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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登来先生所写的《我的伯父黄维纲》文中,1933年3月9日,黄将军率部奉命驰援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的37师109旅。在喜峰口右侧的孩儿岭,与日军从11日激战到16日,才换防到三屯营休整。
但在《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中记载,3月9日,38师奉命驰援喜峰口。10日,113旅在撒河桥至滦阳城一线集结待命。3月11日,调112旅进驻撒河桥。12日,黄维纲接到电令后即赴三屯营与冯、张会晤,两师长任他为滦河右岸等阵地的防守司令。
这两种记载看上去还是有出入的。如果真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有出入,到底哪个可取?《我的伯父黄维纲》是黄登来根据刘景岳先生提供的材料撰写,个人感觉在时间和事件上应该不会有擅自杜撰的成份。但上将年谱中这段记载又出自张维藩先生的回忆文章。
如果只是记载方式不同,看地图孩儿岭与撒河桥应该有一段距离,如果11日就奉令进驻撒河桥的话,应该不再可能有孩儿岭御敌的事情。
真纠结,只能麻烦各位老师了,谢谢!
在黄登来先生所写的《我的伯父黄维纲》文中,1933年3月9日,黄将军率部奉命驰援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的37师109旅。在喜峰口右侧的孩儿岭,与日军从11日激战到16日,才换防到三屯营休整。
但在《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中记载,3月9日,38师奉命驰援喜峰口。10日,113旅在撒河桥至滦阳城一线集结待命。3月11日,调112旅进驻撒河桥。12日,黄维纲接到电令后即赴三屯营与冯、张会晤,两师长任他为滦河右岸等阵地的防守司令。
这两种记载看上去还是有出入的。如果真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有出入,到底哪个可取?《我的伯父黄维纲》是黄登来根据刘景岳先生提供的材料撰写,个人感觉在时间和事件上应该不会有擅自杜撰的成份。但上将年谱中这段记载又出自张维藩先生的回忆文章。
如果只是记载方式不同,看地图孩儿岭与撒河桥应该有一段距离,如果11日就奉令进驻撒河桥的话,应该不再可能有孩儿岭御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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