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王季重、刘同人或者徐霞客来，张宗子张岱（1597——1680？）更难评说。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各有各的张岱，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好在我的见解平实，估计跟大家的感觉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我看来，明文第一，张岱莫属。而且，如果在中国散文史上评选“十佳”，我估计他也能入选。尤其是《陶庵梦忆》，篇篇都是好文章，随便翻开一页，都是可圈可点。每次重读《陶庵梦忆》，总是“其乐融融”，而不仅仅是“有所收获”。这本薄薄的小书，真是耐读。<?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关于张岱的生平及创作，我在《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第五章，以及《中国散文选》[2]的“导言”和小传部分，已经有所介绍。今天，稍微涉及“文学史上的张岱”，然后进入具体作品的分析。
讲张岱的文章源流，最经典的论述，当推明人祁豸佳《<西湖梦寻>序》。所谓“笔具化工”，有点虚，不太好把握；但强调张宗子和郦道元、刘同人、袁中郎、王季重的联系与区别，还是能让人心领神会。描摹山水的，一般都会追溯到《水经注》，这是宋元以下诗文评点的套话。可郦道元之外，另加三个当代文人，这可就不一样了。刘同人的生辣，袁中郎的倩丽，王思任的诙谐，这都比较容易体会，难的是后面那句话：“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技巧性的东西容易说，所谓“空灵之气”，可就不大好办了，感觉得到，但难以描述。既然无法准确把握，如此“神妙”，如何评说？其实，这是经验之谈：一眼就能看到的好处，往往最难评说。读苏东坡的文章，读张岱的文章，不必多么高深的学问，单凭直觉，一般人都会很喜欢。可就因为容易喜欢，反而更难把它说清楚。下面主要谈张岱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自叙与自嘲，第二是民俗与寄托，第三是绚烂与平淡。

一、 关于自叙与自嘲<?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略为翻看《中国散文选》，不难发现，我对“自叙”这一文体有特殊的兴趣。从陶渊明的《五<?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柳先生传》，到王绩的《自作墓志文》、刘知几的《自叙》、徐渭的《自为墓志铭》。再到清人江中的《自序》、梁启超的《二十自述》等，一口气选了那么多自叙、自序、自为墓志铭，用今天的概念，统称为自传，Autobiography，肯定是别有幽怀。下面我会提到，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种文体在古代中国以及文学史上的功用，这里先回到正题——张岱。</?xml:namespace>
从“自叙”入手，我选的是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的张岱，晚年撰写《自为墓志铭》，审视平生足迹，是得意，还是失意？是夸耀，还是忏悔？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如此开篇，让你惊讶，作者为何丝毫不谈自家身世。因为，所谓“纨绔子弟”，必定是家世显赫，否则没有挥霍、懒散、浪荡的本钱。我们知道，张岱的祖先，确实是有功名的。高祖中进士，曾官吏部主事；曾祖中状元，任翰林院编修；到祖父张汝霖，好歹也还是个进士。只是到了父亲，才变得不取功名，乐为鼓吹。也就是说，对音乐戏剧的兴趣，在读书做官之上。一般的“墓志铭”，“数典”时不该“忘祖”，这里的故意略去，大概是怕辱没了祖先。因“一无所成”，不好意思提及祖先英名，可单是“纨绔子弟”四字，还是让你明白，这可不是平常人家。
何以自称“少为纨绔子弟”，请听作者自述：“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这段话，应该倒过来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不想卖身投靠新朝，于是披发入山。有了这场变故，才会回首往事，恍如隔世。一是少时繁华，一是老来孤寂，借助于“回首”，获得某种呼应与对照。张岱最后活了多少岁，学界尚无定论，但不管是八三、八四，还是八八、九二，反正是长寿。套用一句老话，“寿则多辱”。经历国破家亡，晚年回首平生，追忆少时所经历、所喜爱的都市繁华，能不感慨万千？正因这深深的眷恋，以及由眷恋而来的无尽感慨，促成了《陶庵梦忆》中余韵无穷的怀旧文章。
既是《自为墓志铭》，总得对自家事业有所评说。“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下面关于“七不可解”的叙述，比如“贵贱紊”、“贫富舛”、“文武错”、“尊卑溷”、“宽猛背”、“缓急谬”、“智愚杂”等，评说的其实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与时代。《自为墓志铭》的体例，本该集中笔墨于自身，可这里的贵贱紊乱，贫富差错，文武翻倒等，其实是指向大动荡的时代。明清易代之际，各种价值观念都被动摇甚至颠覆，读书人的心理感受格外强烈。说这些，其实还是泛论，跟自家生活不是很贴切。终于，话锋一转，主人公登场了。

下面这一段，才是真正的自我评说。“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诸如此类的自我辩解，依旧不着边际。最重要、也最沉痛的，还是下面这两句话：“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了，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天崩地裂之际，无所作为的读书人，内心深处无疑是很痛苦的，可发为文章，故作轻松，且自我调侃。你看他，“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还有，学文章、学节义也都不成，这可真是“一无是处”了。<?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同是“自嘲”，有人轻松，有人沉痛，相去何止千里。读林语堂的《八十自叙》，第一章“一捆矛盾”中，也有些略带自嘲的话，比如“他什么书都看”，可“从来不读康德哲学，因为他自称受不了；也讨厌经济学”。还有，“他是卡通人物‘米老鼠’”，以及“女星凯瑟琳·赫本的忠实观众”，也“喜欢和男友们说‘荤话’”。可明眼人都清楚，这些“俏皮话”，没有丝毫自责的意思，更多的是表示自家口味“不俗”。张岱不一样，当他说到“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时，我相信，不是志得意满，而是老泪纵横。
关于墓志铭的体例，我专门提到韩愈、欧阳修所面临的难题：文章家的趣味，如何与当事人的愿望协调。孝子贤孙表彰祖宗功业的愿望，完全可以理解；不弄虚作假已经很不错，文过饰非，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于是出现一个尴尬局面，家属恨不得把所有官衔都写上，而且尽量拔高；可作为文章家，韩愈或欧阳修心里都很清楚，若依此要求，文章肯定写不好，因而也就必定“不传”。这也是欧阳修特别提到，墓志铭难写的缘故。过去允许文人腾挪趋避，墓志铭中，不时还能冒出些好文章。到了讲究“组织鉴定”，那就更是只争评价高低，管不了文章好坏了。
跟这种专门褒扬先人功业的“墓志铭”大异其趣的，是所谓的“自为墓志铭”。从陶渊明的《五<?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柳先生传》开始，中国人之撰写自传、自叙、自为墓志铭等，多半采取自我调侃的笔调。同样是叙述平生，可以半真半假，亦虚亦实，嘲讽多而褒扬少。从陶渊明、王绩、徐渭，一直到张岱，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这种策略，带有游戏文章的意味，或者说寄沉痛于诙谐。这就难怪张岱的《自为墓志铭》，袭取表彰功业为主的墓志铭体式，但改变宗旨，转为自我调侃。</?xml:namespace>

一般所说的“自嘲”，除了显而易见的自我批评，往往还隐含着另外两种旨趣：一是讽世，一是述志。讽世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七不可解”，谈的就是整个世道的颠倒，表白自己如何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述志呢？你看他说“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似乎很低调，其实是在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整篇《自为墓志铭》，表面上都在骂自己，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拿自己开玩笑。可这“玩笑”中，隐含了张岱的自我定位。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感叹，很可能不是因为人家成功，而是人家少年时本就没有学这学那的远大抱负。<?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年轻人不大能体会到这一点。将来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做不成的。这个时候，早先的抱负越大，失落感也就越明显。这种感觉，有时不以个人的实际成绩高低为转移。很多人，你可能觉得他做得不错，挺成功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郁闷。这种郁闷，很大程度缘于过高的自我期待。记得我的导<?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师王瑶先生去世时，很多师长都写文章，我也写。但有一点不一样，别人表彰先生的功业；我则提及先生内心深处的悲凉。一个人越有才气，越心高气傲，晚年的悲凉感就越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古往今来，真能实现自己少年时的理想的，没有几个。</?xml:namespace>
因此，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不完全是反语或讽刺，自嘲之中，也有真实的成份在。那就是“述志”。在描述自己的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同时，反衬了原先的人生理想与自我设计。包括汪中等人的墓志铭，都有这个倾向。我们知道，“怀才不遇”乃古往今来无数中国文人的“通病”。“不遇”是真的，至于是否都有“才”可“怀”，那就很难说了。之所以沉沦下僚，有时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有时是机遇或人事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自家才华所限，怨不得外在环境。再说，并非所有的“牢骚”，都能转化成为《离骚》。张岱《自为墓志铭》之所以可读，就在于它用自嘲的口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意绪苍凉。就像《陶庵梦忆序》所说的，“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有这种“苍凉”作底，张岱的自嘲才显得真实，也才显得可爱。

虽然自嘲“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张岱其实还是颇有著述的，要不，只是极爱繁华的纨绔子弟，咱们没必要花时间讨论。“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接下来就是《石匮书》等著作目录了。前面刚说过自己如何一事无成，笔锋一转，开列起自家十五种著作，又似乎不无得意之色。你也许会觉得这文章转得急了些，甚至有点前后矛盾。其实，这正是《自为墓志铭》的文体特征。是自嘲，可并非检讨，你别以为作者真的一无是处。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嘲是表，自颂才是里。用现在时髦的说法，这就叫作另类的自我表扬。这个书目开下来，当然是给自己评功摆好的了。这样的回首平生，不是自我揄扬是什么？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著述传世更值得关注，也更值得向世人一一交代的？<?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那我们就尊重作者的意愿，略为评说今日很容易见到的那几种著作。这些书，大致可这么分类：一是传统读书人特别看重的经学著述，那就是《四书遇》；一是体现作者经世情怀的史著，那就是《石匮书》；一是带有小百科性质的杂著《夜航船》，还有三种精彩绝伦的散文小品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文集》。
张岱的《四书遇》，前些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重刊，很容易找。如果没时间读，起码看看序言。《四书遇序》也收在《琅□文集》里，后者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里都能找到。这则序言，主要是表白自己的读书方法，如何与一般经学家不同：只读白文，不问训诂。诵读白文数十遍，突然有所感悟，写下来，这就是我的“经解”。作者说，乱离两载，东奔西跑，什么都丢掉了，就剩这本著作一直珍藏在身边。可见作者对《四书遇》，是很看重的。可作者的“看重”，并不能保证此书的价值。关注经学，这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趋向。在我看来，《四书遇》没什么了不起。除了证明作者确有悟性，也曾认真读过经，其他的，那就很难说了。这跟张岱读书的特点大有关系，不管训诂，直接跟白文对话，固然可以克服此前读书人过分讲求考据训诂、典章制度而落下的支离破碎毛病，但也会限制解读经典的深度与广度。换句话说，这种“只读白文”的解经法，明显地“近文人而远学者”。
张岱写《石匮书》毫无疑问，是有所寄托的。这在《石匮书自序》里说得很清楚。有人能写史，有人不能写史，更有人不能写史而非写不可，那就是我。为什么？就因为眼见得“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整个一个“诬妄之世界”。明亡了，作为先朝遗民，有必要撰写一部真实的历史，为有明一代的是非得失作总结。从崇祯戊辰年开始落笔，写了十几年，遭遇国变，然后携其副本，遁入深山，继续研究、写作。作者称，此书“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但这是史家的共同口号；我更看重的，是其知不可而为之。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余故不能为史，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这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换句话说，我不认为张岱是个杰出的史家。作为学者，张岱在经学或史学方面的才华实在不明显。研究者出于好心，拼命拔高其学术成就，没必要。我更倾向于从悟性，从责任感，从气节，而不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解读他的经学或史学著作。

还有一本“小百科”性质的《夜航船》。此书类似读书笔记，分类摘抄的同时，有所归纳与整理。他把读书人所需要的日常知识，按天文、地理、人物、考古、文学、礼乐等，分成20大类130个子目，每个子目包含若干小条，分别加以解说。比如，卷8“文学部”中，包含经史、书籍、博洽、勤学、著作、诗词、歌赋、书简、字学、书画、不学、文具等16目；其中的“诗词”目里，就有关于“乐府”、“诗体”、“苦吟”、“推敲”、“点铁成金”、“爱杀诗人”等的解说。边读书，边摘抄，有分类整理之劳，而无稽核辨正之功。宋元以降，读书人的笔记，有的成为“著述”，有的则只是“摘抄”。关键不在体例，而在有无自己的发现。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夜航船》没有多少考证，属于资料收集、分类索引，说不上“成一家之言”。《夜航船》作为专业著述，意义不大，可这个编纂过程，给文章家张岱打下一个学问的基础，这点很重要。<?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读过钱锺书的讽刺小说《围城》的，大概都对李梅亭的“随身法宝”，那个“装满学问”的卡片箱颇有印象。想问“杜甫”吗？好，随手一翻，马上就是相关资料。博学的<?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钱先生，对此举明显语带嘲讽。卡片箱不等于学问，这点没问题，可读书人为了整理资料及自家思路，分类做卡片，其实一点也不可笑。黄宗羲《思旧录》中提及钱谦益如何攻读八家文，那姿态也很不优雅：“见其架上八家之文，以作法分类，如直叙，如议论，如单序一事，如提纲，而列目亦过十余门。”大家知道，钱谦益乃清初有名的大诗人，大学者，眼界极高，也都如此读书。关键在于，别把手段当目的，误将卡片箱当做学问渊薮。老一辈学者中，不少人注重抄书或做卡片，因为，分类摘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不只是记忆，更包含选择与思考。现在改用电脑查询，表面上检索范围扩大，可资料来源没有个性，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我不知道的，你也茫然。对人文学术来说，这可不是好事情。有一点必须记得，功力不等于学问，可学问必须有功力支持。</?xml:namespace>
回到张岱的《夜航船》，所谓记取“眼前极肤浅之事”，养成博识与趣味，对于文人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这个学问基础，对于成就文章家张岱的真正功业，也就是我下面着重谈论的三本小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文集》，实在功不可没。在我看来，纯粹的文人“太轻”，专门的学者“太重”，张岱的文章之所以“举重若轻”，跟他的学问不大不小有关。

开列过著作目录，该说点得意的事吧。你猜他说什么？6岁时随祖父张汝霖在西湖边游览，碰到陈眉公陈继儒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陈继儒问张岱的祖父，听说你的孙子很会做对了，能否试试？于是，指着屏上的《李白骑鲸图》，出了上联：“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6岁孩童应声而答：“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除了对得工整，还略带一点调侃的味道，确实是才思敏捷。难怪眉公大笑，说：“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平生那么多遭遇，为何单取一儿时轶事？大概就为了最后那句叹息：“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儿时“灵隽若此”，老来才会感叹“一事无成”。不是真的一事无成，而是相对于儿时的睿智与灵敏，不免略感失落。<?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大家应该记得，《世说新语·言语篇》里，有一则“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逸事。少年孔融的反唇相讥，其实不太成立：老大不佳者，“小时”未必都“了了”。可儿时聪慧，毕竟还是很令人欣慰的。我相信，行文至此，张岱颇为得意。一方面是自嘲，一方面也是自夸，用调侃的语调，掩盖几乎压抑不住的得意之色。因此，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不是检讨书，也不是忏悔录。
接下来的“因思古人”，“皆自作墓铭”的例子，举出来的王无功是王绩，陶靖节即陶渊明，徐文长乃徐渭，这些人都有自叙或自为墓志铭传世。张岱说，我想学他们，可刚落笔，就觉得自己“人与文俱不佳”。踌躇再三，终于想通了：“第言吾之癖，则亦可传也已。”平生一事无成，想来想去，唯一可传的，是我的个性、性情与癖好。请注意，文人自述，可以有牢骚，有不平，有自嘲，但不能说得太过分；要是给人“一无可取”的印象，那可就糟了。在自我嘲笑的同时，还得给读者一点希望，在张文，就是“吾之癖”可传。
我们很可能马上联想到，张岱对于“癖”的偏好。而这，正是整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前面讲袁中郎时，我提到这个问题；而在《陶庵梦忆》和《琅□文集》里，这问题再次凸显。《陶庵梦忆》卷4《祁止祥癖》，有这么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张岱本人肯定很得意，因此，后来又把它引入《琅□文集》卷4《五异人传》：“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这五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但都有某种特殊爱好；正是这“疵”与“癖”，显示其“真气”与“深情”，故可传。

二、 关于民俗与寄托<?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陶庵梦忆》、《琅□文集》、《西湖梦寻》这三册小书，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遥思往事”。一是“往事”，一是“遥思”，均相对于此时此地的生活。我们知道，“距离”产生美感。诉说遥远的往事，很容易带有温情，而这种温情，多少掩盖了事物原本存在的缺陷，只呈现其“富有诗意”的一面。
明清易代，天崩地裂，张岱的“遥思往事”，不能不带有更多的温情与想象。
但这还不是我主要关心的问题。我想追问的是，张岱的“遥思往事”，选择了哪些，又遗落了哪些。这其实大有讲究，体现了作家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趣味。明清易代，很多人在写前朝遗事，而且都很动感情，因其中寄托了故国之思。张岱有点特别，追忆的不是文人雅事，更不是军国大业，而是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原先的缺点，比如“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等，如今反倒成了好事，起码使他的记忆非同寻常，不只五光十色，而且真实生动。当初张岱如果跟一般读书人一样，很“务正业”的话，我相信，日后写不出如此流光溢彩的好文章。
怎么说呢，假如原先是个留意功名或关心世事的读书人，即便他想写华灯烟火，梨园鼓吹，也都写不好，因为没那个感觉。“少为纨绔子弟”，张岱的沉湎游玩，无意功名，在原先的评价体系里，是“没出息”，或者“不正经”。可时移事迁，经国大业无能为力，日常生活的意义得以凸显。而谈论日常生活，尤其是乡风市声、人情世态、民俗节庆、说唱杂耍等，见多识广的张岱远比一般读书人在行。所以我说，早年的“极爱繁华”，其实成就了作为散文大家的张岱。这一点，只要比较明亡后诸多遗民的写作，就能明白。

明清笔记中，并非全都是军政大事，也有涉及社会生活、文化风俗的，但像张岱写得这么细致，这么生动，几乎绝无仅有。举个例子，同是写城市，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就显得过于“冠冕堂皇”，侧重表现宫殿、寺庙、名胜以及文人雅趣，和张岱的关注日常生活，描摹社会风情，很不一样。因此，我非常欣赏周作人的一句话，他说：“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这话出自《泽泻集》里的《陶庵梦忆序》，那是他给俞平伯重刊本《陶庵梦忆》写的序。<?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俞平伯1924标点刊行了清人沈复的小说《浮生六记》，1927年又标点刊行了张岱的小品集《陶庵梦忆》。夹在这中间的，还有同为北京朴社刊行的自撰诗集《忆》。这册1925年刊行的旧体诗集，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合于怀古：线装，手写影印，配有18隔丰子恺的插画，很是精致。那年，俞平伯只有26岁，追怀的是童心、薄影、刹那间的情怀，所谓“小燕了其实也无所爱，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吧了”。这种心境，与张岱的《陶庵梦忆》相当契合。当然，这与俞平伯出身世家——他是俞樾的曾孙，对传统文人的生活和趣味有特殊的感受，大有关系。
我认为山水意识的兴起对中国人审美趣味有深刻影响。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中，有句话说得很好：“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魏晋以降，山水精神与自我意识结伴而行，真是“相看两不厌”。这一点，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至于都市庶民的日常生活，虽然在宋元明清的众多笔记，以及“三言二拍”之类白话小说中得到很好的表现，但不太为文学史家所重视。我们重视屈原、杜甫那样的忧国忧民，也喜欢陶潜、王维那样的潇洒散淡，至于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文学表现，反倒没有给予足够的欣赏。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著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6]以《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笔记为主要素材，构建南宋都城杭州的日常生活。其实，我们可以用张岱的文章，比如《陶庵梦忆》、《琅□文集》、《西湖梦录》等，再参照同代人的相关著述，来复原明末江南的日常生活。说实话，就对民俗工艺、民间文化和都市风情等的理解与把握来说，张岱的文章，远在许多史书与方志之上。
说到都市生活，有一点必须提醒，那就是贵族趣味和民间趣味的融合。基于阶级斗争学说，以前我们更多强调贵族趣味与民间趣味的对立，似乎二者径渭分明，可仔细观察，在都市的日常生活里，二者无法截然分清，甚至还有合流的倾向。最明显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对西湖的鉴赏，一是对京剧的喜欢。那么多人热爱西湖，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这种共同的审美倾向，更落实在“梨园趣味”上。徽班进京以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京城里的平民百性，大家都叫好。如此文化娱乐活动，贵族玩，平民也玩。表面上，雅有雅的趣味，俗有俗的偏好，可实际上，很容易“交叉感染”。“好梨园，好鼓吹”，并不限于某一特殊阶层。就在“都市”这一生活空间里，我们原先设想的径渭分明的贵族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边界，某种程度上被淡忘，被超越。

在《陶庵梦忆》里，谈得最多的，是戏剧，是节庆，自然风景反倒退居其次，不再是独立的日月山川，风景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诸位把它跟袁中郎等人的山水游记对比，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这也与西湖的特点有关，这是都市里的山川，人工化的自然，而不是真正的山水。郦道元写遍天下名川，徐霞客从东南走到西南，看到的是真山真水，而张岱则只是固守杭州。《陶庵梦忆》等三书，眼界几乎没有超出西湖，描写的就是杭州这么个繁华都市。叫他“都市诗人”，我觉得还是相当准确的。<?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西湖不大，可在“都市诗人”眼中，照样别有洞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看《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不写西湖，也不写月色，写的是在西湖边看月的人。什么人呢？张岱列了五种。第一种，只顾在楼船箫鼓里，享受灯火和优伶，“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第二种呢，“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请注意“左右盼望”四字，很传神。第三种更进一步，名妓闲僧，浅斟低唱，“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不能说他们不看月，也看，但有表演的成份，希望别人注意到他们在看月。第四种，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唱无腔曲，什么都看，又什么都没真看。第五种境界最高，值得认真品味：“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如此澹泊素雅之士，逃到里湖，无意引人注目，可还是未能躲过作者的目光。叙述者“我”，不在此五种看月人中，只是扮演观察者身份。月一无可看，西湖也没什么好说的，可看月人的心态，却值得好好把玩。从达官贵人的摆阔，到小名士的作态，再到高人的雅素，全都尽收眼里。
杭人游湖，平日早出晚归，就因为西湖七月半太有名，不看不行，于是全都赶来了。话里话外，有些许讥讽的味道。终于完成看月的“仪式”，众人各自归家。岸上的人，湖里的人，逐渐散尽。这时候，我辈方才升场。前面那一段呢，“我”在哪儿？我在湖中观看各式各样的看月人；虽没出场，却是个重要的存在。小舟靠岸，夜色已深，断桥石磴也凉了，“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面”。“□面”，即是洗脸。游人散尽，湖光山色方才恢复清新的面目。这时候，前面提到的那第五种人，也就是“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的雅士，也都出来与我辈互通声气。于是，“韵友来，名妓至”，或唱歌，或弹琴。

大家知道，晚明名妓的文化修养大都很高，文人也喜欢与其交往。同是江南繁华地，杭州西湖的“艳名”，远不及南京秦淮河，这似乎不能归之于城市的经济实力，或者女性的姿色容貌。照余怀《板桥杂记》的说法，“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多有宗室王孙，乌衣子弟，再加上南都贡院与秦淮歌舍比邻，秋风桂子之年，举子留恋声色，纵情诗酒，更促成此一段旖旎风光。可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淮名妓与当世才子的亲密交往，比如<?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襄、顾媚与龚鼎孽，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其相亲相爱，相敬相慕，以及国难当头时的相知相助，在普遍轻视女性的传统中国，几乎成了“千古佳话”。这在客观上大大提升了秦淮名妓的声望。事过境迁，我们常在明清文人的诗集、笔记或传奇里，见识这些“秦淮名妓”的身影。至于很可能同样出色的“西湖名妓”，则因没有很好的文字记载，不再被后世的文人学者所追忆。<?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xml:namespace>
文章最后两句，值得认真品鉴。终于，月色苍凉，东方将白，连韵友、名妓也都走了，这时候，方才是“我”的西湖。“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种雅趣，落在陈眉公、袁中郎笔下，很可能大加渲染，而张岱则只是一笔带过。十里荷花之中，小舟飘荡，香气拍人，此情此景，确实很美。可若是加以发挥，或者略为炫耀，马上变得造作，不可爱。饱经沧桑的张岱，只是淡淡一笑，自己享受就是了。此种佳妙，需要心领神会，说多了，反而显得俗气。
中国文人，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才子，有品味、有雅趣的，往往孤芳自赏。张岱没有这个毛病。读他的文章，你感觉不到徐渭、李贽那样的愤世嫉俗。不是不懂，而是看透，一切都经历过，也都明了，因此，看人看事，比较通达，也比较洒脱。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不怎么愤怒与孤傲。举个例子，西湖看月的五种人，尤其是前四种，显然与张岱的趣味格格不入；可下笔时，作家很有分寸，略有嘲讽，但相当温和。尤其是最后，作为审美理想的“我”登场，还与“向之浅斟低唱者”互通声气。也就是说，“我”并不特别孤单，西湖里像我这样的雅人，还有不少。高雅之士而具有“平常心”，这点很难得。
可以相对照的，还有《湖心亭看雪》。“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我独往湖心亭看雪。天地间竟如此空旷，“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两三粒而已”。可到了亭中，突然发现，有人跟我一样高雅，在这么漫天飞雪的晚上，到亭中来喝酒。各自惊叹“湖中焉得更有此人！”于是同饮。归来途中，“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请注意，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就像前面说的，这里的“痴”，是“一往深情”。我有真性情，别人也有。这么看待世界，就可以避免过分的偏执与孤傲。

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张岱的笔下，都有很好的体现。这里就讲两篇文章。一是《柳敬亭说书》，一是《彭天锡串戏》。<?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为柳敬亭写过传记的，还有吴伟业、黄宗羲等。张岱文章特异之处有三：一是提及柳敬亭说书，称颂其“描写刻画，微人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话锋一转，武松进酒店，大吼一声，“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说书场中本无缸瓮，给他这么一说，似乎也“瓮瓮有声”起来。这样来写柳的说书技艺以及听众的人神，借用张文中一句话，就叫“闲中着色”。二是说书人的自尊：“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诸位知道，以前的说书艺人地位低下，必须想方设法笼络听众，哪敢这么摆架子。台下的听众，很可能边嗑瓜子边喝茶，说不定还聊大天，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戏或听书。柳敬亭可好，有人耳语或打呵欠，他“辄不言”。艺人的地位虽不高，可柳敬亭自尊自重.而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对待他。这点“傲气”，显然很得张岱的喜欢。三是除了渲染柳敬亭的说书技艺，比如“疾徐轻重，吞吐抑扬，人情人理，人筋人骨”，更强调柳的其貌不扬。陈汝衡《说书史话》[7]第6章“清代说书”，专列一节“大说书家柳敬亭”，还附有清人绘制的柳敬亭像。此像印制不佳，看不太清楚，很难判断柳是否真的很丑。作为艺人，长相俊丑本是关键，可张岱故意提醒你，“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如此“吞吐抑扬”，大有深意。
为人作传，本该“扬长避短”才是，为何故意渲染他的“奇丑”？这正是晚明文人的特点。有癖，有痴，一往深情，这样的人可交，也可赏。你如果真能欣赏他的说书技艺，也就不会再计较外在的相貌什么的了。再说，在晚明文人眼中，有毛病，更可爱。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你看晚明文人的文章，喜欢吹嘘自己或朋友的毛病：有人口吃，有人麻子，有人贪财，有人好色，但只要一往情深，这就值得欣赏。
这种因专注或深情而脱略形骸的，从庄子说起，学究气了些，那就看日常生活里的表现吧。李渔《闲情偶记》卷三《声容部》中，有一则“态度”，主要分辨“姿色”与“媚态”。前者关注五官的布置，后者看好流动的表情。李渔的意见很明确：“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便可抵过六七分。”也就是说，女人之美，在“态”而不在“势”。日后沈三白撰《浮生六记》，以及林语堂对这部小说的解读，都特别指出，“芸”长得并不漂亮，但因有“媚态”，故显得可爱。

这种眼光，后来在武侠小说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五官端正的白面书生，好人不多，武艺超群的更少。至于那些有缺陷的人物，比如断胳膊少腿的，或者独眼，只要敢闯荡江湖，必定身怀绝技。这样的角色，虽则其貌不扬，一出手你就明白，真正的高人在此。像金庸的小说，故意让笔下的英雄人物略有残缺，包括心理的、生理的、智识的，目的是凸显其性情。让你别太看重外在的东西，深人内心，体察人情。这既是“真人不露相”的民间智慧，也是“武戏文唱”的需要。当然，女侠是另一回事，照样还是花容月貌，要不读者不答应。看来，男性的阅读眼光，还是占主导地位。<?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张岱喜欢“说戏”，尤其注重舞台表演，《陶庵梦忆》里，就有很多这样的篇章。我们知道，从张岱的祖辈起，家里就养戏班子。自幼耳濡目染，难怪张岱对戏剧别有会心。这则《彭天锡串戏》。劈头就是“彭天锡串戏妙天下”。可文中并无多少具体描述，最为关键的，是这么一段话：“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彭天锡的戏为什么受欢迎？不是因为演员的相貌或技巧，而是因为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水，一肚皮不平之气。我们知道，从宋代开始，说唱艺人的文化修养，一直受到文人学者的关注。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里，提到说书人如何“吐谈万卷曲和诗”，就有这么颇为夸张的表述：“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不过，除了读书、阅历、技巧，张岱更强调“不平之气”。这一说法，大有来头。
宋人笔记《梁溪漫志》里，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命运多舛的苏东坡，吃过饭，一边揉着肚子，一边慢慢走着，问身边的侍儿：你们说，我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一个婢女抢着说：都是文章。苏东坡不以为然。又上来一个，说：“满腹都是机械。”这里的机械，指的是技巧。苏东坡照样摇头。等到他的侍妾朝云开口：“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这才“捧腹大笑”。你读宋元以降文章，会发现，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典故。比如，金圣叹撰《读<第五才子>法》，说《史记》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容与堂本《<?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卷首有小沙弥怀林的“述语”，提到李贽之所以热中于评点《水浒传》：“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xml:namespace>
“一肚皮不合时宜”，“一肚皮的抑郁不平之气”，意思都一样。都是“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有了这一肚皮的愤懑与不平，写文章时，才有所寄托，才不会被书史、山川、技巧等给压垮。不读书的，空空荡荡；有知识的，又容易变成两脚书橱。可见，不管是艺人还是文人，高明之处，在学识，在阅历，在技巧，但更在情怀。有所寄托，有所沉湎，有所超越，方才谈得上“出类拔萃”。这里说的是“彭天锡串戏”，可也不妨理解为“夫子自道”。张岱的文章写得好，同样也是因他有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水，一肚皮机械，一肚皮不平之气。单有“不平之气”，未见得就能成为好作家，这点我想大家都能明白。张岱的好处，在于他把“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糕合在一起，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赞叹不已的《陶庵梦忆》等集子。

三、 关于绚烂与平淡<?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张岱的文章，不像公安派“机锋侧出”，所以没有给人“芽甲一新，精彩八面”的感觉。一开始读，你很可能不觉得特别爽口。没有刻意经营的“精彩”，甚至显得有些平淡。第一印象是“干净”，碧空万里。文字干净，不是“没词”，而是思想敏捷，表达准确。只是这种文章境界，不太讨少年人喜欢。而且，干净的文章，必须有绚烂作底，才可读，才不至于一转而成干枯。《陶庵梦忆》里说唱戏，说放灯，说扫墓，说竞渡，说说书，说品茶等，既是妙文，也是绝好的社会文化史料。所述各事，和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等很接近；但要说文章，可就相去甚远了。这种文章趣味，这种洒脱心境，是周、吴等所没有的。毕竟是经历过公安性灵、竟陵幽深的陶洗。表面上是“忆即书之”，无意为文，实则大有讲究。
这种讲究，我同样举两个例子。一是《闵老子茶》，这是另外一篇文章《茶史序》的节写。《茶史序》前后各有一段，前一段是“<?xml:namespace prefix="st1"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周又新先生每啜茶，道白门闵文水。尝曰：‘恨不令宗子见。”’这个周又新，就是《闵老子茶》开篇提及的周墨农；至于闵文水，不用说，就是文章主角“闵老子”。下面的文字大致相同，只是作为序言，最后还得转回所序的《茶史》。张、闵二君，英雄相惜，遂定交，此后“饮啜无虚日”。品茶之余，拿出《茶史》，细细论定，刊行天下，让好事者略晓茶理的精妙。这种对市井奇人的欣赏，让你联想到吴敬梓《儒林外史》的结尾，或者阿城的《棋王》。</?xml:namespace>
这些寄托着文人生活理想的“奇人”、“奇事”，关键不在“一技之长”，而是“一往情深”。“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类似的说法，袁宏道的《瓶史》已着先鞭，比如“好事”那一则，就有这么一句：“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日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而张岱接过这一思路，大加演绎，在《祁止祥癖》、《五异人传》等文里，将其精微处，发挥得淋漓尽致。与袁中郎的空头议论不同，张岱举了好多例子，说明“有癖”如何“可爱”。而且，将此趣味，落实在几乎所有文章中。就像这则《闵老子茶》，说的也是“我”和周、闵三人无伤大雅的同好、同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