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告诉我们，电视也是农村受众的“电子婴儿”，均天80分钟的观看时间说明了农村观众对其依赖程度。但是，到2003年底，在我国共开办的1800多套广播节目、2200多套电视节目中，电视开办专业对农频道也只有山东、吉林两家，广播也只有陕西、山东两家。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15、6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仅为4％。⑼这么低的开办率，对于举箸觅可“食”之物的农村受众来说，只可视为杯水车薪。 

　　二、 原因解读：利益逼迫下的结果 

　　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40％，小学文化程度也只占43％，15岁以上的文盲率却有8％。⑾农村受众总体文化水平偏低制约着对信息的接收，也导致了媒体在农村偏远地区功能发挥的失常。除文化因素造成媒体功能失常，媒体自身也存在诸多因素。拿报纸为例，打出办“主流大报”的报纸，多定位在“三高”人群：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北京地区报纸“标准读者”的基本特征被描述为：他是一个成年的男性读者，拥有高中以上的学历，年龄约在40岁左右，从事着“白领”工作，属于较有阅历和文化品味的工薪者。这就是北京报业市场为之服务的“上帝”的基本“长相”。⑿另一些“大众化报纸”，其定位虽考虑城市低收入、低文化者，但目光远离农村。就是专门办给农村读者看的“农村报”，发行量能够保持十几万份以上的，也只有《四川农村日报》、《南方农村报》（广东）、《农村大众报》（山东）等少数几家。⒀相对于9亿多的农村读者，只是沧海一粟。 

　　近年来，“民生新闻”概念被提出，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把镜头对准了收入中下等的人群，这其中当然应该包括农村受众。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有“伪民生新闻”现象，或者“部分民生新闻”现象，只有城市“民生”才是关注对象。 

　　我们追寻现代化媒体远离农村的内在原因时我们会发现，经济因素有着无形之手的作用。 

　　首先是农村受众的经济收入。2002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低于63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927万，人均收入低于872元的农村人口有6102万。两者合计，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有9029万，其中西部12省区就有5535万，占61.3％。⒁革命导师曾言，人必须先解决吃、穿、住、行，然后才能进行文艺活动。温饱尚难解决，读报、看电视等“文艺活动”当然就难以提及。其形成的恶性循环是，任何报纸、电视不会在不被关注的情况下，还孜孜以求地为其不存在受众服务。 

　　其次，媒体组织的经济收益决定着媒体的价值取向。市场理论指导下的媒体要经过两次售卖，而版面、频道、频率等资源的售卖又是维持和发展媒体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媒介拥有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媒体要生存，要发展，必须有广告市场的支撑。广告主在投放广告时，除了考虑发行量、视听率之外，媒体的受众构成和商品的目标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重点考虑的。“成年的男性读者，拥有高中以上的学历，年龄约在40岁左右，从事着‘白领’工作，属于较有阅历和文化品味的工薪者。”而这差不多是社会成功人士的共同特征，有谁不愿意把广告投放到有这样一群有购买力读者的报纸身上呢？反过来对于媒体来说，对准了广告市场的消费人群，才能吸引更大的广告市场份额，也只有吸引了更大的广告市场份额，媒体才能办得游刃有余。 

　　城市是人口聚集地，经济聚集中心，交通发达，交流便捷，能产生大量的信息，采编方便，这给设在城市的媒体多聚焦城市提供了可能。农村地区生活较稳定，信源较少，且农村信源时效性多较差，采编费时费力，难以引起城市受众的关注，而失去城市受众的关注也就意味着失去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市场，这是任何一家媒体都不愿看到的。 

　　因此，仍属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悖论：占总人口少数的城市人拥有着“大众”媒体，而占绝对数量的农村人却远离“大众”媒体。就像有人论述的那样，“当前，媒体的资源配置如频道、频率、版面、人力、物力等等以及工作的着力点、开掘点同国情之间存在着明显错位和倒置现象，绝大多数媒体都把主要对象和市场集中在城市，虽然整个国家远未实现城市化，但媒体却单独地率先城市化了。”⒂ 


这篇文章感觉有点空……

要真正解决，不是说制定多少好政策，把广大农民"改良"多少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经是这个现状“虽然整个国家远未实现城市化，但媒体却单独地率先城市化了。”⒂ ，眼下改变现状难于登天。为什么不能换种思维，与其让农村追着城市跑，跟不上脚步，不如我们去主动贴近农村，将我们现有的电视节目等融入农村元素，城乡皆宜，现在的农村不同于从前，他们不会满足于自我封闭的现状，他们也渴望着流行，时尚，但是现实中却跟不上节奏，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也办一个类似于超女的“巧媳妇选秀大赛”，相信有不少城乡人都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