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小结：
黄老师写得非常好，分析和论证得也都比较透彻。
从中也可以看出，号称是客观论证的文章，引用史料时明明有《起居注》可依却引用了《唐书》等明确可知被实录影响的史料的，其文章本身的视角就受到了影响，也并没有选取最可能接近史实的史料。另一方面，《起居注》所著述范畴也实在狭窄，令人叹惋。

第二段结束。
暂时不做评价。

第四部分结束了，黄老师也对玄武门做了比较细致的论述。
插一半政治史封面拜一拜

插播一下【黄永年】先生的【履历】和【本书的由来】：
——黄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和文献学家，也是研究唐史卓有成绩的学者，同时还精于篆刻。他治学勤奋，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但由于被错划“右派”以及随之而来的“文革”，他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在他年过半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刊布的。近十年来，前后结集出版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7月出版）是他在一系相关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系统讨论北齐、北周至中唐政治发展演变的一部著作。

李治为什么不营私结党，这和他的年龄有关系。《旧唐书》卷二《太宗纪》:武德九年(620)十月“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承乾传》“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则承乾生于武德二年到贞观十七年(643)被废时已二十五岁。魏王李泰是第四子，《旧唐书•泰传》说“永徽三年(652)甍于郧乡，年三十有五”，上推其生年为武德元年（618），比承乾都年长，这自不可能，而《旧唐书•高宗纪》记泰之甍亦在永徽三年，则本传“三十有五”或为“二十有三”之误，是出生于武德三年(620)，至贞观十七年亦已二十四岁，和二十五年的承乾均早具备营私结党的能力。晋王李治据《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年六月生”，则贞观十七年才十六岁，前此更是幼小，当然没有营私结党的可能性。这不是他比李泰、李承乾来得恬淡或无能，而是为年龄所限。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在讲了立李治为皇太了后，还接着说:
“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这吴王恪是太宗第三子，其事详见《新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吴王恪传》:“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工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大下望。”这吴王李恪非长孙无忌之甥固是无忌反对立他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当由于他年较长且英果类李世民，不像李治年幼好对付。前面说过房遗爱谋反是在永徽四年(653)，其时长孙无忌尚是宰相，且杀掉李恪也可使高宗李治眼中少一个当初与他争位之人，李恪就终于不免。

第五章第一部分结束。
深知权利对亲情的腐蚀，李世民在皇权、正统与亲情间徘徊，以致李世民的儿子也各有各的不幸...

后面是第三部分内容了，跟第二部分一脉相承。
三、永徽六年皇后的废立
在决斗之前先去掉柳奭，《旧唐书•高宗纪》永徽六年(655)五月癸未，“兼吏部尚书河东县男柳奭贬遂州刺史”[1]。这是因为柳奭根底不深，比较容易摆布。同时也可看出高宗的目的在反元老重臣及其党羽，所以先贬柳奭再废后，不像一般在废后的同时处理外戚。
这以后是高宗准备废掉王皇后，召集元老重臣长孙无忌等人要求表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说召集的有“无忌、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褚遂良传》又多了个司空李绩但都不说在哪一天。《通鉴》卷一九九把此事记在九月戊辰之后，含糊地说“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褚遂良人内殿”云云。这自由于这件事情《实录》里就没有写进去，查不出确切日子，所记这几位的态度言词也多出于执笔者的事后揣测，连李绩有未参加都说得不一致。但说褚遂良出头反对当是事实，《旧书•褚传》记褚所说“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想，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件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这种开口闭口抬出“先朝”、“先帝”来压高宗，恰也符合褚遂良这位顾命重臣的身份。高宗自然不再吃这一套，就趁此把褚遂良作为主要打击对象，首先给予处分，如《高宗纪》所书九月庚午“尚书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以谏立武昭仪贬授潭州都督”。接着是十月己酉，“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再是永徽七年(656)正月辛未，“废皇太子忠为梁土，立代王弘(高宗第五子，武氏所生长子)为皇太子”。至于褚遂良本人，《旧传》说是“显庆二年(657 )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明年卒官”。因为此时长孙无忌尚未倒台，还不便将褚显加诛戮。
长孙无忌在元老重臣中资历最深、地位最高，而且还是高宗的亲舅父，动摇他自不像褚遂良那么容易。因此一开始还对他作点拉拢以分化元老重臣集团。《旧唐书•无忌传》所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都说明高宗对无忌和对褚遂良是采用不同的手法。褚被贬以后，《高宗纪》记永徽七年(656 )改显庆元年的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记显庆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无忌……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无忌传》说“无忌以监领功，赐物二千段，封其子润为金城县子……《高宗纪》又记显庆三年（658）正月戊子“太尉赵国公无忌等修《新礼》成，凡一百三十卷，，颁行于天下”至少高宗对他表面上还是礼貌不衰。到显庆四年(659)四月戊戌，《高宗纪》才说“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无忌带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依旧准一品供给”。再进一步如《无忌传》所说，“许敬宗寻与吏部尚书李义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鞠无忌反状，公瑜逼令自缢而死，籍没其家”。安置黔州的罪名所谓与监察御史李巢交通谋反，《无忌传》说是出于许敬宗检举，而高宗“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可见无忌在高宗心目中势在必除，“谋反”云者自然只是编造个借口。
[1]《新唐书•宰相表》作永徽六年六月“奭罢为吏部尚书”，《旧唐书》卷七七《柳奭传》说“后渐见疏忌，奭忧惧，频上疏请辞枢密之任，转为吏部尚书，及后废，累贬爱州刺史”恐均不如出自《实录》的《旧纪》可信，说“累贬爱州刺史”，则其前必已被贬，可见《旧纪》说“贬遂州”之为事实。《通鉴》卷一九九即从《旧纪》，惟记在是年七月戊臾。至柳奭结局，自当如《旧传》所说“寻为许敬宗、李义府所构”，“高宗遗使就爱州杀之，籍没其家”。

第五章的后面两个部分，见此链接下的41楼和42楼。在此不做赘述。
http://tieba.baidu.com/p/248440286?pn=2

第四章第五部分，也是比较好的资料，但由于没好资源，只能暂时发图片上来先供参考，后续再慢慢转为笔录。

第四章第五部分完结。
黄先生对于氏族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深入的，在此书的第二章里也有详尽的论述，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可以找来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