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管锥篇》九百三十九页说到司马迁受宫刑后，“为雪下蚕室之大诟，遂成藏名山之巨著”时，作为对比的材料，引用了明代太学生丘敦《发冢论》中的话：“人之男者，腐之则（音xie，柔弱作态貌），马之壮者，腐之则良；人腐则须脱，鸡腐则尾长。”《发冢论》是丘敦针对明代宦官擅权的现实而作的，上面几句就是讽刺宦官因受宫刑而变化气质，为人卑懦，所以钱钟书先生便说：“征之迁史（指司马迁），岂其然乎？”
这里所说的丘敦（1460—1490），是明代海南琼山人，名贤丘浚长子，字一成。他自小性情简默，塾师和旁人疑其痴呆，连父亲丘浚也未发现他胸有大志。所以丘浚作官北京，只把他留在家中。他尽读家中所藏之书，学问大进。适逢雷州半岛有故河遗迹，有司欲开通以便利往琼船只，丘敦在给父亲家书中认为“疏治失宜，恐先贻害，元人治河，因之召乱，往事可鉴”，丘浚因此才知道他的不凡，于是催促他往北京入太学读书。他参加京闱考试失利，遂摒弃举业，断绝仕途进取之意，专心研究经史百家。他治学“以积思自悟为主，终日凝然无言，继以通夕不寐”，“有所得，发而为文，多不起草，落笔如飞”。有《医史》、《发冢论》等书，曾由丘公学生蒋冕作序刊行。
他的《发冢论》，确是一篇独特的文章。他揭露宦官的罪恶，不是正面指斥，而以反语出之，先说宦官乃“国之祯祥也”，然后列举秦、汉、唐诸朝宦官惑乱朝纲，致使新朝创立的行为，自然引出宦官乃新朝的“祯祥”，而对本朝来说却是“祸患”，亟应去之。文章还假设甲乙问答辩难的方式，使议论层层深入，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他对友人蒋冕谈及作此文的用意时说：“走为此论，乃痴人说梦事也……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则以恶为美，以非为是，以害为利者多矣，自非为之说者逆探其所料，指摘其所信，推极其所启，竭两端（正反两面）而尽之，又曷足以感悟其心也耶？”这话显然是针对明代皇帝轻信、依赖宦官而说的，在当时敢这样说，是需要勇气和见识的。这其实也是其父丘浚一贯的思想。丘浚在其所著《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七所加按语云：“况宫闱邃密，门禁森严，外人无由而至，朝夕左右得以观视之间者，宦官宫妾尔。彼生深宫之中，执使令之役，固无外交，亦无远识，何用夸彼为哉？”这里把宦官视同宫妾，显示了丘公的鄙视态度。因此，丘公在同书卷一百零四的按语中又说：“乃有一种悖天无亲之徒，自宫其身以求进……有国者所当严为之禁，而罪其主使用力之人。”乃主张扼制宦官的增长。对于历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丘公也深恶痛绝，《大学衍义补》中先后举出唐中宗时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官达千人、唐代宗时以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事和唐文宗时李德裕被宦官王守澄谗间罢相事（分别见卷十二和卷首），也多少影射明代宦竖擅权的现实。在该书卷一百一十八的按语中，丘公的批判锋芒更指向整个宦官制度：“汉初值宿皆以士人为之，其后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内外大权悉归之，以为一代之祸。”“夫自古国家危亡之祸，皆出于房闼宦寺之中，何也？妇人女子与夫刑馀之人所以敢肆其奸者，以其处夫人君肘腋之间，幽隐深邃，而人不得以制之也。”以上所引，皆说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丘浚《大学衍义补》一书“独无一语及宦寺”是毫无根据的偏见。
丘敦还以深研《素问》之所得，著为《医史》一书。《运气表》曰：“运有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气有六，燥、暑、风、湿、寒、燠是也。”《三因说》曰：“病有三因，因于天，因于地，因于人，岂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而己。”人称其言皆有补于世。《运气表》一篇，《万历琼州府志》本有著录，惜漫漶太甚，已难卒读。
丘敦为人值得称道的，还有他廉谨俭朴的作风。他“雅好俭素，虽生长富贵，自奉率如寒士”。少时不肯穿新衣，问其故，则曰：“我特恶其华尔。”他在家乡时，某太守让打官司者送他五百金，要他出面排解纠纷，他当面斥去。后来他要北行赴京，另一位太守陈选送他白金二铤作为路费，他也不肯接受。这都是受父母丘公和吴氏夫人影响的结果。
丘敦居京八年，于弘治三年卒于北京，年三十一。关于他的死因，《琼州府志》说是思母罹疾。但《正德琼台志》又记载他夫妇二人情感甚笃，他往北京，妻子韩氏不能随往，他亦不能归里，因而日夜思念的情形。从他的《寄人》诗“谁教尔我别离多，仰彼苍苍可奈何，浊酒一杯愁未解，唾壶击碎不成歌”，看得出他对妻子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他的忧思成疾，同此也许不无关系。
作者：周济夫
数据来源：海南日报
这里所说的丘敦（1460—1490），是明代海南琼山人，名贤丘浚长子，字一成。他自小性情简默，塾师和旁人疑其痴呆，连父亲丘浚也未发现他胸有大志。所以丘浚作官北京，只把他留在家中。他尽读家中所藏之书，学问大进。适逢雷州半岛有故河遗迹，有司欲开通以便利往琼船只，丘敦在给父亲家书中认为“疏治失宜，恐先贻害，元人治河，因之召乱，往事可鉴”，丘浚因此才知道他的不凡，于是催促他往北京入太学读书。他参加京闱考试失利，遂摒弃举业，断绝仕途进取之意，专心研究经史百家。他治学“以积思自悟为主，终日凝然无言，继以通夕不寐”，“有所得，发而为文，多不起草，落笔如飞”。有《医史》、《发冢论》等书，曾由丘公学生蒋冕作序刊行。
他的《发冢论》，确是一篇独特的文章。他揭露宦官的罪恶，不是正面指斥，而以反语出之，先说宦官乃“国之祯祥也”，然后列举秦、汉、唐诸朝宦官惑乱朝纲，致使新朝创立的行为，自然引出宦官乃新朝的“祯祥”，而对本朝来说却是“祸患”，亟应去之。文章还假设甲乙问答辩难的方式，使议论层层深入，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他对友人蒋冕谈及作此文的用意时说：“走为此论，乃痴人说梦事也……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则以恶为美，以非为是，以害为利者多矣，自非为之说者逆探其所料，指摘其所信，推极其所启，竭两端（正反两面）而尽之，又曷足以感悟其心也耶？”这话显然是针对明代皇帝轻信、依赖宦官而说的，在当时敢这样说，是需要勇气和见识的。这其实也是其父丘浚一贯的思想。丘浚在其所著《大学衍义补》卷九十七所加按语云：“况宫闱邃密，门禁森严，外人无由而至，朝夕左右得以观视之间者，宦官宫妾尔。彼生深宫之中，执使令之役，固无外交，亦无远识，何用夸彼为哉？”这里把宦官视同宫妾，显示了丘公的鄙视态度。因此，丘公在同书卷一百零四的按语中又说：“乃有一种悖天无亲之徒，自宫其身以求进……有国者所当严为之禁，而罪其主使用力之人。”乃主张扼制宦官的增长。对于历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丘公也深恶痛绝，《大学衍义补》中先后举出唐中宗时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官达千人、唐代宗时以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事和唐文宗时李德裕被宦官王守澄谗间罢相事（分别见卷十二和卷首），也多少影射明代宦竖擅权的现实。在该书卷一百一十八的按语中，丘公的批判锋芒更指向整个宦官制度：“汉初值宿皆以士人为之，其后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内外大权悉归之，以为一代之祸。”“夫自古国家危亡之祸，皆出于房闼宦寺之中，何也？妇人女子与夫刑馀之人所以敢肆其奸者，以其处夫人君肘腋之间，幽隐深邃，而人不得以制之也。”以上所引，皆说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丘浚《大学衍义补》一书“独无一语及宦寺”是毫无根据的偏见。
丘敦还以深研《素问》之所得，著为《医史》一书。《运气表》曰：“运有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气有六，燥、暑、风、湿、寒、燠是也。”《三因说》曰：“病有三因，因于天，因于地，因于人，岂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而己。”人称其言皆有补于世。《运气表》一篇，《万历琼州府志》本有著录，惜漫漶太甚，已难卒读。
丘敦为人值得称道的，还有他廉谨俭朴的作风。他“雅好俭素，虽生长富贵，自奉率如寒士”。少时不肯穿新衣，问其故，则曰：“我特恶其华尔。”他在家乡时，某太守让打官司者送他五百金，要他出面排解纠纷，他当面斥去。后来他要北行赴京，另一位太守陈选送他白金二铤作为路费，他也不肯接受。这都是受父母丘公和吴氏夫人影响的结果。
丘敦居京八年，于弘治三年卒于北京，年三十一。关于他的死因，《琼州府志》说是思母罹疾。但《正德琼台志》又记载他夫妇二人情感甚笃，他往北京，妻子韩氏不能随往，他亦不能归里，因而日夜思念的情形。从他的《寄人》诗“谁教尔我别离多，仰彼苍苍可奈何，浊酒一杯愁未解，唾壶击碎不成歌”，看得出他对妻子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他的忧思成疾，同此也许不无关系。
作者：周济夫
数据来源：海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