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一支考古学文化往往纵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在这麽长的时间跨度内，文化本身不会一成不变；其中典型器物的形态会逐步演变，也会有旧新器物的此消彼长。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变化就其性质而言属於事物的量变；如果器物群的总体面貌发生大的改变，文化就发生了质变，旧文化消亡而新文化产生了。换而言之，一支考古学文化器物群的变化普遍具有连续性的渐变（量变）特徵；当然，渐变也有阶段性差异，根据这种差异可把文化分成若干期段。“大体说来，年代相衔接的同一文化各期，各种型式的交替常常是缓慢进行的，也可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即旧的较早的型式逐渐消失和新的较晚的型式不断产生，从而形成较多的交错现象……年代相衔接而文化不同的各期，则各种型式的交替往往出现突变的现象，即相邻的两期型式全变，或是大部分、或是主要部分的型式已经替换”。 [4] 简言之，“分期表述其时间的差异，即考古学文化的历史过程的持续和连贯”。 [5]

不可否认，分布於某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有时会突然发生大的改变，由於异族入侵而导致原有文化的消亡和征服者所使用文化的突然介入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这在考古发现中屡见不鲜，比如商灭夏後在洛阳盆地二裏岗文化普遍取代了原先占据在这裏的二裏头文化。武王克商後，原来商文化分布的主要范围内纷纷出现了以周式瘪裆鬲为代表的遗存。又比如西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後，在江陵纪南城一带出鼎、敦、壶等陶礼器或鬲、盂、高领罐、长颈壶等日用陶器的楚墓一下子被出釜、盆、缶等陶器的秦墓所替代。伴随武力征伐的古代族群大规模迁徙往往会造成一个地区旧文化的消失和新文化的出现。

然而，这并非本文所要说的文化的突变。本文所谓的考古学文化的突变，指在缺少外力干预的前提下，主要由於古代人群共同体内部的原因，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在短时间内自行发生了大的改变。以秦文化为例，根据目前对关中秦墓铜容器的研究， [6] 可以把春秋早期至秦代前後的秦铜容器分成“春秋型”和“战国型”两大器群，前者的年代范围为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後者的年代范围为战国中晚期至秦代前後。二者在年代上前後衔接；但彼此面貌迥异，没有发展演变关系，存在很大的跳跃性。如“春秋型”铜器群的基本组合为立沿耳外撇的盘形鼎、圈足簋、“大帽压顶”式方壶、管状足的方体甗、盘、匜等；“战国型”铜器群的基本组合为附耳圆腹矮蹄足鼎、锺式圆壶、平底的圆体甗、铜釜、铜鍪、蒜头壶等。秦墓铜容器的演变具有断裂型的特点，在战国早、中期之际或战国中期偏早阶段能一刀切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群；两大器群内部各自的变化是连续性的，但两大器群之间看不出有什麽继承关系。春秋群的主要器类如鼎、簋、方壶、盘、匜明显来源於西周时期的周文化，从春秋中期以後开始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鼎足鼓弩开张、铜壶大帽压顶。由於战国中期大量吸收了附耳矮蹄足铜鼎、圆壶等三晋青铜文化以及鍪、釜等巴蜀文化因素，一变而为战国群。

仿铜陶礼器是对铜礼器的类比，铜礼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陶礼器亦随之一变。 [7] 与铜容器类似，秦墓日用陶器也可分为前後两大器群，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为“春秋型”器群，战国中晚期至秦代前後为“战国型”器群，两大器群在战国中期发生了交替。“春秋型”器群的基本组合为鬲、曲腹盂、豆、大喇叭口罐，“战国型”器群的基本组合为釜、折腹盆（或甑）、小口圆肩罐或广肩缶、大口鼓腹甕、茧形壶、蒜头壶，二者在年代上前後相继，但面貌差异很大。换而言之，秦日用陶器在战国中期发生了突变，其演变也具有断裂性的特徵。

“春秋型”器群内部的演变是连续型的，如陶鬲的裆部逐渐变低、口径逐渐小於腹径、肩部逐渐变得凸鼓，大喇叭口罐的口径逐渐大於腹径、颈部逐渐加长等；“战国型”器群内部的演变也是连续型的，如小口罐由鼓肩变为圆肩、再变为广平肩，大口甕由瘦高变得矮胖，茧形壶由圜底变为微圈足、再变为高圈足。但两大器群之间的变异已经超过了它们之间的联系。首先，陶釜和陶鬲根本就是两种器物，制法不同，釜采用“倒筑法”，具体地讲是先用泥条盘筑口部、再盘筑腹部，合拢後用石块垫住内壁，用绕绳陶拍拍打外壁，而陶鬲则采用模制法。战国中晚期的陶釜不是由陶鬲演变来的，它应当是春秋及战国早期秦墓中陶釜的继承和发展。秦釜可能来源於巴蜀地区，在春秋及战国早期的秦墓中数量较少，所占比例较小，属於次要文化因素，到了战国中晚期才取代了鬲的主体炊具地位，成为文化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可以拿陇县店子墓地的材料来说明，该墓地共发掘小型秦墓224座，年代主要为春秋中期到秦统一後， [8] 现参照滕铭予先生的分期，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