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国人率以好古守旧自谴，认为乃吾民族一大病痛。然知古始能好，保旧始能守，不知不保，又何好何守。乃自来中国学问中，独无考古学一门。《论语》人人必读，孔林则可到可不到。西化东渐，始知西方有考古学，有考古专家。一时惊动欣羡，于是近代中国乃有考古学之崛起。
　　中国人观念，古今一体。苟无古，何有今。今已来，而古未去，仍在今中。好古实即一为好今。新旧亦然。如人之暮年，幼龄之生仍未去，幼龄仍在暮年中。人之老，怀念其幼生而好之，此亦人生之好古守旧，又何责备之有。爱其暮年遂亦爱其幼龄，爱其幼龄亦将爱其暮年。果谓幼龄已失，暮年已到，此语肤浅，未切实情。中国人重生命，重时间，古今新旧一体视之，不严加分别。西方人则重空间，重外物，生命无常，转不如外物之可久。如古埃及之金字塔，迄今历三千年无变。而埃及人之生命，则可谓已经百变而非旧。故在埃及，实非埃及人之可贵，乃此金字塔之可贵。其他各地亦然。故西方人重物不重人，考古之学亦仅考其物，非考其人。人则求新求变，无古之足贵。即如埃及之木乃伊，亦谓人死，其灵魂他年当重归此身复活，故设法保留此身，使能不腐。则无怪西方人重其身，乃更过于其人之生命矣。
　　中国人则不然。尧让天下于舜而死，舜未尝为尧筑大墓传万世，盖尧之生命犹有不死者在，即其生前之让德是矣。舜心不能忘尧，亦让天下于禹，斯亦舜之好古守旧。禹得舜禅，亦不欲传位其子，而让之益。然天下民众则记念禹之治水大德不能忘。乃拥戴其子启居天子位。依中国人观念，其父死其生命则仍传之子，爱戴其子，即犹爱戴其父，然则尧之死，天下民众何以不爱戴尧之子，而爱戴舜。盖其时洪水未平，尧之用舜，即用以治水，舜又能用禹以治水，则爱舜即犹爱尧，亦即以爱天下民众之生命。尧舜之为大圣，有此让德，亦惟其爱天下民众之生命，乃远胜于其子之获为天子，乃以成其让。故明其心，斯可明其人与事之内情矣。
　　埃及金字塔耗费多少人力，经历多少岁月。塔之成，而埃及则随之以衰亡。尧舜禹三代，耗费人力亦甚钜，经历岁月则有限。而中国人从此遂得安其居，乐其生，逾四千年以迄于今。尧舜禹功德之大，而其坟墓则不传。然则中国人所好之古，所守之旧，则在其人之大德。自《尚书》迄于司马迁之《史记》，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之言及其事者，亦可谓既详且备，此即中国之考古学。惟所考，重人不重物，则与西方有不同，如是而已。
　　尧舜禹三人所重，只一事，曰治水。治水非禹一人之事，非尧舜，禹又焉得成其事。而其事则永传千古。后世不断有治水，试读清儒胡渭所著《禹贡锥指》一书，可知其略矣。乃晚清之季，康有为始创托古改制之论，谓尧舜禹古代之事，皆孔子儒家托古伪造，以便于求改当时之政制。于是顾颉刚继之有《古史辨》，谓禹乃一大虫，其事尽属神话。一时轰传，是为中国新起之考古学。然而治水一事，则后世有之，不得谓古人无有。今人力主求变求新，惟治水乃古人已有之事，后世皆有水患，不得谓尧舜禹之时独不能有水患。治水有方，亦不得谓当尽变其旧以求新。试观四川成都灌县之二王庙，两千年来之治水一事，眼前昭彰。岂李冰父子之治水，乃变乃新，无古可考？则中国古人实另有一套考古学，亦即此可见矣。
　　中国近代考古学之盛起，则莫过于安阳殷契龟甲文之发掘。一时群认非治龟甲，即无以治古史。然经王国维考订，则汤以前商代历世君主其名字已具详于司马迁之《史记》。以殷契发掘所得校之，迁史缺一两代。然则殷墟新发掘，可以补迁书之缺，但亦可以证迁书之有据而可信。今欲考殷商一代治乱兴亡之大业，则惟有见于迁书，而无以考于龟甲。故中国古人读史即以考古，而中国史学之可贵，亦由此而益见矣。
　　王国维又为《殷周制度论》一篇，备论王位传弟传子之先后演变。然其论乃根据《史记》，非根据龟甲。又国维告其来学，欲治龟甲，当先通《说文》。文字然，历史事迹更然。亦可谓非通战国，即无以通春秋。非通春秋，即无以通西周。非通西周，亦无以通商代。古今一体，非通其人之成年以后，又何以考论其幼童期之所为。亦如不知后代之埃及，又何凭以论其金字塔与木乃伊之意义与价值。

抑且许氏《说文解字》一书，其所收字体本属大篆小篆，后又变而为隶书楷书。龟甲文则为古旧字体，已遭废弃，不再使用。正足见中国民族亦一求变求新，日趋进步之民族。否则中国当永留有巢氏燧人氏之时代，何得有此下之庖牺氏神农氏，以及黄帝尧舜之出现。近人则益求变，益求新，欲改造为简体字，又欲废止汉字创为罗马字拼音。幸而国人相戒而不为，否则又谁来倡导保存汉字之理论。
　　又有进者，中央研究院为近代中国一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有关中国旧学方面者，则为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最主要者，一为考古与龟甲文研究，一为语言学。语言学一门，亦来自西方。在西方则语言重于文字，在中国则文字当重于语言。欲通中国史学，非先通文字不可。欲治龟甲文，亦非先通后代之文字不可。《中庸》言："书同文"，此为中国历史一大进步。试问研究龟甲文，以及研究各地白话方言，又与治中国史具何关系。治龟甲文过于旧，治语言学又过于新，新旧相冲突，惟具是模仿西方，则不知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同时代表一代之新风气者，则为白话新文学。古诗三百首，传诵百世。果使近人所为白话诗，亦得传递久长，则一如许氏《说文》，代龟甲文而兴。龟甲文不受国人反对，古诗三百首，宜亦不必反对，亦何必严加新旧之分，又必谓旧文学乃死文学。无奈今之白话诗人自创造，自名家，无宗师，无后学。过一世三十年，则其人姓名已不在后人记忆中，则惟求变求新，可谓无生命，又无成。其成则只在一二十年内，已为有其知名度，此非斯文之扫地而何。白话文亦然。有风气，无学问，能识字，能操笔，即得为之。旧不变，新不起，而不再有一时间观。果谓有时间，又暂而非久。乃又提倡考古之学，此诚中国近世一可悲事矣。
　　抑更有进者。龟甲文本殷代卜筮之辞，而卜筮之术，至周已变。不再烧炙龟甲牛骨，以蓍草数字占八卦，其辞则载在《周易》。下至秦末汉初，《周易》乃列为五经，后世传诵不衰。然《周易》本为卜筮书，则上自孔子，下迄朱子，皆言之。今人又尊《周易》为中国一部至高无上之哲学书。若谓中国在卜筮中亦能涵有哲学深义，岂不为中国学问增高其地位与价值。但近人必一依西方观念，谓《周易》乃一部哲学书，则其地位自高。谓《周易》乃一部卜筮书，则其地位自低。故必主其为一部哲学书，而不再肯认其为一部卜筮书。则何不再下一番考古工夫，以资认定。乃竟有人主张治孔子哲学则当治《周易》，不当读《论语》。其人亦本治西方哲学，国人遂不复反对，并群加尊重。如此风气，又何以言学问。学必学于旧，问必问之旧。今人之尽务新学，其实亦乃西方之旧。故今日之言求变求新，则亦惟一务西化而已。以彼之旧，易我之旧，变则然矣，新恐未必。
　　中国尧舜禹三帝，后世皆无明确坟墓可寻。下至商汤周文王武王，其死后，其子其臣，皆不为大兴坟墓。然中国人事乃有大堪惊诧者。若谓好古守旧，乃孔子首倡其说。然孔子之死，其门人弟子乃为特建一孔林，其规模殆已为前世帝皇之所无。而当时如鲁哀公及季孙氏，亦一任其门人所为，不加禁止。孔子殁后，百家竞兴，未闻其有如孔林同样之兴造。此姑不论。孔子门人及其儒林后起，卒亦未有身后坟墓有如孔林之规模者。然则所谓中国人好古守旧，可知当别作解说，不得谓凡古皆好，凡旧皆守矣。
　　抑且后代帝皇坟墓，其规模，其形势，岂遂不如孔林。然而自秦以下，迄于明代，帝皇陵寝，皆随其朝代而荒破。仅明清两代，年历尚短，诸帝陵寝，尚得保留。然亦卒未有如孔林之获有全国之崇仰与瞻拜，历两千五百年而不变。此可见中国人之好古守旧，乃中国历代后人之事，非古人所能安排其如此。埃及人亦幸而及早衰亡，否则金字塔连续兴建，迨今将无埃及人生存之余地。雅典人亦幸而及早衰亡，否则雅典一小城，又何得常有新建筑兴起。西方人既不计后起之必有继，乃求变求新。中国人必主后起有继，故曰创业垂统。有统可传，则其新其变自有限。既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后起者遂皆不敢自居为圣。其为师，亦惟传孔子之道而已，此谓之好古守旧。亦岂《论语》以后，遂无百代儒林之不断著作之继续兴起乎。孔子殁后，而中国儒林日臻繁盛，但亦终不有如孔林之再度出现，则古旧之可好可守，亦宜知其所在矣。

一九四九年后，大陆考古一业，则特见发皇。而尤著者，则为秦始皇帝墓之发掘。秦始皇帝开始以郡县政治统一中国，创自古未有之宏业，然而二世即亡。鉴古知今，乃中国史学一大理想，大贡献。而司马迁《史记》则已尽其职责，胜任而愉快。后世历代帝王再不敢复效秦始皇帝之所为，岂非考古之功乎。近人则谓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帝皇专制，此可谓不考古之尤矣。轻蔑古人，自受其祸，吾国人宜亦知所自警矣。
　　秦始皇帝集当时六国宫殿建筑之大成，造为阿房宫，雄伟壮丽，卓绝前古。项王入关，付之一炬。乃后代中国人，未闻有加以惋惜者。直至唐代文学家作为《阿房宫赋》，亦以重申警惕，非以追溯怀想，则古有绝不可好，旧有绝不可守者，中国人反复之详矣。至于秦始皇帝墓，或在秦始皇帝生前已有计划，或全出秦始皇帝死后营造，此皆不足深论。要之，秦祚之不得其久，则司马迁书已详列之，而阿房宫非其要端，更何论其身后之坟墓。今之发掘，亦仅供观光游览，亦为政府添一笔收入，而举国喧传，若可为举世人增一番知识，为吾民族增一番光荣，是诚浅见薄识之尤矣。
　　余在五十多年前，即写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根据《竹书纪年》遗文，考订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之误。亦根据地下发掘，自谓较之近人根据殷墟龟甲所贡献于中国史学者更大。地下发掘，亦有其意义价值之所在，而岂地下发掘之尽为无上宝藏乎。诸子系年已成书，又续为《周初地理考》一文，距今亦五十年。考定当年姬周氏族，乃自晋迁陕，非自陕东来。此一论，乃发前人所未发。然所考各地，皆余当年足迹未亲履，仅据古籍文字记载，错综配搭，会通成之。最近旅美学人许悼云告余，彼最近根据近年大陆考古发掘所得各种古代铭文二百余件，逐一研讨，乃知余往年《周初地理考》所辨，皆获证明，可资论定。然则地下发掘，仍必会通于地上之所流传，乃始知其意义价值之所在。故好古守旧，亦仍必会通于今之新，乃始知其可好可守之真实所在，而岂惟古之是好旧之是守乎？而亦岂凡属古旧则必尽不可好尽不可守乎？若惟以专门家言为贵，则中国传统素尚通学，宜可一概加以鄙弃矣。其然，岂其然乎？
　　今再言观光。此又近代一新名词，为中国古代所无。中国山川胜地，多资学人以考古之需。如登泰山，历代政事学业，有关国家民族治乱兴亡之大，皆足参考。岂一登日观峰，一睹海上日出，即为泰山之观光乎。果为无知识无学问之多数群众言，斯则是矣。然又何必登泰山，乃始有日出可观。又如卢沟桥，此亦中国近代一名胜。唐代都长安，则有灞桥。非通中国之科举制，驿站制，则不知其为名胜之由来。唐代则称灞桥，清代则称卢沟桥，同一好古守旧，其间亦有变有新。而会通和合，则仍有其一贯相承处。不论名山，即论桥梁，名传千古，常见之诗文称道者，全中国亦当得三四十处。日本东侵，卢沟桥事变乃脍炙人口，于是卢沟桥亦遂成近代国人一观光胜地，群众慕向。而其他历代有名诸桥梁则尽置遗忘。此亦日变日新之一例。但岂吾民族之文化大传统，亦随以隐沦消灭于无形中。此见有变有不变，有新有仍旧，未可尽变尽新，一如今日吾国人之所求矣。是必知好古守旧者，始能善保其旧，而使来游者发思古之幽情于不知不觉中。然则纵是发展观光事业一小节，亦待通人之筹划，而岂考古专家之所能胜任而愉快。即小斯可以喻大，愿吾国人其亦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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