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国古代农牧结合方式的评价
农牧结合是自然界物质循环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一切生物的食物链最后一环总是绿色植物。植物通过土壤吸收无机物，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动物取食于植物，把植物有机物转化为动物有机物；动物排泄和动植物遗骸进入土壤后，又通过微生物的作用转化为可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无机物。畜牧业作为通过人类劳动的干预达到为人类服务目的动物性生产，必须以植物性的生产为基础，所谓植物性的生产包括人工种植业，也包括植物的自然再生产。世界上没有完全脱离种植业的畜牧业，农牧不能截然分家，问题是结合方式有优劣之分罢了。评价农牧结合方式的优劣，不能离开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历史上某种农牧结合的方式，只要它在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下，能够比较合理地利用动植物生产之间上述互相利用产品的关系，从而比较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的需要取得比较多的产品，就是好的农牧结合方式，反之则劣。根据上述标准，试对我国历史上存在的几种农牧结合方式的优劣做如下分析：
先谈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的方式。
我国广大农区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最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形成，并一直延续下来，只不过不同时代农牧比例和多种经营的内容有所差别罢了。《淮南子·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古代农区农业生产结构的写照。
这种生产结构下的农牧结合方式，一方面畜牧业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种植业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畜牧业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农业生产服务，两者相互依存。
畜牧业对种植业的依存表现在畜牧业要靠种植业提供主要的或相当数量的饲料。种植业提供的饲料虽有部分主产品，但主要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副产品，例如，利用各种作物秸秆、糠壳、蔬菜的根茎、老叶，农产品加工后剩下的糟、饼等，这些多是人类不能直接吃用的部分，用以饲畜，既可获得高级动物性蛋白质，又可获得优质的粪肥，这种物质利用方式无疑是十分经济合理的。直接种植饲料作物也很早，《四民月令》即有“种苜蓿”、“割刍茭”等记载。苜蓿是西汉时代从西域传入中原，被广泛用于养马，后来在关中和黄河流域形成了“小麦一苜蓿”轮作的方式，苜蓿既肥了地，又可收贮为牲口冬季饲料（《农言著实》）。又如《齐民要术》指出：满足一千口羊的冬季饲料，要种一顷大豆。元代的《王祯农书》，清代的《三农纪》都提到种植马齿苋和瓜、菜、薯、芋来喂猪。农区的种植业也并非单纯依赖种植业，在可能条件下总是尽量利用天然饲料，山上的橡栗野蔬、水中的萍藻泽菜、陆上的梓叶桐花等等，均在采集之列。利用天然饲料的再一种方式是放牧。例如汉代，不但马牛羊放牧，猪也实行放牧。不过不同于游牧，也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森林牧猪法”，它是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1]
种植业对畜牧业的依存主要表现在对畜力的利用和畜粪的利用。用于农业上耕作和运输的役畜有牛马骡驴等，主要是牛，所以牛被称为“耕农之本”，备受重视。不过最能反映我国农区农牧结合方式特点的是对粪肥的重视。尤以养猪积肥堪称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关于养猪积肥最早的明确记载是汉代的《汜胜之书》谈到种麻使用“溷中熟粪”，即腐熟的猪粪。“溷”即圈猪积肥的地方。近年考古出土的猪圈多为上厕下圈结构，与《说文》和《释名》“溷”、“厕”互训完全一致。猪圈的这种结构显然是为了积肥。所以圈厕合一可以作为养猪积肥的一种标志。拿这个标志衡量，我国最迟至周代已开始了圈猪积肥。《国语·晋语四》：“太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豕牢即溷，而在这里正是兼作便溲之所的。猪的全年舍饲大概最早出现在南方精耕细作农业区，这固然与这里放牧条件的限制有关，但更主要是为了积肥。这一地区还有养羊实行全年舍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积肥。《沈氏农书》说：“种田地，肥壅最为要紧，……则养猪羊乃作家第一著。”这反映了对农牧相互促进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国农民总是千方百计地积攒各种畜禽粪溺，加以沤制，用于肥田。他们认为“积粪胜如积金”（《知本提纲》），这与西欧中世纪不重视对畜粪的利用实在是一种明显的对照。
上文已经指出，我国农区畜牧业的缺点是生产条件不稳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土地兼并激烈，人口迅速增加的条件下，畜牧业难以获得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它在充分发挥农牧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巧妙利用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建立合理的物质循环体系方面，是较之西欧中世纪远为优胜的。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我国人民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在这方面仍然不乏出色的创造。例如太湖流域的人民利用蚕桑生产中的“废料”——蚕沙和秋冬的枯桑叶喂养湖羊，这种饲料含有丰富营养物质，而且性凉祛湿，很适合湖羊的需要，而湖羊的粪又成为桑树的上好肥料。养着还可以跟养鱼结合起来，把羊圈养于鱼塘之岸，以草粪饲草鱼，以羊粪饲鲢鱼（《农政全书》卷41“牧养”）。塘泥又可作桑树或大田肥料。
我国古代农区的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首先是以粮食生产为主，这也是与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因为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是比较有利的，而以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更能满足这里比较稠密而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这种生产结构，曾在中原华夷杂处的长期斗争中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并在这一地区取得了对游牧生产方式的胜利。在秦汉以后，游牧民族曾数度入主中原，企图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推行游牧的或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结果都没有获得成功。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以来，由于黄河中下游长期战乱，人民死伤逃亡略尽，内徙的游牧民族把大量荒废的农田改为牧场，一度实现了以牧为主，但一俟经济恢复，人口增加，马上就产生回复到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例如西晋的束皙曾经上书说：“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晋书·束皙传》）所谓“州司十郡”是指晋国都所在的司州，其辖境西起今山西南部及河南北部，东暨今河北之南部及山东之西境，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的广大地区，两汉时这里是人口最密、农业最盛地区之一，而今却“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显然是因为战乱致土地荒芜和有游牧习惯的少数民族的内迁，但这种情况与西晋时人口的增加很不适应。束皙的建议实际上没有完全推行，紧接着就是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的入侵，并产生了若干割据政权并立的局面。不过，不久这些少数民族自己也逐步接受了农业文明，实行“汉化”，北魏的改革就是显例。以农为主的生产结构经受了历史考验而站稳了脚跟。这就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是有生命力的，有它存在的历史根据的。
次谈半农半牧区以牧为主农牧并举的方式
我国历史上在农区与牧区之间曾经横亘着相当广阔的半农半牧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原王朝的西北边郡，即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肃一带。汉唐时代这里是农牧业都相当发达的农牧并举地区，大抵是由以牧为主逐步向以农为主发展。这里原先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秦汉帝国建立后，向这里移民实边，到汉武帝时代建立起大规模的屯田事业，西汉大型国营牧场也分布在这里。汉政府还鼓励人民在此“田畜”，所以私营农牧业也很发达，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牧主。唐继承了汉的屯田事业，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国营牧场则主要设在靠近关中平原的陇右地区。
这一地区的生产结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牧为主、农牧并举。其畜牧方式不同于农业区，也不同于游牧区，它实行大规模的定居放牧，并以强大的农业支持强大的畜牧业，也就是说，建立了为畜牧业服务的种植业。以唐代国营牧场为例，据却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碑颂》记载，陇右牧场光是把放牧的时间拉前到三月，就节省了“菽粟四十千石，箕秆三万围”，这些大型牧场每年需要粮食供应多少粮草就可想而知了。唐代官马的饲料配给标准是很高的，以在尚乘的马匹为例，秋冬每日给藁一围（每围以三尺为限），粟一斗，盐二合；春夏日给青刍一围，粟减半。在牧监放牧期间精料的配给也不会很低。解决饲料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在国营牧场范围内建立饲料生产基地。例如唐初八大牧场饲有料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种，以给刍秣”。开元年间饲料地增至千九百顷，种植茼麦、苜蓿。同时还收贮大量干草以备冬饲。这就使养马业的发展获得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唐代牧坊的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是这一地区畜牧业经营方式的缩影。这一地区有些大牧主向来也是兼营农业的。例如后汉的马援就曾在北地郡经营畜牧业，后来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这一地区的另一种生产结构是以农为主、农牧并举。这里的屯田一般以军屯形式进行，并往往与大规模水利建设相结合，所以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种植业基地。其生产结构虽与农区相似，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但畜牧业的比重占得更大些，因为这里的畜牧业负担着支援国防和生产的双重任务。这里的种植业除了满足国防和屯田军民生活需要外，亦有一部分是为畜牧业服务的。政府也鼓励在这一地区务农和养畜。
由于实行了农牧并举的方针，这一地区出现了农牧两旺的局面。畜牧业的空前繁盛已如上述，粮食生产也由屯田开始时的缺粮变为自给有余。如据《东城父老传》所载，天宝年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太平广记》卷485引）这一半农半牧区汉代时是“牛羊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西域》）。在盛唐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足”（《新五代史》卷14）。“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八月）。
顺便指出，自先秦以来中原地区养马都是喂粮食的，贵族养马如不喂粮食就被认为是怪事，汉代战马平时喂粮，出战前还要“粟马”，这与匈奴等游牧族“马不食粟”形成明显的对照。从马粪中是否遗留有粮食的残渣，即可判断是哪一方的马匹。这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的畜牧业和依靠天然水草的畜牧业之间的差别。汉唐对北方游牧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食粟养马业对游牧业的胜利。[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