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农村，时间似乎凝固了，静止了，人们判断时间的标准是太阳和月亮。太阳升上来了，这是早晨；太阳到头顶了，这是中午；太阳落下山了，该回家吃晚饭。月亮升上来了，督促孩子睡觉；月亮升到了头顶，这是半夜；月亮落了，天快亮了。那时候判断时间还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动物。鸡儿上架了，天要黑了；毛驴叫唤，这是半夜；雄鸡啼鸣，天要亮了。后来，叮叮当当的钟表让时间细化为表格，人类的生活也变得忙碌而琐碎，生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曾有的安逸被繁忙所代替，曾经的清明被财富所代替。人类劳碌并空虚着。
　　那时候有很多农谚，这是几千年来口耳相传的。鸡儿上架早，明天天气好；早晴不出门，晚晴行千里；雨中闻蝉叫，预告晴天到；麻雀囤食要落雪，燕子垒窝要落雨；翻地翻得深，黄土变成金；粮食冒尖棉堆山，寒露不忘把地翻。然而，现在，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农谚，现在只在那些长长胡子的嘴巴里传播。它们就要绝迹了。后世的我们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了。
　　那时候还有很多农具，犁耧耙耱耩子铧，铁锨笼担和木叉，现在也已经消失了，这些农村生活的标志物，曾经被一代代的手掌磨得光滑而精致，变成了农民身体的一部分，而现在却被遗弃在一家家低矮的四面透风漏雨的茅草房子里，被蛛网覆盖，被蛀虫啃食，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正在一天天变老，一天天沉默，一天天消失。
　　那时候有很多动物，麻雀、喜鹊、乌鸦、斑鸠、布谷、画眉等等等等，它们是农村孩子的伙伴，它们陪伴着农村孩子走过了幸福而多彩的童年，它们点缀了农村孩子单纯的梦想，每天早晨，麻雀叽叽咋咋的叫声将孩子们唤醒，门前的喜鹊让孩子们一天都有好心情。到了收获的季节，耳朵边充盈的是“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声音，我小时候每年收割麦子的季节都能听到这种鸟的叫声，大人们说，这种鸟在告诫人们哪里麦子黄（成熟）了，就割哪里的。千万不能等候，否则会下雨。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到了秋季播种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布谷布谷”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让人们赶快播种。

三轮车夫把我拉到村庄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村庄最外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敢把尖刀刺入对方的身体里，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打扫了。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在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上，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神情木然，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进去了，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助着门外的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声，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长头发是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特征变成了纹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
　　在此前此后的多次暗访中，我都冒充民办教师，很多地方的人叫代课教师，我一说自己是民办教师，就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了，乞丐们没有怀疑，血头们也没有怀疑，可见，10年前的小学民办教师，确实是世间最贫穷的人，比不上乞丐，也比不上血奴。他们用他们孱弱的身躯，支撑着中国边远山区的教育大厦，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们却被忽视，被遗忘，被遗弃，被嘲弄，被践踏，他们也是受到最不平等待遇的一群人。这些年来，谁都知道，教育局长是一个肥缺，但谁都知道，乡村的教师还是一群贫穷的人，尤其是民办教师。这是俗语所说的“穷庙富方丈”。我曾采访过很多民办教师，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面对着他们，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我的小学教育就是由几个民办教师教授完成学业的，至今，他们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拿着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教授着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我还在乡村，我的这些启蒙老师们，现在也会教授我的孩子。
　　这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长发也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民办老师，对他很好，天冷的时候，还会让他睡在自己生着土炉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时候他不喜欢学习，喜欢打架，总是惹那个老师生气。后来那个老师患病死了，他一直觉得很愧疚。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受到村长的欺负，有一次，他叫上几个哥们，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长回家的时候，他们用石头一顿猛砸，把村庄砸得住院了。后来，村长知道是他干的，但是不敢找他的茬，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帮子弟兄，都喜欢打架……
　　长发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触到的最可爱的流氓。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辆拉着血奴卖血归来的车辆，长发说，这些都是别处的卖血人。这里有多少血奴，连他都不知道，“少说也有几千吧。这是我们这里的致富之道，发财之路。”
　　中午的时候，人力三轮车将我和长发拉到了我上次来到的那个卖血的地点，卖血点的周围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长发说：“这里每天都是这样，血站的生意好的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么几个女子，一天给出去的钱就有好几万，你说他们能有多少钱？”长发羡慕地说。
　　距离血站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浓密的树荫下。商店的货架上放着几瓶可口可乐和雪碧，还有几包方便面，外包装上蒙着一层尘土。商店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几个作业本，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显然放置了很长时间，作业本的旁边是几个烟盒，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烟盒的颜色变淡变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香烟。和几乎所有乡间小店一样，这间商店经营各种日常用品，每种商品却都只有少数陈旧的几件。
　　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车站的那些商店一样，它们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这些商品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它们有另外的见不得人的生意。

血奴们睡觉都很早，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他们一躺下去，就响起了嘹亮的鼾声。那天夜晚，我还是睡不着，思量着怎么脱身。跑吧，门外就是几只比饿狼还要凶猛的恶犬，这种身体庞大的狗，绝不是城市里那种养在居民楼里的性情温顺的宠物狗，这种狗疾如闪电，力大无比，它的攻击力顶得上一只金钱豹。再说，就算偷偷跑出去了，没有恶犬追击，这样漆黑的夜晚，不辨方向，我该去哪里？就算走对了方向，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别人，还会被抓回来。那个蹬三轮车的人不是说了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无处可逃。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桂河大桥》，日军把盟军战俘押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战俘想逃也无法逃脱，因为离开战俘营后，遇到的是炎热、饥饿、焦渴、猛兽、土著人等等危险，这些比日军的皮鞭更加可怕。
　　无法逃脱，那明天该如何应对？我在焦急地思虑着。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绵羊，被关在除夕夜的栅栏里，听着栅栏外的炮竹声声，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凄凉，当别人欢天喜地庆新年的时候，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头痛欲裂，这是好几天没有安心睡觉的结果。后来，也许到了下半夜，我朦胧睡去了，感觉只是打个盹的功夫，门外就响起了血头愤怒的叫骂声，好像谁踩到了他的大拇脚趾一样气急败坏。勺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推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
　　我和勺子，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慢慢走向外面，走向一辆停驶在黑暗中的卡车。
　　几分钟后，我和血奴们站在汽车车厢，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向血站。黑暗像大海，汽车像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车厢里不时响起叫骂声，不是谁踩了谁的脚，就是谁碰了谁的头。还有一个人叫声哎呀，被挤出了车厢，掉落在了路边，幸亏没有摔伤。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着，我如何才能逃过这一次劫难。

方，与另外的人会合，去到下一个偏僻村庄继续行骗。
　　北方很多地方把这种行骗方式叫“放鹞子”，这种行骗方式非常古老，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还能看到。
　　这种行骗方式也让哑巴中招了。
　　哑巴又聋又哑，但是他心中雪亮，看到我和勺子在说话，不时地看着他，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就疑惑地盯着我们，嘴角挂着模棱两可的微笑。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就不再说话了。
　　天空越来越亮，太阳爬上远处的山巅，羞怯地露出了半张脸，就像一个躲迷藏的孩子。几辆手扶拖拉机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来了，像倾倒货物一样，将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门口。护士们来了，穿着白大褂，一个个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她们从血奴们的面前走过，连他们看都不看；血奴们敬畏地看着她们——这些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人群里鸦雀无声。
　　太阳就像一块干牛粪，将血奴们浑身都烤得暖烘烘的。有人脱下了毛衣，有人把裤脚挽起来。护士们开始工作了，排好队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动，我的前面是勺子，他已经一只脚站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勺子下来就是我。我该怎么办？

勺子走进去了，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张凳子上，那张凳子异常古老，已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闪亮。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臂青筋暴露，像蚯蚓一样。他的手肘下是护垫，护垫里塞着坚硬的棉花，护垫因为和无数的手肘亲密接触，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像一块还没有来得及清洗的尿布。
　　我跟着勺子走了进去，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我看到了护士身边坐着的血霸，他正悠闲的抽着烟，微微眯缝着眼睛，桌子边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盒中华牌香烟。那时候，这两样东西最能代表身份。在我之前，我们那座小县城里还有一个人出去当记者了，他是县委一个部门的合同工。有一天，他回来了，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梳着那个时候的“领导头”，头发统一梳向后面，露出耳朵。他走进县委大院的时候摇摇晃晃，俾睨四方，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一盒中华烟。后来在我也做了记者后，才知道他在一个地市级小报里做业务员。
　　这个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个血霸，这个血霸比那个血霸苍老，他们都同样地脸型瘦削，但看起来他比那个更阴险。他的眼光很毒辣，落在你的身上，像剔骨刀一样，将你的骨头磨得窸窣作响。流氓就是流氓，尤其是那些老流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露出本色。
　　护士拿起针管，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将针头刺进了勺子的血管里，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沉默了。一股血液，像蛇一样顺着针管，飞快地流进桌子旁边的塑料包里，塑料包放在磅秤上，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无准备的磅秤上，让磅秤的指针突然沉下，又向上回复。秤盘也开始摇晃起来。勺子的耳根突然颤抖了一下，他一定很疼痛。

勺子抽完血，站立起来，用棉签压着血管上的针眼，向外走去。轮到我了，我只要跨出这一步，只要坐在那张古老的凳子上，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样，连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捅进脖子里。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我闭着眼睛，浑身哆嗦，就像受到了极度寒冷一样。我感觉到勺子俯下身抱着我，一声一声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感觉到血霸也站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大声叫骂。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很多双手抱起了我，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我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晕血，没事的。”
　　我不是晕血。我从小就一直胆子很大，我爬上过五六十米的烟囱顶上，那个烟囱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我以后回想起来才感觉到害怕；我还一个人走过几十里夜路，乡村的夜路经常有狼鬼出没。我从没有害怕过。小时候和人打架，被人打得满脸是血，我也没有害怕过。
　　我是装的。
　　我憋着气，憋得非常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才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气，我消瘦的胸腔上，肋骨根根凸起，像琴键一样，而此刻的我就是一架风琴，充满了忧伤和无奈。
　　血霸走出来了，他穿着皮鞋，他狠狠地踢着我，叫骂着，我一边躲闪着他残酷的皮鞋，一边解释着。长发从人群中走出来了，他用当地方言向血霸说着什么，血霸停止了咆哮，气呼呼地甩打着刚才因为踢我而沾上尘土的裤脚。

长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我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长发心存感激。
　　那天回来后，我一直坐在房间里，没有吃饭，也没有人叫我吃饭。没有卖血，我感觉对长发充满了愧疚。然而，如果卖血了，我可能就会感染上某些病菌。听说经常卖血的人，像吸毒一样也会上瘾，几天不卖血就会难受。卖血也像卖淫一样，让人变得懒惰，明知道卖血是在透支生命，但是想着这种不用劳动就能获取钞票的生活，仍然心甘情愿去卖。
　　我想离开，然而在这里路径不熟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我想，也许长发能够帮忙。
　　我正想着长发，长发就出现了。他来到了门口，和血霸一样不愿意走进来。这间房屋太脏了。我知趣地走出去，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看着长发，又惶惶不安地低下头。长发还是早晨那句话：“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
　　我不言语。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轮奸的少女，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轮奸者的责怪。但是，我知道长发和血霸他们不一样，长发身上还有尚未泯灭的人性。
　　长发说：“我给老大说了，你以后就在厨房做饭吧。有需要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讲课，你是老师，会讲好的。”
　　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直到长发走远了，我才几步跨进房间里，蒙着被子大笑。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然而，血奴们还要听什么课？我不懂。

早在几年前，一股叫做传销的歪风就席卷而来，它的波及面之广，祸害之深，连这样的山村也不能幸免。
　　传销的基本功就是煽动，让煽动达到洗脑的目的。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就像现在和我们挨着的某一个小国一样，整天进行的是愚昧教育，让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某一个人给予的，某一个人是太阳，尽管他们生活得并不幸福，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相信这些混账话，但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听就都相信了。这就是可怕的洗脑。
　　传销与此同理。
　　血霸看到了传销的可怕功力，他就活学活用，把传销的技巧也用在卖血中。他想让血奴们知道，人的血液源源不断，不卖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每月抽血几次，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相反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卖血是本世纪的阳光职业，国外很多人都选择这种职业。
　　我想起了那个小国家的宣传，他们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每年都会饿死很多人。他们的国民就相信了。不相信也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参考。
　　血奴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了解不到这些科学知识，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传授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讲第一堂课是在这个院子里，那天几乎所有的血奴都来了。血霸没有来，他可能有别的事情做。听血奴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个情人，他经常会开着他的高档车去城里过夜。血头肉瘤也来了，他端了个凳子坐在院门口，叉开双腿，一副老大的派头。
　　面对着这些坠入黑暗中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最想说的是AI滋病。这才是血奴们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
　　我说，有一种疾病，它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如果血液里感染了这种病菌，人就只能面临死亡，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感染者，多则十几年，少则几个月，就会死去。而卖血，也最容易感染这种病菌。

　我知道自己此时绝对不能退却，我必须顶住，让所有人相信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真话。我也大声说：“我家在河南，周围就是那个有名的AI滋村，我们那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传染上了这种病。”
　　啊呀，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叹。
　　“放屁，放屁。”肉瘤气急败坏，想挤进人群里，向我动粗，可是他挤不进来。人群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像一面厚厚的墙壁。
　　“必须保住大家的性命。”我继续说，“如果不断有人死亡，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肉瘤不再挤了，他像泄气的皮球，瘫坐在那张凳子上。
　　“秀才啊，秀才。”很多人感激地叫着我。很多地方的人，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称为秀才。
　　肉瘤那天没有打骂我，事后我才知道，他得到了长发的解释。长发说我是老师，知道很多。长发还说，重复使用针头确实很容易传染AI滋病。
　　第二天下午，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垢甲的血奴说，当天卖血的时候，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致使卖血一度中断。后来，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也要求更换针头，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
　　此后，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AI滋病，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
　　我几乎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我知道，没有知情人的帮助，我很难逃出去。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就是长发了。
　　然而，长发会不会帮我？

打开箱子，他又拿出了他的止疼片，给长发灌下去；又拿出他的红药水，涂在长发的伤口上，长发被药水螫得呲牙咧嘴，但是他忍着不吭一声。红药水有消炎作用，对伤口确实有好处。
　　然后，肉瘤来了，他拿着一管猎枪，杀气腾腾，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打手，他们手中要么拿着砍刀，要么拿着铁管，一个个凶神恶煞。让人望而生畏。
　　“把那些狗日的灭了。”肉瘤说。然后，他带着打手们出门了，他们坐在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柴油车上，驶向茫茫的黑暗里。

我说：“老哥，你看，是这么回事情。我家里有父亲卧病在床，不知道生死，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回去晚了，我担心见不上一面。”
　　老哥沉默了，他大口大口抽着烟，突然抬起头说：“中。”
　　我走进厨房里，厨师头喊：“灶膛烧红了，快点把炭添上。”我拿起炭锨，向里面扔了两锨潮湿的炭沫，默默祈祷着，这是我在这里扔的最后两铁锨煤炭。
　　老哥起身了，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门。一只恶犬跑过来，用鼻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裤管，老哥手中像变戏法一样，多了一块骨头，扔在了地上，恶犬摇着尾巴，把骨头叼在嘴上。其余的几只恶犬看到了，也欢欢喜喜地跑过来，老哥又把几块骨头扔到地上，它们舒服地哼哼着，讨好地摇着尾巴，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招手。
　　我顺着墙角溜到了老哥身边，一只恶犬发现了我，呜呜叫着扑过来，黑暗中它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亮光闪闪，我吓坏了。老哥低声喊了一句什么，它立刻温顺了，继续锲而不舍地啃它的骨头。其他恶犬只抬头看看我，也将兴趣转移在了爪下的骨头上。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轮车，老哥一路蹬得飞快，耳边风声呼呼刮过，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冰凉冰凉。黑暗中，我听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声，我说：“老哥，换一下，我拉你。”
　　老哥说：“你蹬不了，这和自行车不一样。”
　　一直骑出了很远，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灯光，老哥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小路，这才放慢了速度，说：“暂时没事了。”
　　我看着黑暗中的老哥背影，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老哥，为什么恶犬不咬你？”
　　老哥悠悠地说：“狗比人好，比人懂事，它知道报恩。我每回送肉的时候，卖肉摊主都会把肉和骨头分离。骨头本来是要扔掉的，我不让他们扔，带回给这些狗吃。你看，它们见了我有多亲。”
　　一道闪电，像刀光一样划破了天空，照得四野一片惨白，接着，雷声隆隆响起，像巨大的铁球滚过遥远的天边。雨声突然密集起来，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行，雨点砸在背上，疼痛蔓延全身。借着电光，老哥看到旁边有一颗大树，就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大树下，我们藏在树洞里躲雨。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借着闪电，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像波浪一样翻卷着，又像被梳子梳过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在野外度过雨夜，乡间的雨夜充满了传奇和精彩，似乎闪电和雷鸣唤醒了每一个幽灵，千山万壑都在发出共鸣，千万种草木都在发出啸声，那种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剧《东方红》序幕的场景。
　　突然，一道闪电，打在了树上，也打在我们身上，将我们高高抛起，又轻轻摔下，摔在了几丈远的地方。我惊魂未定，睁开眼睛，看到一绺树皮，从树顶到树根，被揭了下来，扔在我们身边。树身上的那一绺惨白，像一柄蛇形剑，在黑暗中熠熠闪光。
　　“哎呀呀，树里面有蛇精啊。”老哥跪在地上拜了两拜，“闪电救了我们的命。”
　　我懵懵不懂地看着他。
　　“大蛇成精后，没处藏身，就藏在了老树里面，老树的中间都是空的。蛇精不用出来，每天都能吃饱。老树会有很多鸟落下来，还会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进去。这些就够蛇精吃了。” 老哥一本正经地说，“蛇精死不了，除非让雷电击死。这棵树里有蛇精。”
　　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老哥的话是封建迷信，直到几年后与一位大学教授交谈，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打雷闪电时，不能站在大树下躲雨，否则会被雷击击伤击死。尖尖的树顶会成为招惹雷电的目标。那天晚上，我们躲藏在了树洞里，被大蛇发现，大蛇蜿蜒而下，想把我们作为美餐。突然，闪电来了，击打在大蛇身上，强大的电流也将我们轰出了几丈远。大蛇死了，而我们却安全了。
　　那天晚上，我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突然看到了远处有灯光闪烁，还有汽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坏了！一定是肉瘤他们打架回来了。怎么办？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额头上抹来抹去，不知道是抹汗珠，还是在抹雨滴。他也没有了主意。汽车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来到了跟前，雪亮的灯光打在了我们身上，从车上跳下了几个人……

那是一辆绿色大卡车，车厢里坐着十几个人，他们穿着迷彩服，有的手中还拿着短把冲锋枪。
　　我和老哥被带进车厢里，汽车冲破雨幕，继续向前疾驶。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知道，到了这辆汽车的车厢里，也就是到家了。
　　汽车开到那座院子门前时，已有一辆汽车提前到达了，院子的四周都布满了人，然后，院门打开，几只恶犬被厨师长拴在了柱子上，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粗大的链条被冲击得崩崩作响。这些穿着迷彩服的人从一个个低矮的房间里带出了血奴，血奴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垂头丧气，还有的惊恐不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又被装进了汽车里，雨停了，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地开到了县城一座学校里，学校的操场上都有人，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从服装和神情上判断出他们都是血奴。操场的周围站满了穿着迷彩服和制服的人，他们是武警和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肉瘤带着一伙流氓与另一伙流氓打架，两伙流氓都动用了枪支，死亡了三个人。流氓和流氓打架，经常会有人受伤，但是从来不会惊动警察，但是，这次不同了，有三个人死亡了。而且，是被枪弹打死的。
　　枪声惊动了巡逻的警察，他们迅速协同赶到的武警，将这些流氓包围了。突击审讯后，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头，他们便连夜突击，将周边几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来。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血奴们便被带到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里。
　　雨后的操场上，黑压压一片血奴，我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以卖血为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