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巧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达中国的俄罗斯客商带来的采购清单中，有一样特殊的商品，川字牌砖茶。
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但市场上找不到这种茶，甚至众多的中国企业、边贸商人也没有人知道这种商品产地在哪儿？是由谁生产的？
在一个叫长裕川的茶庄中，人们发现，这里曾经是一家专营对俄对蒙贸易的大商号，而当年他们向俄国输出的一种主要商品，就是川字牌砖茶。
是什么原因使俄罗斯商人对这样的商品情有独钟，甚至制造这种商品的商人已经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会让他们念念不忘呢？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一直到现在，蒙古人只认川字茶。哪怕这个茶叶已经是内容、质量都已经变了。人们还认这个，深入骨髓的品牌，简直是让你赞叹！奇迹！难以相信，这么多年过去，大盛魁没有了，茶叶加工厂后来归公了，但是这个川字牌的这个品牌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现在。直到现在我每天早晨必然要喝。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这个反映在各个方面，我们说过去的商人能够几百年的存在，比如现在说起北京就是同仁堂，说起南方就是胡庆余堂等等这样一些，桂香村或者六必居等等，那么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它的存在期限是以百年计，就是因为它以诚待顾客。一方面从生产角度讲，它不弄虚作假，它货真；从价格上讲，它不会一个人一个价，它不会欺骗，不会随便涨价。
学者余秋雨：这种诚信体现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如果我没有这种道德支撑的话，没有一件事能做成。诚信的好处就在于，它靠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变成人和人之间不约而同的某一种人间契约。这个契约就变成群体性的人格操守，这个成为许多商业运作的平台。
要做异地兑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山西商人建立了。他们把儒家和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诚信挪移过来，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种很好的成果。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现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
四百多年前的晋商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之间的关系洞察得如此透彻，境界标立得又如此高远，他告诫后人：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在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声，有了忠诚和信义，还愁没有利吗？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公元1887年，遭受了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灾荒持续了三年。据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灾之年商路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常氏后裔在记录祖先的经商历程时，谈得最多的不是挣了多少钱，开了多少商号，而是他们在商旅生涯中表现出的道德操守。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达中国的俄罗斯客商带来的采购清单中，有一样特殊的商品，川字牌砖茶。
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但市场上找不到这种茶，甚至众多的中国企业、边贸商人也没有人知道这种商品产地在哪儿？是由谁生产的？
在一个叫长裕川的茶庄中，人们发现，这里曾经是一家专营对俄对蒙贸易的大商号，而当年他们向俄国输出的一种主要商品，就是川字牌砖茶。
是什么原因使俄罗斯商人对这样的商品情有独钟，甚至制造这种商品的商人已经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会让他们念念不忘呢？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一直到现在，蒙古人只认川字茶。哪怕这个茶叶已经是内容、质量都已经变了。人们还认这个，深入骨髓的品牌，简直是让你赞叹！奇迹！难以相信，这么多年过去，大盛魁没有了，茶叶加工厂后来归公了，但是这个川字牌的这个品牌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现在。直到现在我每天早晨必然要喝。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这个反映在各个方面，我们说过去的商人能够几百年的存在，比如现在说起北京就是同仁堂，说起南方就是胡庆余堂等等这样一些，桂香村或者六必居等等，那么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它的存在期限是以百年计，就是因为它以诚待顾客。一方面从生产角度讲，它不弄虚作假，它货真；从价格上讲，它不会一个人一个价，它不会欺骗，不会随便涨价。
学者余秋雨：这种诚信体现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如果我没有这种道德支撑的话，没有一件事能做成。诚信的好处就在于，它靠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变成人和人之间不约而同的某一种人间契约。这个契约就变成群体性的人格操守，这个成为许多商业运作的平台。
要做异地兑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山西商人建立了。他们把儒家和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诚信挪移过来，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种很好的成果。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现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
四百多年前的晋商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之间的关系洞察得如此透彻，境界标立得又如此高远，他告诫后人：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在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声，有了忠诚和信义，还愁没有利吗？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公元1887年，遭受了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灾荒持续了三年。据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灾之年商路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常氏后裔在记录祖先的经商历程时，谈得最多的不是挣了多少钱，开了多少商号，而是他们在商旅生涯中表现出的道德操守。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