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写梁羽生老先生（原名陈文统 1924年3月22日—2009年1月22日 广西蒙山县人）已经很多年了，没想到他会这么突然的辞世，也许这就是人生的戏剧性。
过去我总是对金庸关注多一些，在本身关注金庸之外，也是想从金庸那里找到评价梁羽生更准确的切入点。也因为我觉得梁羽生比金庸更重要，如果要写的话自然也该更加慎重。他比金庸更符合我心目中大师的水准，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一
1966年梁羽生在香港《海光文艺》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非常重要的论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他说：“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 ‘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在第二部分谈武技描写时，他明确指出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驱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他反对“武多侠少”，“正邪不分”。

这些观点几十年后仍然现出深刻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看出，评价梁羽生是离不开对金庸的认识和定位的。所以如今在写他时，也必然要在很多地方把两个人联系到一起。
必须要承认，综合作品来看，金庸更会编故事，情节更加引人入胜。这是梁羽生当年提到过的金庸接受西方文艺（主要是电影艺术）的影响，梁羽生的小说确实在情节和主题的水准上不如金庸。不过，并不表示金庸全方位超越了梁羽生。

如果具体到作品上，梁羽生评价金庸受西方文艺影响较多，但其实梁羽生的西方文艺思潮一点也不少，看过《笔花六照》的读者就会明白，他在写《七剑下天山》时，他坦白自己受到《牛虻》的影响，把牛虻一分为二，把其政治身份和身世分别让书中男女主角隐约体现。书中还牵涉到弗洛伊德。张丹枫的弟子于承珠，被两个男子追求，但皆不满意，突然想到不如师父，这可谓“恋父情结”。这牵涉到一些学理问题，梁羽生当时写到这里觉得这个理论可以适合她。再如，在《白发魔女》的女主角玉罗刹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梁羽生自己最满意的是这部作品。《云海玉弓缘》男主角金世遗似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女主角厉胜男则有卡门追求自由的思想。梁羽生说，并非自我标榜，但小说中这些西方文化因素，可能对一般人来讲高一点，看时可能吃力一点，不时要想一下。

梁羽生小说是男女平等的，他更突出女性地位。尤其这地位不是猎奇争艳的那种，而是继承《红楼梦》中那种彰显女性性格，而又有不得不面对的人生无奈的命运。这是金庸一辈子没有达到的境界。金庸只写过两个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白马啸西风》和《越女剑》，《白马》写得很好，但这两部小说不但篇幅是金庸作品中最短的，而质量显然也不能和其他大作品相比。平心而论，李文秀这个人物略显独立，是有进步色彩，但李文秀对男性也有强烈的依附性，骨子里是丝毫不可能和梁羽生笔下厉胜男这类人物相提并论的，差距太大。

梁羽生笔下的女主角往往比很多男人更优秀、更有魅力，厉胜男、白发魔女练霓裳、冰川天女、武玄霜、于承珠、谷之华、易兰珠、飞红巾、吕四娘、天魔教主等等，而在其他男主角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个标准的侠义形象或者是被侠义道德观念束缚的各色悲喜剧。谁说梁羽生没有书写动人情感的功力？在明清系列和大唐系列，梁羽生的情感故事比金庸很多构思更委婉动人。金庸的《神雕》《天龙》和《笑傲》固然非常好，但过于弄巧传奇。梁羽生作品中的含蓄和纠结显然更为实在。

所以梁羽生在作品中蕴含的深层内容一点不少，同时也有大量中国文化的内容，而且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上，梁羽生更突出这个精神主题。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更深入历史，现实和准确常常成为他的一个优势，也被成为一个劣势。例如，梁羽生和金庸都曾写到成吉思汗、拖雷和康熙，从笔墨上，是两人笔墨较多的历史人物了，显然，从角色塑造上，金庸笔下的人物更有深刻的印象，像《鹿鼎记》中的康熙，已算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主人公了。但是，这个康熙艺术化，甚至理想化的成分实在太重。艺术真实和生活真是诚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但拥有历史背景的小说毕竟更注重历史的要求，更何况对于历史人物？尽管金庸抱着很大的客观态度在进行创作，但不论成吉思汗、李自成、袁崇焕还是康熙，金庸的文学色彩大过历史面貌太多。反而像梁羽生在《七剑下天山》中简单几段的描写来得实际，那种帝王心态的复杂和阴鸷的举动，虽不乏野史的传奇，但也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记得梁老先生曾在一篇创作随笔中谈到纳兰性德武功如何（他主要还是在《七剑下天山》中），小说里基本就没写到他的“动作戏”，但也并非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书中有一个场景纳兰性德和武林高手相遇交手，纳兰性德只是后退了两步。这一笔足以说明他不仅身怀武功，而且还不算差。因为纳兰性德是康熙皇帝的御前三等侍卫（后来还升到一等），如果武艺不过关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梁羽生在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并不是刻意去夸大他们的形象和艺术效果。同时对一些生活真实的内容，比如在《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都写到喜马拉雅山脉和珠穆朗玛峰等高山，武林高手在这些地方攀登和比武，究竟这些人物的体能到底如何反应？梁羽生并不过分夸张，反而强调自然条件的作用。他没有像虚竹那样可以凌空飞度缥缈峰，也没有像一灯大师的弟子那样可以逆流划船上山。

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梁羽生虽然在小说中有历史脉络，但视野并不开阔大气。实际上，能够完成大唐、宋元和明清三大系列，武侠小说领域是由梁羽生创作了一个个武林时代的完整群像，这一份气魄已经努力在接近福克纳和左拉这样的艺术宗师了。金庸凭借一个“射雕三部曲”固然划了时代，但谁又能说梁羽生没有宏观大气的视野呢？可以说没有。

二
前面提到过，梁老先生关于“侠义和武功”的问题是武侠小说中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而且引起过不少争议。因为很多人都发现，梁羽生在创作上很大程度被这一思想局限了，影响到他的小说成就。
说 起来，侠义的行为艺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空洞的概念，和时代政治的联系也比较密切。“侠以武犯禁”——不是单单的锄强扶弱，侠义的准绳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和一些人为观念所不断调整的，解释权是变动的。梁老先生是从五四之后，抗战岁月成长过来的，任职《大公报》也属于左派报纸，他对侠义的宣扬是一种时代责任感的体现，也是一种积极的创作态度。很多人都知道，梁羽生这个笔名和著名武侠小说家宫白羽有关，而宫白羽本身也是颇有左派思想的人物，宫白羽的写作和鲁迅有过交流，《鲁迅全集》都收录有七封给宫白羽的书信。梁羽生创作上抱有这个理念显然不是问题，而且事实证明他提升了武侠文化的意义，而且成功落实到了小说中。

不论是大唐、宋元还是明清系列，梁羽生的作品都是表现正邪对立，民族感强烈。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的侵略，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尤其张丹枫的大侠风范，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这是梁羽生小说的主旋律。侠义文化是有寄托的，但是真正影响梁羽生的是正邪双方的形式上泛滥，这几乎是梁羽生作品的一个创作模式，这种频繁的正邪集团的对抗才真正是梁羽生小说质量的瓶颈。很多研究者认为梁羽生只相当于金庸写到《射雕英雄传》的时期，金庸后面的作品已经远远超过梁羽生的境界。

梁羽生的小说不如金庸另一方面在于他没有金庸那么个性化。从武侠的层面看，金庸其实已经脱离（也许有的人认为是超越吧）了，至少金庸70年代花十年之功的修改，确实把当年连载的小说当成了文学在改造。从《神雕》开始，金庸的作品几乎就在远离真正“侠义”的文化思想，用评论家陈墨的话说就是“正气渐消，邪气渐长”，所以到最后《鹿鼎记》才会完全颠覆逻辑，用文化思索的糖衣扭曲武侠世界。可以说，金庸有深厚的思想，他善于反思，但何尝不能认为金庸的写作是自我的、随性的、个性化的，没有系铜的书写了，他的小说全部都是在张扬自己各方面的观念。金庸的性格其实就像是令狐冲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像是韦小宝的灵活多变，没有多少大是大非的原则教条，所以，侠义文化并没有多少，而梁羽生才是“为国为民”的侠士，他对武侠小说写作是抱有有责任感的。

可以认为梁羽生在创作上过于保守，侠义和武功的平衡，使得不少人性化和时代主题，思想深度挖掘不够。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也说明梁羽生延续五四文学运动的“文学为人生”，为社会大众服务和有所启示，这是梁羽生真正在艺术境界上的不同。

而同时能够像梁羽生那样具备武侠文学理论的，也可以说再没有第二个。他的发言和创作随笔，显示了他的整体认识。
今天回过头再看梁羽生的一些总结，武侠小说的败落并非梁羽生金庸的起点太高，但也确实是后继者没有他们当初的修为，这是一个非常叹息的局面。
记得在2003年，大陆拍摄了黄海冰、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萍踪侠影》，号称得到梁羽生认可。此前内地版金庸剧的不断推出一直是观众的焦点，张纪中从骂声中逐渐找到尊重原著作为一大看点来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