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的开始，而时任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则成了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将领，由此拉开了中国军民为抵御外侮慷慨赴死的悲壮一幕。
　　因年幼时活泼好动，常被父亲叫做“小兵”，佟麟阁的次子佟荣芳将自己改名为“佟兵”。佟麟阁的6个孩子，现在只有佟兵与妹妹健在。佟兵如今已是80岁的老人，退休前是北京第二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去世那年，佟兵只有12岁。忆及往事，他偶尔仍会痛苦地闭上双眼，似乎想把那悲惨的一幕努力从记忆中抹去。

1935年佟麟阁与彭静智和次子佟兵在张家口

壮志未酬
父亲原名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农民家庭，是满族人。父亲7岁时拜舅父胡先生为师，熟读经史，擅长书法。16岁时凭书法功力考入高阳县衙做了缮写员，每月可挣10两银子养家。
父亲不甘于县衙中的刀笔吏生涯，1912年20岁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由于父亲能文能武，很得冯玉祥赏识，升迁很快。在冯玉祥麾下，从最初的哨长、排长、连长，一步一步升到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在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的练兵一向以严格著称。他也是冯玉祥西北军中最得力的将领之一。1925年，我出生在甘肃，当时父亲任甘肃陇南镇守使，此后我们全家跟随父亲转战南北。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父亲出任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代主席，第二军军长是吉鸿昌。同盟军英勇杀敌，收复了多伦6县，人心振奋，但执政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使得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自觉报国无门的父亲退到香山隐居。 　　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但从不打骂我们。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周六下午回城探亲，那时北京城也没那么多汽车，一到周六下午，我们几个孩子就竖起耳朵听汽车声，一听到车响，几个孩子一起冲出门，拉他衣袖的，给他提包的，甭提多高兴了。
我记忆中的父亲也不仅是个慈父。那时父亲请人在墙上写家训，诸子名言，贴满了东四十条40号院的老宅。父亲极爱我们6个孩子，虽不能常回家，但不论公务多忙，他都让我们定期寄上作业和习字，他亲自点评，写得好的，划上红勾，写不好的，打上一个叉。就在父亲阵亡前一天，他还特地让副官把我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到了家里。
父亲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军人，律己、爱国。他特别崇敬文天祥、岳飞，在张家口任职时，在馒头山上盖了座岳飞庙。他常说，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文天祥、岳飞，就不会被欺负了。 　　
多少年以后，父亲当年的部下仍断断续续找到我，或者写书，回忆当年的佟军长激荡人心的言行。“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以死报国。”父亲有一次在给军训班讲课时专门安排了一个特殊内容：看工匠师傅怎样磨大刀。他对学员们说，今天他们流汗磨刀，就是为了拿日本人的血试刀。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写给当年29军在喜峰口英勇杀敌的赞歌。
1934年，宋哲元将隐居在香山的父亲请出山，负责军事，坐镇南苑。父亲的另一个身份是军事训练团团长，训练团里包括一些东南亚华侨在内，当时有1500名学生。父亲整日带领部队练兵习武，他曾慷慨激昂地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越，闻者肃然起敬。
7月27日，训练团在外围发现日本骑兵，其中一个被击毙，另一个则逃掉。父亲接此报告，预感到一场恶仗在所难免，他马上带人视察了工事。凭着一个军人的敏锐，父亲其实很早就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应集中优势兵力将集结在廊坊附近的5000名日本驻军消灭，以拔出插在29军胸上的这把尖刀。但这个建议并没被采纳，当时很多人还在犹豫与日本人是“和”是“打”。而就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过程中，日本人完成了突然袭击的准备。日军出动重兵30多架飞机轰炸南苑军营，就是想彻底瓦解29军。
虽然父亲牺牲了很多年，但他牺牲的确切地址，却一直模糊不清，我们只知道应该在丰台大红门一带。寻找父亲殉难地的工作起初也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战斗的幸存者很少，事隔多年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直到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帮助下，我们找到当年一位目击者，父亲当年以身殉国的具体地址才得以确认，就在北京丰台大红门的时村。70年过去，当时日本人曾架着机关枪的老屋早已被一排气派的高层住宅所取代，曾经的山药架变成了几间卖建筑砂石的平房，但村里的几位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那场战役的惨烈。

本文摘自李菁《往事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