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在战前奠定了根基，最近半个世纪来，有长足的发展。现在，中国考古学家努力的成绩，已在世界学术界取得一定的地位。任何发展都有其过程，中国考古学已走过高原期，正在准备下一个阶级的进展。过去几十年的成就中，辨认个别文化特质、文化分层及分期都是工作的重点，它们也为中国地区的人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讯。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由遗址的发掘工作而获得。这些工作累积了丰厚的资料，也发展了细致的方法学。后者一一中国的田野发掘方法，尤其是层位与类型观察，在世界考古学中占了重要地位。我们必须向中国的考古学家致敬。
现在，因为遗址数量多了，累积的资料多了，个别遗址的了解，已进展到寻求对区域性文化(亦即大型文化群)的了解。更进一步，最近十几年来，经过苏秉琦先生的倡导，文化的区系类型，不仅已是大家注视的焦点，而且更进一步使大家注意到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分合。另一方面，正如张忠培先生去年在香港时屡次对我的提示：古物和遗址都是人创造的事物，这些事物后面，还有当时的“人”。见“物”而思“人”，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民族学重新结合的重要观念——以上两项认识，当是中国考古学攀登另一高峰的准备。 为此，我建议我们对于考古学上“文化”一词的理解，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认作当时当地人群的生活方式(genre de vie)。这一个名词指涉的内容，不仅是人类首创的事物，也兼及人类生活凭借的自然环境、人群的组织方式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1]从这一个观念上思考考古学的问题，将是对于一个地区的古代人类生活作整体性的探讨，其涉及的范围当是大于个别的遗址内容，其考察的密集度又当小于传统上的文化一词的定义(例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一个大小两大范围之间的中间层次，可以界定为一个地区。相当于区系类型观念中比较次一级的地区。
至于有关生活方式的问题，则包括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活资源的种类、人类取得这些资源的方式、聚落的形态、聚落之间的关系、人口与生活条件之间的对应方式……等项目。人群的组织方式，已是中国考古学上时常要问的课题。最近。国家的起源与文明出现均是考古学界讨论的重要主题。那么，从地区的简单人群组织聚合为复杂社会，这一过程，又与上述许多项目的发展与变化息息相关。我们正在询问与探索的主题已经逼人而来，我们已不能单纯地让研究资料自然累积。以取得可能的解答。中国考古发掘的遗址，为数极多。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数量之大，举世无出其右。但是，中国疆域辽阔，古代文化源流复杂；这一个格局之宏大，也是举世罕见其匹。众多的遗址，在这一个庞大的棋盘上，还只是许多散见的“点”。无论“点”的内容多么丰富，个别的“点”终究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讯息。另一种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区域性的考察，当可与遗址发掘相辅相成。前者是广度，后者是深度。深入的发掘，可以借助于广度的考察，以取得“面”上的定位；广度的考察，可以倚仗重点的发掘，确认其内容，建立时间上纵深的发展系列。两相配合，应对于若干重要的问题，有较为周全的研究。
区域性的考察作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当是在中东两河地区考古、美国西南部考古及中美洲考古三处分别发展的。芝加哥大学布雷德伍德(Braidwood)，早在三十年代，即发展了区域考察的观念，对安地欧支(Antioch)地区的土墩，尝试讨论了其分布的形态。[2]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考古学家贾哥森(Jacobsen)加入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即与麦雅当斯(McAdams)对两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们研究冲积平原能否有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注意平原上积石咸（论坛编者按：“石咸”当是“碱”字之误）问题。由这一考察，然后才注意到野生小麦的“表现”分布于冲积平原之外的高地，解决了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3]麦雅当斯成为近代考古学大家，其著作《城市的中心地》(Heartland of Cities)已是区域考察的经典。[4]
现在，因为遗址数量多了，累积的资料多了，个别遗址的了解，已进展到寻求对区域性文化(亦即大型文化群)的了解。更进一步，最近十几年来，经过苏秉琦先生的倡导，文化的区系类型，不仅已是大家注视的焦点，而且更进一步使大家注意到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分合。另一方面，正如张忠培先生去年在香港时屡次对我的提示：古物和遗址都是人创造的事物，这些事物后面，还有当时的“人”。见“物”而思“人”，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民族学重新结合的重要观念——以上两项认识，当是中国考古学攀登另一高峰的准备。 为此，我建议我们对于考古学上“文化”一词的理解，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认作当时当地人群的生活方式(genre de vie)。这一个名词指涉的内容，不仅是人类首创的事物，也兼及人类生活凭借的自然环境、人群的组织方式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1]从这一个观念上思考考古学的问题，将是对于一个地区的古代人类生活作整体性的探讨，其涉及的范围当是大于个别的遗址内容，其考察的密集度又当小于传统上的文化一词的定义(例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一个大小两大范围之间的中间层次，可以界定为一个地区。相当于区系类型观念中比较次一级的地区。
至于有关生活方式的问题，则包括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活资源的种类、人类取得这些资源的方式、聚落的形态、聚落之间的关系、人口与生活条件之间的对应方式……等项目。人群的组织方式，已是中国考古学上时常要问的课题。最近。国家的起源与文明出现均是考古学界讨论的重要主题。那么，从地区的简单人群组织聚合为复杂社会，这一过程，又与上述许多项目的发展与变化息息相关。我们正在询问与探索的主题已经逼人而来，我们已不能单纯地让研究资料自然累积。以取得可能的解答。中国考古发掘的遗址，为数极多。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数量之大，举世无出其右。但是，中国疆域辽阔，古代文化源流复杂；这一个格局之宏大，也是举世罕见其匹。众多的遗址，在这一个庞大的棋盘上，还只是许多散见的“点”。无论“点”的内容多么丰富，个别的“点”终究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讯息。另一种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区域性的考察，当可与遗址发掘相辅相成。前者是广度，后者是深度。深入的发掘，可以借助于广度的考察，以取得“面”上的定位；广度的考察，可以倚仗重点的发掘，确认其内容，建立时间上纵深的发展系列。两相配合，应对于若干重要的问题，有较为周全的研究。
区域性的考察作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当是在中东两河地区考古、美国西南部考古及中美洲考古三处分别发展的。芝加哥大学布雷德伍德(Braidwood)，早在三十年代，即发展了区域考察的观念，对安地欧支(Antioch)地区的土墩，尝试讨论了其分布的形态。[2]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考古学家贾哥森(Jacobsen)加入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即与麦雅当斯(McAdams)对两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们研究冲积平原能否有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注意平原上积石咸（论坛编者按：“石咸”当是“碱”字之误）问题。由这一考察，然后才注意到野生小麦的“表现”分布于冲积平原之外的高地，解决了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3]麦雅当斯成为近代考古学大家，其著作《城市的中心地》(Heartland of Cities)已是区域考察的经典。[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