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个词,是匈亚利医生本克尔特(Karoly M. Benkert)于1869年才创用的。这并不是说古代无同性恋者,恰恰相反,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希腊,都有过一个同性恋的黄金时代, 同性恋不但不认为是不正常,还曾是一种高雅的风尚。
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基于卫灵公和弥子瑕,汉哀帝和董贤,魏王和龙阳君的同性美谈,同性恋在古代中国得到了“余桃”、“断袖”和“龙阳”的美称:
《韩非子》的“说难”篇说,卫国的国王卫灵公,很喜爱一个美男子弥子瑕。按照卫国的法律,若偷驾国王的车子,应处以断足的刑罚。有一天,弥子瑕听说他母亲病了,便偷驾国王的车子去看他母亲,国王听说之后,未加处罚,反而称赞他孝顺;又有一次,弥子瑕与国王在果园中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很甜的桃子,便把剩下的一半给国王吃,国王又称赞他,竟然不顾君臣体统,分吃余桃,说明多么相爱!所以后来称同性恋为“余桃之癖”。
《汉书》记载,汉哀帝非常爱董贤,出游时哀帝和他共坐一辆车子,在室内则同床共卧。有一次,白天两人一起睡觉,哀帝睡醒了要起床,但董贤还在熟睡,而且压住哀帝的衣袖,哀帝为了不吵醒了他,就叫人把衣袖割断而起。所以后来又把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癖”,或简称“断袖”,有时也合称为“余桃断袖”。
《战国策》记载说,魏国的国王和龙阳君是很好的同***,同床共枕,很为宠爱。有一天,魏王和龙阳君同船钓鱼,龙阳君钓到了十几条鱼,突然哭了起来,魏王问他为什么,他说开始钓到一条鱼很高兴,后来钓到更大的鱼,就想把开始钓到的小鱼丢掉,因而想到四海之内,美貌的人很多,生怕王得到别的美人,便会把他抛弃,所以哭了。魏王便保证绝不会,并且下令禁止谈美人,犯禁的便要全家抄斩,表明了他是多么真挚地爱龙阳君。所以同性恋又称为“龙阳之好”,简称“龙阳”。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同性恋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不但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中有很多记载,还在明清之际编出了《断袖篇》这样的同性恋专集,编者匿名,记载了约五十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事例,这本书被收入1909到1911年在上海印行的《香艳业书》中,或许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唯一专门记载同性恋的专书。明清还出版了《宜春香质》,《弁而钗》这样的完全露骨描写同性恋的中篇小说集,以及文雅赞美同性恋的小说《品花宝鉴》等。几年前一位义大利的汉学家(中文名字叫魏浊安,他曾将《断袖篇》全文译为义大利文出版),在美国公立大学排名第一的名校柏克莱加州大学,以对《宣春香质》和《弁而钗》的研究,得到博士学位;台湾也有人同样以研究《宣春香质》和《弁而钗》两本书而得到博士学位的;美国也有学者依据《断袖篇》等,写出来中国同性爱的专着,颇受注目。近代中国,194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在译霭理斯的《性心理学》所作的译注和附录中,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同性爱的文献。香港的唯性史观斋主在1964年出版了《中国同性爱秘史》上、下两册。小明雄在1984年出版了《中国同性爱史录》。我步潘光旦教授的后尘,用英文写成《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男性同性恋》长文,1987年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同性恋学术刊物《同性恋杂志》(Journal of Homosexuality),首次向西方学术界披露了《宜春香质》等书中的同性爱描写。该文的中文稿,则收在台北出版的《性的社会观》一书中(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后也收入了我的另一本文集《性情怡人-阮芳赋性学杂论》(海天出版社,深圳,2000)。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引的三则故事,说的同性恋主角都是国王。其实,西汉的十个皇帝,几乎每一个皇帝有同性恋物件
这就表明,至少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同性恋不但不犯禁,而且很可能是一种“雅癖”。魏晋南北朝时代,男性同性恋也是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例如,魏晋七位著名的文人,号称“竹林七贤”,据著名的中国古代性生活的研究专家高罗佩(Van Gulik)博士的论证,至少其中的嵇康与阮籍是有同性恋行为的。因为在《世说新语》“贤媛”中记载了山涛的妻子,在晚间窥视客居她家的嵇康和阮籍,同床共睡有同性性行为。其他一些著名的例子,见两晋南北朝正史中有关同性恋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