令，以翟黄为上卿，这些入努力建功立业，为魏国的发达强盛作出了贡献。

魏文侯对历史的重大贡献，是大胆起用法家人物，在魏国实行变法。吴起、西门豹、北门可等，都是法家人物，魏文侯重用的李悝，更是一个法家代表人物。魏国的变法，便是在魏文侯的支持下，由李悝实施的。魏文侯和李悝把“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作为一项普遍原则付诸实施，这是社会制度上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改革。另外依靠吴起、西门豹等在操练军队、破除迷信，兴修水利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魏国政令统—，军力强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成为战国初期的富强之国。

为了保护变法成果，魏文侯公布了李悝制订的旨在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经》，用法律的形式巩固变法的成果。

魏文侯以改革家胆略，大胆任用法家人物，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变法，反映了他的雄才大略及思想的进步性。魏国的变法，开中国历史上变法之先河，开创了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变法的局面，对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是迥不相同的两个学派，但通过上文可知，魏文侯是一个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于一身的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具有儒家思想又具有法家思想的原因所在，主要是讲求实际的求实精神。他根据自己治理国家的需要，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儒、法两家思想，择善而从。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闻过则喜，是因为这样对自己治理国家有好处。任用李悝为相，率先大胆在魏国实行变法，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是因为看到依靠变法可使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可知魏文侯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不多见的贤君，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 一个具有儒家所要求的思想品德、同时又具有法家思想的改革家。尽管关于他的史料不多，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将永远记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