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本土文化的载体
语言承载着各种文化,种种方言可以反映出各地域差异纷繁的人类行为和乡情文化风貌,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比如在老上海话里,形容一个人耳力不好,或者不好好听,叫“耳朵打八折”,这与上海这座远东城市较早商业化很有关系。而到了叫小姑娘为“小细娘”的常熟话里,说这人健忘,叫“青肚皮活猢狲”。心情憋闷在东北人那里叫“憋屈”,在上海人这里叫“殟塞”,苏州人就叫“奥灶”。这些很有语言色彩的话都不可能在标准化的通行语中找到。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曾经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这大概也是曹乃谦要用当地土话来表达农民生活的原因。用刘半农的话说,那是一种“地域的神味”。
目前,方言和普通话面临的情况,与60多年前已经大不相同,比如上海,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外来移民涌入,但新移民大都能用普通话来与上海人沟通而不必使用上海话,在上海社会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场合增多了。有上海本地人说:“到外面碰到人,现在一上来就说普通话了,而以前总是先说上海话,对方听不懂才转换。”
另一方面,普通话已经在上海大力推广并且基本普及,上海的青少年中普通话已经成为很熟练的交际语言以至成为思考与阅读的内部语言,普通话的使用已在学校里养成习惯,许多人反而对上海话感到陌生了。这也引起了专家和本地父母的担忧。
“其实,对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不必像普通话那样要通过推广就可学会的,只要从幼时起跟着母亲说就行了。用一些强制的手段,不准幼儿园、中小学生在课余说上海话,说了或受歧视或扣品行分,这使孩子在学语言的年龄段从小割断了与方言的联系,这样做当然直接阻碍了上海话的传承。到了进大学再来拾起上海话,这些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当然大打折扣,对上海话的理解程度成了只能在普通日常交际用语上将普通话转说成上海话,上海话中大批有特色、有价值而普通话中没有的词语从他们说的上海话中流失,就不足为奇了。”钱乃荣说,“方言就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不停使用。你的下一代不怎么会说了,那你还指望他教会他的下一代吗?一种语言没有人使用了,它就自然走向消亡。”钱教授说他并没有危言耸听,希望官方也能采取切实措施,扭转学校下课不说方言的惯性,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科学保护方言。他认为现在很多争论都是混淆了两件事情,第一,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不是对立关系,不是说你说了方言,普通话就不会说了;第二,保护地方方言与地方保护主义没有关系,是传承地方文化的问题,没有歧视外地人的意思,外地人要在一个地方扎根,了解这个地方的民俗民风、学会当地语言是有好处的。而且也没有人反对你在学校里、自己家里或者老乡聚会时使用你的母语乡音。有意思的是,钱教授在参加一系列儿童沪语童谣等比赛后发现,目前上海话说得好的孩子反而是外来移民的子女,他们或许更迫切让下一代完全融入本地文化。
“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最原始最重要最丰富最有草根价值的文化。若各地方言活语都出来丰富国家通用语,通用语就永远有着活水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