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选课只选了一门，叫《科技与人文的现代思考》。
课程安排在星期日晚上的7点，在假期的间隙上课的老师，我总觉得像在夹缝中生存的人。
今天我见到了这个人，40左右，戴眼镜，精瘦。除去这三个形容词，我实在找不到对他更多的印象。大概每个人都遇见过的这种大学老师——即便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一个星期就能将他的相貌忘个精光。
人如此，课亦如此，平凡而“精瘦”。对着投影仪乏力地絮叨，像身患绝症病人的独白。他仰着头讲课，学生低着头做其他的，只不过台上台下的半步距离，却是“一水隔天涯”。
课讲得不好，人长得不帅，台下的学生也稀拉，120个座位空着三分之二，我有一种走进被遗弃多年的麦田时，那种荒凉。
唯一有生机的那棵麦子，叫做“点到”。只有在这时，他的目光配得上锐利这个词，上课的时候，他像个不第秀才；点到的时候，他像个君王。
而学生此时也拿出贝多芬的听音乐时精神，绝不遗漏一个“音符”。
其实课讲得也并非不堪，只是不那么鲜活，不那么有趣，不那么激情。但把这种课上的鲜活有趣又有激情的老师，或许全校只有那个最会“扯蛋”的老师才做得到，然而他的时间都用来扯蛋，蛋扯多了，思想自然阳痿。
思想上的阳痿是可怜的，但未必比这堂课上的学生可怜。他们为了满足学位证的指标，必须通过选修一些课程，从而保证合格的学分。感兴趣的课程名额总是有限，那些没有选上的人，只有被迫选择不喜欢的课程，交出三小时肉体的自由。
学生可怜，老师也可怜，面对那些“比邻若天涯”的学生，必须学会对着空气讲课。缺乏成就感，得不到肯定，滔滔不绝三小时，花费多少口舌，却只有区区一百块的课时费。
老师可怜，学校也可怜。在教育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要新修宿舍、美化校园、扩大招生。在各种预防乱收费政策的夹缝中，只有公选课一条生存之路。
学校可怜，政府也可怜。不是教育资金不够，而是贪污腐败太多。并且大部分资金都拨给一流高校，二流高校你也请自谋生路。
政府可怜，制度也可怜。腐败这个“润滑剂”如何一日可除，又如何一日可调整到平衡的状态，这怕是千百年来遗留的文化问题。
制度可怜，文化也可怜。文化说：我要改变，也得依靠个体觉醒啊，你们个体不觉醒，我如何凭空改变？
文化可怜，个体也可怜。作为个体的、学生的我，一面要忍受自由的剥削，一面要思考未来的前途。个体都忙着和另一些个体竞争，眼里只有专业，只有英语；只有考研，只有出国；只有功名，只有利禄。而这又并非过于肤浅，制度让个体觉醒的成本太高，相比之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追求觉醒，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
当然，我还比其他个体多一层可怜，我是来进行“科技与人文的现代思考”的，结果却进行了一场“文化与制度的现代思考”，我的愿望又落空了。
好在打铃了，我走出教室，又看见这个来自政治学院的老师，骑着一辆80年代的破旧自行车，在我身边掠过。最近的一刹那，单车和我之间的距离只有0.01毫米。我闻到历经改革开放20余年，车身那铁锈的气味，听到车轮间传来那一声历史的叹息，倏忽感到，自己和这个“Captain”的距离分外接近。
我叫住他：“老师，骑这样的车，你也不容易。”
他头也不回地呵呵一声，但我能想象他的表情，惭愧、无奈和自嘲。
这一刻，我觉得最可怜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