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我存有偏见，我一般只去影院观看我还抱有期待的导演的作品。这半年来我在影院看了三部片：《让子弹飞》、《观音山》、《最爱》。它们很意外地体现了对于国产电影格局的突破和开创性。《让子弹飞》里有让观众会心的精神宣泄和历史寓言；《观音山》继续触摸中国人深层的精神匮乏，观照了中国人精神资源的可能性；看《最爱》之前，我没有关于它的任何知识，也不知道它的拍摄背景，我非常惊讶地在黑暗里遇到了一部复杂的电影。

　我猜一定有人看到《最爱》与《让子弹飞》的某些相似性：它的血脉贲张的表演以及叙事上的狂想。这只是一个方面。《让子弹飞》的导演身上有一种酒神精神，还有一种“癫僧”气质，斯大林治下的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正是利用俄罗斯癫僧的做法，保持了自我的相对完整性。其实中国古代也不乏这种榜样，阮籍时代的文人酗酒、佯狂，这种佯狂不仅仅来自于本色与个性，它还是一种公共空间里的表达策略。在这一点上，《最爱》的电影策略也与它有相似之处。它提供了夸张的人物造型与动作，给出了一种间离效果。它并不给予你“这就是现实”的承诺，但荒诞的故事外壳里面包藏着饱满的现实主义能量。这是本片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之一。《最爱》与《让子弹飞》实现了一种新的表达策略，它们的公共放映也预示着中国电影空间所具有的新的开放性。

　当我们在体验小村内部世界的循环与人性逻辑时，我们的思考可能是超越性的。但是，尤其当我们具有了电影和小说之原型环境的知识后，我们一定会考量电影故事中的现实针对性，并去做一种严厉的评断。观影时，只有在你的社会判断没有被打扰和搅动的时候，你才可能超越，面对爱滋病村这样巨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它可能具有的影射的潜力，我们无法做彻底超越性的观看，观众会不自觉地考察故事与现实的关系。

另外，据说本片有两个版本，我没看过导演加长版，所以本文的任务在于考察“影院版《最爱》”成立的可能性。加长版的电影据说多出了几十分钟，我相信那更接近作者的精神原貌。电影的两个版本，经常基于院线档期等商业因素以及还原真实性的考虑。我对于在当下电影制作环境中保留两个版本的导演保持由衷的敬意，也不惮于提出“两个版本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些导演没有在当下实现完全的自在，这另外一个版本保留了中国人精神挣扎的文化痕迹和寻求自我完整性的艰难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