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朋友关注。
　　前面的都太沉闷了，下面写一个轻松的，酒托群落。
　　我可能也是最先注意到这一群落的人，那还是在2000年。
　　现在，酒托泛滥成灾，听说很多男人都被酒托骗过。
　　我揭露她们的骗人伎俩，给大家，尤其是男网友提个醒。

【暗访酒托群体】
　　回到报社后，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过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能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户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父亲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
　　我一直觉得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他们吃苦耐劳，沉默寡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淳朴最勤劳的人，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的所有，而得到的仅仅是温饱，有时候连温饱都得不到。他们在死亡面前镇定自若，他们看待死亡的那份从容和英勇，又有谁能够比得上？
　　也是在不久，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那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我犹豫了再犹豫，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母亲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爸知道吧。”我现在还能记得，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了句：“走！回家！不看病了！”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
　　这些年来，我一直后悔，当时自己没有钱，没有把父亲留住。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这些年，我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
　　这一辈子，我要倾尽我的所有，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其实，决定来到南方时，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
　　听妹妹说，那天，老家下雨了，雨很大，父亲艰难地爬起身，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在院子里滑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父亲爬起身，左手捏着右臂，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只连着一圈皮肉。妹妹也看到了，她赶忙跑得父亲身边，要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算了，等死的人，断就断了吧，省得再花钱。”他疼得满头大汗，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

　在父亲患病的那几年里，我在书本上不敢看到“癌症”这两个字，在电视电影中不敢看到出殡的场面，一看到就难受不已，我就会想到父亲。
　　弟弟在家中变卖财产的时候，我还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我并不知道家中发生的这一切，其实，就算我知道了，我又能帮上多大的忙？我是一个穷记者，一个从事着最艰苦劳动，却又收入最微薄的记者。
　　记者可以分好多种，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而我是走着最艰苦的那条路，最难走的那条路，付出牺牲最大的那条路。
　　有一种记者以敲诈为生，他们听说哪里有人死了，哪里食物中毒了，立刻就比兔子跑得还快，他们装模作样地采访，然后拿着证据去与事主谈判，事主害怕曝光，就给了“封口费”。我有一个同事，知道有一个煤矿死了两个人，就以登报相要挟，硬是要了煤矿矿主10万元，几天后，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来上班，我问开谁的，他骄傲地说：是我新买的。还有一个同事，听说附近小城市有一群孩子吃了学校的饭菜都住进了医院，感觉到有利可图，就开着了一辆摩托车连夜赶过去，与那所学校的校长谈判，要了七万元的“封口费”。事后，他自豪地对我说：“多亏我有摩托车，赶过去的时候，那些孩子马上就要出院了，再晚几分钟就没有机会了。”记者群中有一群这样的记者，但是这种记者是极个别的，却影响极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此类记者主要集中在山西和福建。山西煤矿众多，安全措施又不健全，三天两头出事，这类记者就闻风出动，敲诈勒索。山西还有很多农民也在冒充记者，或者向这样的败类记者报料，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福建假冒伪劣产品较多，这样的记者苍蝇逐臭般也聚集了很多，他们行使工商的权力，打假为名，要钱是真。有的小报小刊记者呼风唤雨，能耐很大，只要听说哪里出事了，立马吆喝所有媒体记者到场，事主见到这种场面，就得大出血。
　　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以前一位同事，现在就还蹲在监狱中。他屡次敲诈得手，利令智昏，居然敲诈到了看守所的头上。最后不但没有得到钱，还把自己送进去了。
　　这样的记者我不齿于去做，也不愿意去做。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

还有一种记者，行内叫做跑口记者，或者叫跑线记者。这类记者主要以宣传为主，类似于以前报纸尚未走向市场化的记者模式。他们前一天晚上会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明天几点领导有什么活动，会有什么会议，会议有什么内容，会去哪里检查工作。第二天，他们就随行，食宿全包，还能领到红包，行内叫做车马费。分手时，还会领到一份“新闻通稿”，这样的稿件稍微加工一下，就能见报。领导活动和会议稿件的车马费还不够多，最多也就几百元，最多的是那些企业活动或者企业开业时所给的车马费。企业推出一种新产品，上市前需要宣传，就会邀请记者，这样的活动时间都很短，结束后，记者会领到厚厚的红包和新闻通稿。红包一般都在千元以上，有的甚至还发电子产品，电视机啦手机啦等等。回去后也不担心稿件不能见报，因为企业已经在报社打通了关节。这样的记者最舒服了，就连初中毕业生也能干得很好。行内行外都在说：“记者门槛低，谁都能做。”也就是指这一类记者。
　　这样的记者很舒服，但是我没有机会做，也不屑于做。跑这种线的记者都是关系户。那时候，我有自己的新闻理想，我不想过这种寄生虫一样的生活。那时候，我血气方刚，

这样的记者很舒服，但是我没有机会做，也不屑于做。跑这种线的记者都是关系户。那时候，我有自己的新闻理想，我不想过这种寄生虫一样的生活。那时候，我血气方刚，英姿勃勃，总想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我没有线，没有口，所以注定了我没有线索，也注定了这种职业生涯是很艰苦的；我不愿找寻“封口费”，也注定了我不会有“横财”，注定了我生活贫穷。
　　一个报社的部门可以分好多种：热线部、时政部、特稿部、财经部、体育部、娱乐部；编辑部、出版部、技术部等等，前六种是针对记者设立的部门。热线部就是每天跑报料电话，哪里垃圾没人管，哪里有人要跳楼等等，这一般都是刚刚进报社的记者在做；时政部和财经部就是我所说的那些跑口记者；体育部关注体育赛事，报道赛事进程；娱乐部专门追星，王菲的女儿是兔唇，刘德华和谁手拉手大街上走，确实十分地无聊。娱乐部的车马费也是比较丰厚的，哪部大片要上演了，哪个歌星来举办演唱会，他们不但能领到免费的电影票演唱会票，还能领到车马费；大牌歌星给的钱反而少些，刚出道的急于成名的歌星给的更丰厚。
　　剩下的就是特稿部，一个报社的特稿部充其量只有三五个人，我一从事这种工作，就进入的是特稿部，人们都说特稿部是一个报社精英聚集的地方，特稿代表了一张报纸的最高水平，但是，在新闻越来越琐碎化，越来越快餐化的今天，特稿也越来越难写，也越来越不被重视。有时候，写一篇特稿需要半个月一个月，而稿分工资并不高，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在知名报社里，特稿部记者的收入还可以，在无名报纸里，特稿部记者收入很微薄。
　　可惜的是，我所在的这家报社，就是一张无名报纸，在这座城市排列最后。

有一天，我接到了弟弟打来的传呼，我回过去后，弟弟说，父亲现在还在医院里，家中能卖的都卖得差不多了，问我有没有钱？
　　我头轰地一下子大了，差点瘫倒了，我强忍着哭声对弟弟说：“等一下，等一下，会的，会有的。”
　　放下电话，我走回报社，那一刻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我走进老总的办公室，老总正埋头坐在沙发上，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眼神含着委屈、伤心、郁闷、凄凉，那是一个老人的眼神。长时间没有发工资，也让他伤透了脑筋。我进门前的愤懑一下子烟消云散，我讲出了自己目前家庭遇到的困难，老总一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300元递给我，他说自己只有这么多了。
　　这张报纸是由一家广告公司投资的，这家广告公司办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他们处处干涉报纸的采编和经营，最后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家广告公司每天会派一个经理级别的人坐镇报社，而自从发不出工资后，这个经理再也不敢来了。
　　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办。后来，带我来到这家报社的主任又给了我500元，我赶紧把这800元邮寄给了弟弟，我安慰他说：“先寄这么多，随后还会邮寄的。”
　　这种没有工资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报纸每天都在出版，都有稿件刊登，但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些稿件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也都是些红包稿件，这张报纸已经快要死亡了。
　　这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记者喝了一点酒给自己壮胆，然后拿着菜刀来到报社，要自己的工资，但只要回了可怜的100元。
　　没有人辞职，辞职就意味着拿不到一分钱。人们还都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等待着会有投资方把钱送过来，给大家发工资。
　　我也没有走，但是我谋划着另一种“生财之道”，我给别家报纸写稿子。
　　这个稿件就是关于酒托的。

写这个稿件的起因是因为一个朋友的辞职。这个朋友在一间出租房里和好几个人从事着秘密工作，每天变换性别，装作女子和别人网上聊天，现在想回家了，不想再干这种事情了。他只是无意中向我提起，而我觉得这里面有巨大的秘密，一定值得做一做。
　　由于我没有口，没有线，所以我就结交了很多朋友，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我的新闻线索都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
　　我对这位朋友说，刚好自己这段时间没事做，让他介绍我去这间出租屋里上班，千万别说我是记者，他爽快地答应了。
　　那间出租屋就隐身在一幢破旧的居民楼里，整天房门紧闭，站在门外，谁也不知道里面的人在干什么。其实，城市里的人都疏于来往，居住几年也不会知道左邻右舍是什么人。即使邻居打架打出人命来，他们依旧房门紧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乡村不是这样，乡村的人非常纯朴，又非常好奇，既古道热肠，又爱好是非，谁也藏不住什么隐私，村口放个屁，村尾都能闻到臭味。
　　出租屋里还有一个套间，我走进去的时候，主管将我盘问了半天，他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戴着眼镜，眼镜片后的目光总是滴溜溜转个不停，看起来很精明，又很多疑。这次，我冒充的身份不再是小学民办老师，而是大学毕业生，来这座城市找工作，却总也找不到。那时候的高中生可以无限期地补习，所以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也年龄参差不齐，像我这种额头有了皱纹，眼中有了沧桑的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当初高中的老补习生了。
　　主管看到我对答如流，又问我：“会不会电脑打字。”
　　当初在小县城的时候，单位有一台非常笨重的电脑，放在墙角，没有人会用，我就买了一本电脑书籍，自己摸索着用，刚好学会了用拼音打字。那时候的拼字打字方法只有微软，打字很慢，紫光和搜狗都是以后才有的。我打字的时候还要看着键盘，并且只会用左手右手两个食指，这种方法叫做“二指禅”。不过，就是我这种在今天看来水平奇差的电脑盲，在当时也算稀缺人才了。那时候的电脑还是一个稀罕物，远远没有走进千家万户。
　　主管录用了我，让我当天就上班。这间出租屋里有七个人，每个人都低头在QQ和邮箱上忙了不停。他们都是男性，他们和酒托有什么关系？

初中时候学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里面有一段至今还记得：“掌柜是一副凶杀脸，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鲁迅的杂文——那些教科书上所认为的匕首和投枪，让年小的我们头疼不已，我们看不懂，我们体会不到匕首和投枪的威力，我们只感到一团乱麻，越理越乱，我们无法理解那些编写教材的人为什么要把这样难以理解的，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摧残，戕杀孩子学习兴趣的文章，强行地塞给我们。鲁迅的杂文也许是一桌满汉全席，但是，对少年的我们来说，那是一桌发馊了的满汉全席，它的营养价值还比不上一颗大白兔奶糖。后来，当我看到某某作家声称他的营养师是鲁迅，他精研鲁迅的作品，我就哑然失笑，我怀疑说这话的所谓作家只是初中文化程度，他的见解和观点只是初中语文课堂上的照本宣科；或者这位作家在用鲁迅先生给自己脸上贴金，因为鲁迅是抬捧起来的神像一样的伟大人物，不容亵渎和质疑，精研他老人家的作品就表示自己有高深的学问，而质疑他则表示自己没有文化。
　　鲁迅的杂文实在不敢恭维，因为直到现在看起来都味同嚼蜡，然而鲁迅的短篇小说中，却有部分经典，像这个《孔乙己》，而那些被人捧为具有伟大意义的小说，反而是最难以卒读的，比如《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我常常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我们的欣赏水平出现偏差？
　　在键盘手聚居的这个出租屋里，我常常会想起鲁迅的《孔乙己》，想起那个小学徒，他天天盼望着孔乙己来，他在那里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每日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间出租屋里，我就是那个小学徒。不同的是，他还有孔乙己可以见，还可以笑几声，而我每天见到的都是这几张没有清洗干净的变态丑陋的脸，我每天都笑不出来。

现在是夜晚，没有阳光，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享受着这种难得的轻松与幸福，朦朦胧胧中，居然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了，看着月光如水，柔柔地倾泻在了这张宽大的木床上，远处的楼顶，就像连绵起伏的山峰一样，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宁谧而安详。我好像回到了童年的乡村，睡在打麦场里，头枕着麦秸堆，望着月亮。那种乡村的幸福时光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让我梦醒时分惆怅万分……突然，楼上传来了惊叫声，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他们来到了七楼的阳台上，乱纷纷地，像一群突然遭到热尿喷击的蚂蚁，他们直到现在，才知道我跑了。
　　然而，他们知道也不顶用，他们在监狱里，我在监狱外。
　　我从容地爬起身，在这幢房子里慢悠悠地转着，卧室、厨房、卫生间、客厅。厨房里还有灶具，我想翻出什么吃的，西红柿什么的都行，但是没有。客厅里还有沙发，我又躺在沙发上，告诉自己，天快亮的时候再走。

躺在沙发上，我又睡着了。等到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我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错过了逃走的最佳时机。而且，我现在才发现，这家出租屋的房门居然在外面反锁了。我无法出去。
　　来到了六楼，和在七楼没有任何区别，我依然没有恢复自由。如果今天，六楼的主人突然进来，会不会把我当贼一样殴打？我站在门后面，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来来往往，每次脚步声走近的时候，我都紧张得手心直冒冷汗。
　　我寻找着出去的路径，这个居民楼里，卫生间、客厅与过道一墙之隔，而卧室和厨房则在另一边。要想逃出去，只有从客厅与卫生间想办法。客厅没有窗户，房门反锁，以我现有的水平，想尽千方百计也不会打开这扇反锁的房门，那么只剩下卫生间了。卫生间有一个长方形的顶窗，安装着排气扇，顶窗长半米，高有二十公分，我应该能够从这里爬出去。
　　然而，现在是大白天，一有异常响动，就会有人报警。城里人对夫妻打架之类的家长里短不感兴趣，然而对小偷特别感兴趣，他们最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最喜欢报警。
　　我只能等候夜晚。
　　这一天非常难熬，我不知道几点钟了，我只能看着太阳从左边的高楼升起，然后悬挂在了头顶，接着又好像不动了。我饥肠辘辘，在房间里翻找着可以吃的东西，终于在沙发后找到一根蔫蔫的红萝卜，半尺来长，大概是老鼠拖到了这里，红萝卜的尾部还有几排老鼠的牙齿印。我将红萝卜洗干净了，将老鼠咬到的尾部切除掉，然后几口就把红萝卜吞在了肚子里。
　　为了打发时间，我在房间里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书籍、报纸、杂志都可以。我在门口找到一沓水浒卡片，每张卡片上印着一个水浒英雄，火柴盒大小。那时候，很多男孩子都有这样的玩具，他们把自己的卡片反扣在地上，对方也放一张，然后一掌击在对方的卡片上，如果卡片翻过来，露出水浒英雄，这张卡片则就归自己了。
　　我腹中饥饿，眼睛也同样处于饥饿状态，我看着这些卡片，回想着以前读过的水浒中的情节，林冲落草，鲁智深五台山，武松十字坡……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只要咬紧牙度过了这个最难熬的苦难时期，以后就是坦途了，就是阳关大道。

我现在就处在人生的最低谷，我一定要咬牙挺住，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马拉松，我绝对不能输掉比赛，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相信自己的才华，相信自己的能力，困难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一飞冲天，飞跃苦难。
　　终于等到了夜晚，终于等到楼道里一片静寂，我踩在凳子上，用菜刀将排气扇上的螺丝拧掉，然后摘下来。接着，取下挡着窗户的三合板，现在，生命通道终于被我打开了。
　　从顶窗小心翼翼钻出来后，我蹑手蹑脚走下楼梯，然后走在大街上，橘黄色的路灯光照耀着我，我感到又一次死里逃生后的酣畅淋漓。夜风吹过来，吹透了我的躯体和四肢，我也变成了一缕风，飘荡在城市的夜空，像温柔的歌声一样，送人们进入梦乡。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路灯光将我的身影变得长长长，又变得短短短，我突然感到了极度恐惧，如果前一天晚上，从七楼滑到六楼，如果突然失手，如果绳子崩断，我就会掉落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我就会一命呜呼，我“英勇殉职”了，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他们可能会将我当成小偷，可能当成清洗玻璃墙面的蜘蛛人……我不敢想下去。
　　一辆出租车悄没声息地停在我的身边，我挥挥手，出租车开走了；又来了一辆出租车，按着喇叭提示我，我装着没有听见。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做了一年记者，而我现在是这座城市里最贫穷的人。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工作，在那家垂死挣扎的报社上班和没有工作是一样的，都同样没有工资。而我还在暗访，还在防止那些比我有钱的人上当受骗，我这是为什么？我这篇稿件投寄给别的报纸，能刊发吗？能换来一张坚挺的人民币吗？我想着想着，眼泪就掉落下来。
　　走上了一条岔路口，我回头看看黑暗中的那幢楼房，它已经模糊在了无边的夜色中。我觉得很对不起六楼的那户人家，他们平白无故地受到我的破坏，实在太冤枉了。我告诉自己，以后有钱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户人家，看望他们，赔偿他们的损失。

那时候单位发不出工资，我的生活极度困苦，有一次，我在门外粗糙的水泥墙面上用粉笔写了一行字“意志战胜一切”，写的是繁体字，“战”写成了“战”。那时候我的确是咬着牙关走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2006年，我因为出差，又来到了这座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城市。2006年的我已经有了几万元存款，并且在一家很著名的报社做首席记者。那时候的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而，一下飞机，一来到这座城市，双脚一踏上这座城市的地面，往日的一切立刻浮现，立刻历历在目。我想起了当初没有钱而在午夜的大街上行走的情景，我想起了每天都在精打细算着吃饭，不敢多花一分钱，我想起了暗访酒托而稿件卖不出去的尴尬出镜。
　　我来到了那幢楼房所在的地方，我想看看那户位于六楼的人家，我想给他们赔偿，尽管这个赔偿已经迟到了六年。但是，我已经找不到他们了，那幢楼房所在的地方，如今盖起了一幢金碧辉煌的大酒店。
　　我又去寻找自己曾经居住的那间民房。那条小巷还在，巷口一家卖面条的店铺也还在，那家的面条叫做“嫁女面”，我那时候每逢发了工资就来到这里吃一大碗面条。巷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也还在，我那时候经常会在老槐树下看书。继续往里走，突然就看到了我居住的那个院子，院门没有任何变化；走进去，在最里面看到了我居住过的那间房屋，孤零零地矗立在楼顶，房门前的那一行粉笔字也还在。意志战胜一切。我实在没有想到它居然还在，只是字迹没有原来清晰，我是在看到这行粉笔字后才想起了我当初写字的情景。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仿佛又回到了六年前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时光倒流，我就是从这里一步步走出来的，走到了今天。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自己今天的所有。
　　那天，我在那间房屋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我从门缝望进去，看到里面空无一物，墙壁上还是我当初裱糊的报纸，难道这六年来，这间房屋再也没有人住过？

离开了键盘手的生活，我回到报社，报社依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很多人都不上班了，人心浮动，报社每天的稿件都是从网上扒下来的，原文照登。我想，我也许应该重新找到一家报社。我相信我的实力。
　　还有，不找报社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我一家一家找到同城的报社，拿着自己发表的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暗访，找到同城报社的人事部或者总编办公室。那些和我年龄相差无几，或者比我年龄更小的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办公室白领们，他们衣着整洁，皮肤白皙，显然没有像我这样长期经受了风吹雨打日头晒，他们连我的作品看也不看，冷冰冰地对我说：“我们这里不要人。”
　　我垂头丧气，无言地离开一家家报社，独自走在大街上。南方炽烈的阳光照耀着我，我的心头充满了火一样的焦渴，后来，我走累了，我蜷缩在街角，看着一辆辆拉着人的三轮车经过，我很羡慕这些三轮车夫，他们有自己的车子，有自己的生意，他们每天都有收入，而我什么都没有，我在坐吃山空。
　　那段时间里，有一家行业内的报纸在招人，我听说后，就急急忙忙跑过去了。在去之前，我特意用身上仅有的10元钱，买了一盒红“云烟”，那家报纸的编辑部主任接待了我，他和我坐在阳台上，阳台上有茶几有凳子。我刚准备拿出自己特意买的云烟，就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软中华，他抽出了一根，准备点燃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问我要不要？我赶紧说自己不会抽烟。我的手放在背包里，背包里装着那盒云烟，被我的手摸得汗涔涔的。
　　编辑部主任先向我吹嘘了一通自己，说他以前在电视台是主任，现在来到这家报社支援，他有一系列规划，会在一年内让这家报社打赢翻身仗。接着，他问我能做什么。我拿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毕恭毕敬地递给他。他随手翻了两页后，就还给了我，让我等候通知。
　　我只好怅然而归。我知道“等候通知”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
　　当天夜晚，我没有钱吃晚饭，只好饿着肚子。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自来水，把它当成了雨露琼浆。

　第二天，我开始了卖书。这也是我家中唯一能够卖的东西。
　　那些书都是我这一年来省吃俭用购买的，而现在，我只能像废品一样地贱卖了。
　　手捧着这些书籍，我泪眼婆娑，我想起了当初购买它们的情景，每一本书籍的购买过程都是一个故事，我经常像孩子一样珍爱他们，而现在，我却要亲手卖掉他们。我想起了秦琼卖马，想起了《说唐》中写到这一段时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在上初中第一次阅读《说唐》的时候就能背诵：鱼陷青沙滩，马陷淤泥湾，茫茫雨不断，何时见青天？现在看来，这简直就不是诗歌，而是赵本山说的顺口溜。
　　在卖掉这些书籍前，我加紧再把书中的精彩章节阅读一遍，然后走很远的路，送到废品收购站。这条巷子里经常会有人骑着三轮车喊叫：“收废品了！”他们的收购价格是书籍一斤四角钱，而我拿到废品收购站，可以卖到一斤五角钱。
　　我卖光了所有的书籍，只剩下一本《博尔赫斯作品选》，这本和我一同经历了暗访的书籍，是我的患难朋友，我舍不得卖掉，现在，这本书籍我还保存着。
　　我当时没有想到，在我当记者一年后，还是如此赤贫。我又回到了一年前居住在旅社通铺的日子。
　　卖完了书籍，我已经没有东西可卖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正坐在房子里发愁，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喧哗，原来，二楼新搬来了一户人。这家的男主人是三轮车夫，他有一辆崭新的三轮车。
　　我突然眼前一亮。
　　我没有钱，我买不起三轮车，但是我可以租车，我每天晚上在他回家后，骑着他的三轮车揽客，每天给他上缴10元钱的租车费。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用一个小时学会了蹬三轮车。
　　此后，三轮车的群体中多了一名沉默寡言的青年，他总是低着头蹬车，害怕遇到熟人，他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将三轮车蹬得飞快。破帽遮颜过闹市。遇到等客的时候，他就会从怀中掏出一本书阅读。
　　这个三轮车夫就是我。
　　遇到清闲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正在暗访的酒托。我要将酒托暗访完毕，我把这个稿件投寄给别的报社，兴许会换来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