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孔庆东的《遥远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
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
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
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
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
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
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
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
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
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
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
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
—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
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
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
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
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
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
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
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
“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
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
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
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
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
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
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
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
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
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
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
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
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
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
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
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