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衣冠
（上）
中国人的史观是倒退的史观，故而国人总归是怀旧的，总觉得人心是不古的。于是汉人钦慕唐虞的德治，唐人怀念六朝的风雅，等到南宋，也是空对着那一幅《清明上河图》，忍看着半壁江河，聊发些故国之思罢了，尚且还可以明白的抒发，至于有清一代，却是连明白的抒发也不可了，那些徒慕前代高逸的士大夫们，也只能往画境里寻觅，峨冠博带、大袖飘飘，坐定在云气清浅的山水间，笔墨皆作叶兰描，如此这般，大抵是明清文人画的范本了，也许只有画境中，他们才真算是汉人了。我们姑且不谈字画，大抵清时的艺术究竟是没落了，流于纤巧俗艳了。中国的文化向来是淡的，说淡却也不太恰当，未若子思说的“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来的确切些。可中国的文化又是大气象的，毋论文章字画，便都是笔下的大气象，明清的小品说是抒写性灵，却还是气象小了些，斯时的儒学也只剩训诂、金石之类的小学了。
说怀古，明清所怀未免太长久了一些，只说唐朝，怀古诗是唐人素喜的题材，就非怀古诗中也还是多有些借古论今的色彩。我只拣一首太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来说上一二：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颔联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一句，初看，太过幽冷的笔调，颇不似太白手笔，可耐不住细看，若细看去，全诗之愁却只被这一句写尽。只“晋代衣冠”四字，却已然道尽。固然“三山半落青山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见得气象之大，固然“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见得开篇之奇，固然“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得笔触之浑然。却未比这一句横亘心头，未可消去。
傅斯年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如此说道：“周秦汉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亡也。所幸者，江东有孙氏，而后缔造经营，别立国家……“中国之旧衣冠礼乐之所就，永嘉之后，江东贵焉”为其纂承统绪，是中国民族与文化不随中原以俱沦也。王通做《元经》，书陈亡而具晋、宋、齐、梁、陈五国，著其义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民也。’故长城君丧其国家，不仅陈氏之亡，亦是江东衣冠道尽，江东衣冠道尽，是中国之亡。”
江东衣冠道尽，是中国之亡。可不谓难消之愁。晋代衣冠，或谓郭璞墓者，不若解作“中华文化之正统”来的气象大，况诗无达诂，二者之义相兼未尝不可。想太白见六朝旧迹，怎不感慨其兴衰。
唐人怀念六朝的风雅，其实不过是怀念中华之正统。
（下）
上一篇曾讲过，中国的核心是基于儒家的正名学说，而魏晋是名教衰落的时代，却又是思想转型的时代。就如周朝的以礼乐代鬼神，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华思想文化基本成型，而魏晋则是又一次转型，儒学和玄学渐有融合的趋向，人们所讨论的范围也由家国伦理向更广的层面延伸，这是儒学的自新，也是玄学包容性的一种体现。魏晋的玄学家本就是兼通儒道的学者，何晏是正始年间的玄学大师，开魏晋清谈、服散、玄学等等风气之先河，却又是儒学大师，作《论语集注》，是《论语》诸注本中价值极高的一部。而一代奇才王弼除作《老子注》外亦作了《周易注》，极大的发展了义理派。但论到儒道融合的先锋，却应是“竹林名士”。嵇康在那篇极著名的《与山巨远绝交书》中如此写：“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所谓并介之人，即谓兼善天下而又耿介自守者。“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嵇康用并介之人或者说达人的概念，来容纳玄儒两家的理念，正如周代以礼乐的德性代鬼神的神性，直至魏晋则礼乐的德性又被人自身的人性所替代，人们精神的重心从家国道德伦理，逐渐向人性的自觉靠拢，这也正是很多人认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原因。玄儒两家的理念在人的行为上体现的差异，则是人们“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结果。而玄儒两家本身则是“能遂其志者”的工具。但嵇康本身却也是纠结的，他虽然写了这些异想天，发前人所未发的的理论，但又说自己不是并介之人，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在理论上胜利了，却又在现实中失败了。只看嵇康身亡前写的这一篇《与山巨远绝交书》和给儿子写一篇的《家诫》，便能体会他的纠结，一边是名士做派的潇洒恣意，一边又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他想着儒道合流，却终究未能践行。或许真正在理论上给了这种融合一个可能的是向秀，向秀注庄子，借庄子的逍遥游给了人生的解脱一个理论的凭据。阅过《庄子》的人便有这样的感觉，庄子本身就兼带了儒道两家的特质，又借助道家很强的包容性，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两家的理念，我们不能知晓这是否为庄周的本意，抑或是后人重编时做的修改，但可以肯定“竹林名士”或非理论的开山，却依旧是儒道合流这个大潮流的先锋，此后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人生价值都因此产生了变化。这是对价值观的一个重估。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次巨大的转型。或许正因此才有了，六朝诗歌的发展，山水画和山水文章的出现，骈文的发展，出仕与归隐的统一。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至此而方算完备的。（这又是一片胡说八道的作品，写了两个小时了，实在懒得写下去了，还有很多具体的事件需要分析，只能留待日后。）举报
（上）
中国人的史观是倒退的史观，故而国人总归是怀旧的，总觉得人心是不古的。于是汉人钦慕唐虞的德治，唐人怀念六朝的风雅，等到南宋，也是空对着那一幅《清明上河图》，忍看着半壁江河，聊发些故国之思罢了，尚且还可以明白的抒发，至于有清一代，却是连明白的抒发也不可了，那些徒慕前代高逸的士大夫们，也只能往画境里寻觅，峨冠博带、大袖飘飘，坐定在云气清浅的山水间，笔墨皆作叶兰描，如此这般，大抵是明清文人画的范本了，也许只有画境中，他们才真算是汉人了。我们姑且不谈字画，大抵清时的艺术究竟是没落了，流于纤巧俗艳了。中国的文化向来是淡的，说淡却也不太恰当，未若子思说的“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来的确切些。可中国的文化又是大气象的，毋论文章字画，便都是笔下的大气象，明清的小品说是抒写性灵，却还是气象小了些，斯时的儒学也只剩训诂、金石之类的小学了。
说怀古，明清所怀未免太长久了一些，只说唐朝，怀古诗是唐人素喜的题材，就非怀古诗中也还是多有些借古论今的色彩。我只拣一首太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来说上一二：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颔联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一句，初看，太过幽冷的笔调，颇不似太白手笔，可耐不住细看，若细看去，全诗之愁却只被这一句写尽。只“晋代衣冠”四字，却已然道尽。固然“三山半落青山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见得气象之大，固然“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见得开篇之奇，固然“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得笔触之浑然。却未比这一句横亘心头，未可消去。
傅斯年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如此说道：“周秦汉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亡也。所幸者，江东有孙氏，而后缔造经营，别立国家……“中国之旧衣冠礼乐之所就，永嘉之后，江东贵焉”为其纂承统绪，是中国民族与文化不随中原以俱沦也。王通做《元经》，书陈亡而具晋、宋、齐、梁、陈五国，著其义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民也。’故长城君丧其国家，不仅陈氏之亡，亦是江东衣冠道尽，江东衣冠道尽，是中国之亡。”
江东衣冠道尽，是中国之亡。可不谓难消之愁。晋代衣冠，或谓郭璞墓者，不若解作“中华文化之正统”来的气象大，况诗无达诂，二者之义相兼未尝不可。想太白见六朝旧迹，怎不感慨其兴衰。
唐人怀念六朝的风雅，其实不过是怀念中华之正统。
（下）
上一篇曾讲过，中国的核心是基于儒家的正名学说，而魏晋是名教衰落的时代，却又是思想转型的时代。就如周朝的以礼乐代鬼神，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华思想文化基本成型，而魏晋则是又一次转型，儒学和玄学渐有融合的趋向，人们所讨论的范围也由家国伦理向更广的层面延伸，这是儒学的自新，也是玄学包容性的一种体现。魏晋的玄学家本就是兼通儒道的学者，何晏是正始年间的玄学大师，开魏晋清谈、服散、玄学等等风气之先河，却又是儒学大师，作《论语集注》，是《论语》诸注本中价值极高的一部。而一代奇才王弼除作《老子注》外亦作了《周易注》，极大的发展了义理派。但论到儒道融合的先锋，却应是“竹林名士”。嵇康在那篇极著名的《与山巨远绝交书》中如此写：“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所谓并介之人，即谓兼善天下而又耿介自守者。“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嵇康用并介之人或者说达人的概念，来容纳玄儒两家的理念，正如周代以礼乐的德性代鬼神的神性，直至魏晋则礼乐的德性又被人自身的人性所替代，人们精神的重心从家国道德伦理，逐渐向人性的自觉靠拢，这也正是很多人认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原因。玄儒两家的理念在人的行为上体现的差异，则是人们“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结果。而玄儒两家本身则是“能遂其志者”的工具。但嵇康本身却也是纠结的，他虽然写了这些异想天，发前人所未发的的理论，但又说自己不是并介之人，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在理论上胜利了，却又在现实中失败了。只看嵇康身亡前写的这一篇《与山巨远绝交书》和给儿子写一篇的《家诫》，便能体会他的纠结，一边是名士做派的潇洒恣意，一边又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他想着儒道合流，却终究未能践行。或许真正在理论上给了这种融合一个可能的是向秀，向秀注庄子，借庄子的逍遥游给了人生的解脱一个理论的凭据。阅过《庄子》的人便有这样的感觉，庄子本身就兼带了儒道两家的特质，又借助道家很强的包容性，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两家的理念，我们不能知晓这是否为庄周的本意，抑或是后人重编时做的修改，但可以肯定“竹林名士”或非理论的开山，却依旧是儒道合流这个大潮流的先锋，此后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人生价值都因此产生了变化。这是对价值观的一个重估。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次巨大的转型。或许正因此才有了，六朝诗歌的发展，山水画和山水文章的出现，骈文的发展，出仕与归隐的统一。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至此而方算完备的。（这又是一片胡说八道的作品，写了两个小时了，实在懒得写下去了，还有很多具体的事件需要分析，只能留待日后。）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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