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美国人认为没有人能停止不前。如果你不求进取，你就会落伍。这种态度造就了一个投身于研究、实验和探索的民族。时间是美国人注意节约的两个要素之一，另一要素是劳力。
　　人们一直说：“只有时间才能支配我们。”人们似乎把时间当作一个差不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安排时间、节约时间、浪费时间、挤抢时间、消磨时间、缩减时间、对时间的利用作出解释；我们还要因付出时间而收取费用。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许多人都深感人生的短暂。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们应当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
　　外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很可能是：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常常处于压力之下。城里人看上去总是在匆匆地赶往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商店里他们焦躁不安地指望店员能马上来为他们服务，或者为了赶快买完东西，用肘来推搡他人。白天吃饭时人们也都匆匆忙忙，这部分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生活节奏。人们认为工作时间是宝贵的。在公共用餐场所，人们都等着别人尽快吃完，以便他们也能及时用餐，你还会发现司机开车很鲁莽，人们推搡着在你身边过去。你会怀念微笑、简短的交谈以及与陌生人的随意闲聊。不要觉得这是针对你个人的，这是因为人们都非常珍惜时间，而且也不喜欢他人“浪费”时间到不恰当的地步。
　　许多刚到美国的人会怀念诸如商务拜访等场合开始时的寒暄。他们也会怀念那种一边喝茶或喝咖啡一边进行的礼节**流，这也许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一种习俗。他们也许还会怀念在饭店或咖啡馆里谈生意时的那种轻松悠闲的交谈。一般说来，美国人是不会在如此轻松的环境里通过长时间的闲聊来评价他们的客人的，更不用说会在增进相互间信任的过程中带他们出去吃饭，或带他们去打高尔夫球。既然我们通常是通过工作而不是社交来评估和了解他人，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谈正事。因此，时间老是在我们心中滴滴答答地响着。
　　因此，我们千方百计地节约时间。我们发明了一系列节省劳力的装置；我们通过发传真、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与他人迅速地进行交流，而不是通过直接接触。虽然面对面接触令人愉快，但却要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马路上交通拥挤的时候。因此，我们把大多数个人拜访安排在下班以后的时间里或周末的社交聚会上。
　　就我们而言，电子交流的缺乏人情味与我们手头上事情的重要性之间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关系。在有些国家，如果没有目光接触，就做不成大生意，这需要面对面的交谈。在美国，最后协议通常也需要本人签字。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电视屏幕上见面，开远程会议不仅能解决本国的问题，而且还能通过卫星解决国际问题。
　　美国无疑是一个电话王国。几乎每个人都在用电话做生意、与朋友聊天、安排或取消社交约会、表达谢意、购物和获得各种信息。电话不但能免去走路之劳，而且还能节约大量时间。其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电话服务是一流的，而邮政服务的效率则差一些。
　　有些初来美国的人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其他国家，在他们的国家，人们认为工作太快是一种失礼。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花一定时间来处理某件事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好像是无足轻重的，不值得给予适当的重视。因此，人们觉得用的时间长会增加所做事情的重要性。但在美国，能迅速而又成功地解决问题或完成工作则被视为是有水平、有能力的标志。通常情况下，工作越重要，投入的资金、精力和注意力就越多，其目的是“使工作开展起来”。

文化冲击
　　你认为在异国留学是一件听上去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吗？你会像许多离家去另一个国家学习的年轻人一样感觉很有趣吗？这当然是一种崭新的经历，它会给你带来机会，让你发现许多迷人的东西，获得一种自由感。然而，尽管有这些好处，你也会遇到挑战。因为你的观点可能会与存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信念、准则、价值观念和传统发生冲突。你也许会感到很难去适应一种新的文化以及该文化中你不熟悉的那些部分。这就是“文化冲击”。人们经历文化冲击的过程至少包括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叫做“蜜月期”。在这一阶段，你会感到生活在一个不同国度里很兴奋，而且每一样东西看上去都妙不可言。你什么都喜欢，而且好像每个人都对你很好。另外，新的文化中的生活乐趣好像是无穷无尽的。
　　然而，文化冲击的第二阶段终究会出现，这就是“敌对期”。你开始注意到并不是每样东西都像你原先认为的那样好。你会对新的文化里的许多东西感到厌倦。此外，人们也不再把你当作一个客人来对待了。所有最初看上去非常美好的东西现在变得让人讨厌了，而且每一样东西都使你感到苦恼和厌倦。
　　通常，在你适应一种新文化的这一阶段中，你会想出一些防卫性的办法来帮助你应付难关，保护自己免受文化冲击的影响。其中一种办法叫做“压抑法”。当你假装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接受，没有什么东西令你感到烦恼的时候，你就是在运用压抑法。另一种防卫性办法称做“倒退法”。当你的行为举止开始显得比你实际年龄要小的时候，你就是在运用这种办法。这时，你的行为举止像一个小孩。你把什么都忘掉了，而且有时你会变得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第三种防卫性办法叫做“孤立法”。你宁可一个人呆在家里，不想和任何人交流。你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以避免文化冲击的影响，至少你是这样认为的。孤立法也许是人们用来对付文化冲击的最糟糕的办法之一，因为你把那些能真正帮助你的东西和你隔离开来了。最后一种防卫性办法叫做“排斥法”。这一办法让你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帮助。你觉得你可以独自把事情处理好，所以你就不想求助于人。
　　你在敌意阶段使用的这些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仅仅是偶尔运用一下其中一个应付办法来帮助你生存下去，这也无妨。但是你必须谨慎。这些办法可能会真的使你受到伤害，因为它们会阻碍你对新的文化作出必要的调整。
　　在克服了自己的敌对情绪后，你就会开始认识到文化冲击的短暂性。然后你就会步入被称为“恢复期”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你开始变得积极起来，而且你会努力去理解所有你不理解的东西。整个形势开始变得对你有利了，你会从前面两个阶段出现的症状中恢复过来。而且你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准则、新的价值观念，乃至这个新的国家的各种信念和传统。你开始明白，虽然这种新的文化的特点和你自己国家的文化特点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必定有值得你学习和欣赏的东西。
　　文化冲击的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为“适应期”。在这个阶段，你真正达到了感觉良好的境界，因为你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已经能理解这种新的文化了。最初使你感到不舒服或陌生的东西，现在已成了你能理解的东西。这种理解会减轻你的许多压力。现在你感到自在了，你已经适应了新的文化。
　　文化冲击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无法避免的东西。当你在经历文化冲击的这四个阶段时，它似乎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然而，当你完全适应了某一种新的文化时，你会更加充分地喜爱这种文化的。你学会了如何和他人交流，而且还了解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大量生活情况。此外，了解其他各种文化，以及懂得当你身处其中时如何去适应所受到的冲击，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学习奥林匹克爱的标准
　　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一点都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吓人。不，他不可能是我父亲特地送我来见的那位前苏联教练。
　　可他的确是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本人。他请我进门，在沙发上坐下，又拍了拍身边的垫子，让我坐在他旁边。在他面前，我真的很紧张。
　　“你还年轻，”他的英语带着俄语口音：“如果你愿意试着向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军，我想你能行。长野奥运会来不及参加了，但你可以准备参加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
　　“完全可以，不是吗？”看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他又说道。我那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业余滑雪运动员，但在国内决不是顶尖选手。“当然，你需要进行很多艰苦的训练，你会哭鼻子，但你一定会进步的。”
　　的确，后来我经历了无数痛苦的训练，还为此流了不少眼泪。但在后来的五年里，我总能从尼克莱讲的有趣故事和他的幽默感中得到鼓励。
　　他开始总是说：“我的朋友们常去看电影，去跳舞，去和女孩子约会，”然后他会压低嗓门接着说：“我就在运动场上训练、训练、再训练。第二年，我的15公里滑雪比赛成绩缩短了1.5分钟。”
　　“朋友们问我：‘尼克莱，你怎么做到的呢？’我回答：‘你们去看电影、跳舞、和女孩子约会，而我一直在训练、训练、再训练。’”
　　故事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有一次——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是他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穿着一件旧的毛衣，很自豪地站着，微笑着轻声说道：“告诉你们，我可是在26岁那年才第一次亲吻女孩子。她后来就和我结了婚。”
　　不管他是不是懂得浪漫，尼克莱知道什么是爱。他以一贯的幽默、默默的感恩、敏锐的感觉和真诚的态度为爱设立了奥林匹克般的标准。即使在我结束了滑雪生涯之后，我仍一直努力去达到那个标准。
　　但他又从不娇惯我。二月里的一天，我头很疼，感到十分疲倦。我在一片空地上遇见了他，在寒风中的雪地里滑了大概十五分钟后，我赶上了他，有点小题大做地说：“嘿，尼克莱，我感觉我要死了。”
　　“如果活到一百岁，人人都会死的，”他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态度坚决地接着说：“但你现在必须滑、滑、再滑。”
　　在滑雪板上，我照他说的去做。但在其他事情上我会反抗他。在一次经费并不宽裕的滑雪露营活动中，他让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单身汉住的芬兰式屋子里。第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尼克莱正在做早餐。然后我们坐在临时拼凑起来的椅子上，围着张小小的牌桌，用勺子很快地吃完早饭。吃完后，尼克莱把摞起来的油腻腻的碗向我和我唯一的另一个女队友前一推，武断地说：“女孩子们，现在去洗碗吧！”
　　我把餐巾往地上一扔，向他骂道：“让该死的男孩子们去洗吧！这不公平！”他没再让我去洗碗，也没对我的大发脾气显得太在意。他只在滑雪时才显露出强烈的情感。
　　训练的时候，他会随着我们迈步的节奏大声发出指令：“对，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我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了尼克莱带我训练的录像带后问道：“他也教舞蹈吗？”
　　在训练时，我一刻不停地纠正着尼克莱指出的错误。每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问他自己是否有了进步。
　　“是的，还行。但如果膝盖能屈得更快些就更好了。”
　　“可我滑得够快了吗？”我坚持问他。
　　最后他会皱起眉头说：“你得无数次地重复，动作才能达到完美。”他提醒我“必须有耐心”，言语之间流露出“我已经告诉过你无数次了”的意思。
　　尼克莱的耐心和我的勤奋使我赢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并开始为奥运会季前赛做准备。但后来我没能被选拔去参加2002年奥运会。
　　去年夏天，我回去拜访尼克莱。他给我沏了茶......还自己洗了碗！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怀念起前一年的奥林匹克队，我一时沉默，回想起自己曾经获得的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这个穿着颇具热带风情衬衫、个子不高的男人之间形成了并不张扬但又牢不可摧的纽带。
　　尼克莱教会我即使需要无数次的努力，也要凭借勇气、热情和严格的纪律来坚持下去。他还教会我为了能在这世界上生活一辈子而预先心存感激，并每天提醒自己：即便面临许多挑战，“现在心里有的必须是爱、爱、爱。”

跨国婚姻
　　我和盖尔计划举行一个不事张扬的婚礼。在两年的相处中，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起伏，这是一对情侣在学着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时常常出现的。但在这整整两年间，我们坦诚地面对彼此性格中的弱点和优点。
　　我们之间的种族及文化差异不但增强了我们的关系，还教会了我们要彼此宽容、谅解和开诚布公。盖尔有时不明白为何我和其他黑人如此关注种族问题，而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好像忘记了美国社会中种族仇恨种种微妙的表现形式。
　　对于成为居住在美国、异族通婚的夫妻，我和盖尔对未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相互信任和尊重才是我们俩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许多夫妻因为错误的理由结了婚，结果在10年、20年或30年后才发觉他们原来是合不来的。他们在婚前几乎没有花时间去互相了解，他们忽视了严重的性格差异，指望婚姻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希望避免重蹈覆辙。事实更说明了这一点：已经结婚35年的盖尔的父母正经历着一场充满怨恨、令人痛苦的婚变，这件事给盖尔带来了很大打击，并一度给我们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当盖尔把我们计划举办婚礼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她遇到了一些阻力。她的母亲德博拉过去一直赞成我们的关系，甚至还开过玩笑，问我们打算何时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抱外孙了。但这次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时，她没有向我们表示祝贺，反而劝盖尔想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么说我跟他约会没错，但是如果我跟他结婚，就错了。妈妈，是不是因为他的肤色？”盖尔后来告诉我她曾这样问她母亲。
　　“首先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时我对异族通婚是有保留意见的，也许你甚至可以把这称为偏见。但是当我见到马克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既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年轻人。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感到脸上有光的。所以，这事跟肤色没有关系。是的，我的朋友们会说闲话。有些朋友甚至对你所做的事表示震惊。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不同。因此你要明白，马克的肤色不是问题。我最大的担心是你也许跟我当初嫁给你爸爸一样，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嫁给马克。当年我和你爸爸相遇时，在我眼中，他可爱、 聪明、富有魅力又善解人意。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兴奋。而且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理想婚姻，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的婚姻会天长地久。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我们结婚时，我并不十分理解我所爱的人——你的爸爸。”
　　“但是我和马克呆在一起已有两年多了，”盖尔抱怨道。“我们俩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彼此多次看到对方最糟糕的一面。我可以肯定时间只能证明我们是彼此深情相爱的。”
　　“你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认为再等一等没坏处。你才25岁。”
　　盖尔的父亲戴维——我还未见过他的面——以知事莫若父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决定。他问的问题基本上和盖尔母亲的问题相同：“干吗这么匆忙？这个马克是什么人？他是什么公民身份？”当他得知我办公民身份遇到了问题时，就怀疑我是因为想留在美国而娶他女儿的。
　　“不过爸爸，你这话讲得太难听了，”盖尔说。
　　“那么干吗要这样着急？”他重复地问。
　　“马克是有公民身份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在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盖尔辩解道。“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结婚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一点：如果我对任何事情有怀疑，我完全可以取消我们的计划。”
　　她父亲开始引用统计数据说明异族通婚的离婚率比同族结婚的要高，而且还列举了接受过他咨询的、在婚姻上有麻烦的异族通婚夫妇的例子。
　　他问道：“你考虑过你将来的孩子可能会遭受的苦难吗？”
　　“爸爸，你是种族主义者吗？”
　　“不，当然不是。但你必须得现实一点。”
　　“也许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谁的孩子不会呢？可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将会永远拥有，那就是我们的爱。”
　　“那是理想主义的想法。人们对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是会很残酷的。”
　　“爸爸，到时候我们自己会操心的。但是假如我们在做什么事之前，就必须把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几乎什么都干不成了。”
　　“记住，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都不晚。”

里奇拜见未来的岳母
　　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让里奇与我妈妈见面，并把她争取过来。事实上，让我妈妈特地为他掌勺烧饭是我做的安排。
　　一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要我参加爸爸的生日宴。我弟弟文森特将带上他的女友莉萨·卢姆。我也可以带一个朋友去。
　　我知道妈妈会亲自下厨的，因为烧菜做饭是表达她的爱、她的自豪和她在家中权力的方式，也可用以证明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多。“千万记住在饭后告诉我妈妈，说她做的饭菜是你吃过的饭菜中最可口的，”我对里奇说。“相信我的话。”
　　爸爸生日宴的前夜，我坐在厨房里看着妈妈忙乎，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告诉她我们的结婚计划。我们已决定在7月结婚，大约还有7个月的时间。她正在把大蒜切成小方块，把卷心菜切成小片，同时闲聊着有关素媛姨妈的事：“她只会看着烹饪指南烧菜，而我对烹饪了如指掌。我只要用鼻子闻闻就知道该放什么佐料了！”她切得很快，好像一点也不注意她手中那把锋利的切菜刀，我真害怕她的手指尖也会成为紫色蔬菜烧猪肉的佐料。
　　我希望她会先提起里奇。我注意到了她开门时的面部表情，她当时勉强地笑了笑，从头到脚地打量着里奇，以验证素媛阿姨对里奇的评价。我尽力设想她会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里奇不仅不是华人，而且他还比我小几岁。更糟的是，由于他那头红色的卷发、光洁白晰的皮肤以及鼻子两边一片桔黄色的雀斑，他看上去比我年轻了很多。他稍微矮了一点，长得很结实。他身穿深色套装，看上去讨人喜欢，但让人过眼就忘，就像追悼会上遇见的某个人的侄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司里一起工作的第一年里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原因。但是我妈妈却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你认为里奇怎么样？”终于，我屏住呼吸问道。
　　她把大蒜扔进了烧热的油锅里，发出了刺耳的响声。“他脸上那么多斑点，”她说。
　　我听后感到背上起了鸡皮疙瘩。“那是雀斑，你知道雀斑象征着好运。”我感到我得为他辩解。我提高嗓门压倒厨房里的噪声，我自己也感到我太激动了点。
　　“哦，是吗？” 她不经意地说。
　　“是的，雀斑越多越好。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接着用汉语方言说：“也许是这样。你小时候得过水痘。长了许多小痘痘，你只好在家里呆了10天。可真走运啊，你想想！”
　　我在厨房里救不了里奇，后来在餐桌上我也救不了他。
　　他买了瓶法国葡萄酒，并不知道我父母不喜欢这玩意儿，我父母甚至连像样的红酒杯也没有。接着他又犯了个错误：他喝了不是一杯，而是满满两大毛玻璃杯的葡萄酒，而其他人的杯子里都只有半英寸高的酒，大家只是“尝尝而已”。
　　最糟糕的是他批评了我妈妈的烹饪手艺，而他竟然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我妈妈总是要对她自己的烹饪发表一些评论，说一些自己的菜烧得不好之类的话，这是中国厨师的习惯。那晚她原打算说说自己的拿手菜——梅干菜蒸肉，上这个菜时她总是特别得意。
　　“唉，这个菜不够咸，没味道，”尝了一小口后，她抱怨道。“太难吃了。”
　　这句话在我们家意味着让大家来尝一点，并且还要说这道菜是妈妈做得最好的一次。但是我们还没能来得及说一些这样圆滑得体的话，里奇就说：“嗯，这菜只需要加一点点酱油。”接着他无视我母亲惊诧的眼光，把许多咸乎乎、黑溜溜的东西倒进了瓷盘里。
　　虽然吃饭时，我一直希望我妈妈能从某种角度看到里奇的善良、幽默感和魅力，但是我清楚里奇在她的眼里已经是一败涂地了。
　　很显然，里奇对那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晚我们回到家里，安置肖莎娜上床睡觉后，他谦虚地说：“嗯，我觉得我们相处得很不错。”

纳粹统治下的爱
　　1942年冬季的一天，寒冷刺骨。但在纳粹集中营中，这与别的日子没有什么差别。自我从家中被人带走并随着数万犹太人被带到这儿以来，我已濒临死亡，只能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小时算一小时。我们在纳粹可怕的皮鞭下受尽煎熬。明天我还会活着吗？今晚我会不会被带到毒气室去？或是被警卫简简单单地用来复枪射杀？
　　我在铁丝网边踱来踱去。我并没有留意自己的脚步，只是机械地在这块地上移动，在发现可以用来生火的一小块木头或其他东西时，我偶尔跪下来查看一下。突然，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从铁丝网那边走来。她的步履轻盈，仿佛不受重力的影响，宛如仙子。她停下来，用忧伤的眼睛看着我。集中营里的生活已经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把目光挪开，因为我一副病容、枯瘦如柴，又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被一个陌生人这样打量，我感到特别害臊，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她的眼睛移开。
　　这时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红苹果。噢，我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苹果了！它又是多么地闪闪发亮——比任何水晶都耀眼！她非常谨慎地左右看看，然后一下子把它抛过铁栅栏。我把它捡起来，用我冻僵的手捧着它。在这充满死亡的世界中，这苹果无疑代表了生命，而她的举动就是爱的果实。我抬头瞥见那女孩在远处渐渐消失。
　　第二天，就像被磁力吸引一样，我又来到了铁丝网边的那块地方。我希望她再次出现。我是不是疯了？当然是。但在这里，我不放弃任何一丝微小的希望。
　　她又来了。她又一次给我带来了苹果，比上次更精确地将它抛过了铁丝网。苹果飞过铁丝网，正好从我的头顶上方落下来。我在空中接住了苹果，高举着让她看。她的眼中闪着光芒。
　　接下来的七个月我们就这样相会，而我也习惯了这样的苹果餐，但不久一切都结束了。一天，我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第二天，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几乎无法说话，但我必须说明白：“明天别再给我带苹果了，”我告诉她说：“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在我完全失去控制前我转身从铁丝网边跑开了。我实在不忍心再回头看。如果我转身，我知道，她会看见我的脸颊上滑落的眼泪。
　　岁月流逝。转眼到了1957年。我住在纽约，生活状况与纳粹德国期间的情景相差何止天地。我做铝栅栏安装和回收的生意，并且发了点小财。我一个做保险的朋友劝说我与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相亲。我勉强同意了。她人还不错，叫罗玛，像我一样，她也是移民，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之处。
　　“你是在战争期间流亡来到这里的吗？”罗玛用移民相互之间问及那段岁月时所特有的体贴方式柔声细语地问道。
　　“不是。那时我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答道。我没有说明哪个集中营，也没有说其他任何细节。这个故事太乏味了，因为我已经重复过许多次了。
　　罗玛的双眼透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好像回忆起了某件痛苦而又甜蜜的事情。
　　“你怎么了？”我问她。
　　“是这样，我小时候住在集中营附近。那儿有一个男孩，一个小囚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看他。我记得我常常带苹果去扔给他。我把苹果从铁丝网上扔过去，那时他会非常开心。”
　　我的心猛地一下子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凝视着她问：“是不是那个男孩有一天对你说‘明天别给我带苹果了。我将被押往另外一个集中营’？”
　　“没错，是啊，”罗玛用颤抖的声音应道。“但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从桌边站起身来，拥抱着她说：“因为我就是那个小男孩，罗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