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游萧索为无能，移住中条最上层。
　　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
　　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
　　自致此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封建士大夫虽然在归隐时信奉“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具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矛盾心理，不能忘情于世事，过着一种内心深处不平静的闲散生活。这说明，中国文化导致了封建文人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矛盾，同一个体上理性的人和感性的人平行发展。互不干扰。司空图的《退栖》诗，正表现了其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文学人格和现实人格的矛盾。
　　这首诗既题名曰《退栖》，自然是他归隐之后的作品。自黄巢起义后，司空图辗转于封建割据混战的动乱之中，深感唐王朝国势衰危，所以最后遁隐于中条山王官州。当时的诗僧齐已在《寄华山司空图》一诗中就记载了他的生涯：“天下艰难际，全家入华山。几劳丹诏问，空见使臣还。瀑布空吹梦，莲峰翠湿关。兵戈相阻访，身老瘴云间。”
　　“宦游萧索为无能，移住中条最上层”，这两句说自己隐居的原因和隐居的地点。司空图一生仕途不达，沉沦下僚。为何至此呢？他说是自己没有才能。这是一句违心的话。据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６３引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司空图“负才慢世，谓已当为宰辅”。所以他说自己无能，既带有一种自慰自嘲的意味，又暗含着诗人别有伤心怀抱和对统治者用人政策的不满。司空图的这种心情也表现于其他作品中，好在《休休亭记》中说：“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聩，三宜休。又少也惰，长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济时用，则又宜休。”
　　“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这是宦途不达，而隐居生活的惬适。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曾把这两句诗引为其得意诗句之一究其原因无非是这两句诗抒写了他隐居生活的闲情逸致。隐居之后，司空图深究诗学，在《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诗中说：“依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是赏诗。”可见，赏诗是其隐居生活的重要部分；他纵览唐一代诗坛风云，写出了“总结唐家一代诗”的《诗品》。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曾据此和僧虚中《寄图》诗“一剑动精灵”之句，推衍出“初以风雨夜得古宝剑，惨淡精灵，尝佩出入”之说。这虽系臆想，但我们可以相信，舞剑赏诗是他隐居生活中的乐趣。
　　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别墅中过的就是这种舞剑赏诗、啸傲林泉的旷达生活。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平静。所以他说：“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这里，他用了两个典故。“燕昭怜马”用《战国策·燕策（一）》郭隗事。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可隗者乎？岂远千里哉？”“支遁爱鹰”用东晋佛教学者支道林事。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八引《许元度集》：遁，字道林，常隐剡山东，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司空图用这两个典故，说明他既不能忘情于世事，又不愿放弃隐逸生活，充满了“入世”和“出世”的矛盾。这也是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由儒家的积极用世，转而为释、道的遁世无为和退藏于密。
　　“自致此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二句是他隐居生活的准则。据史书记载，隐居之后，司空图“言涉诡激不常，欲免当时之祸”。其实，司空图虽然在创作中说自致绳检之外，但心中还时时牵挂着唐王朝；正像他在《诗品》中追求风流倜傥、潇洒飘逸的审美境界，贬斥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明显背离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但在现实中又是一个“葵藿向太阳”的忠君典型，有过追随僖宗、昭宗护跸西奔的经历。因此，９０７年，朱温篡唐后，司空图曾被召为礼部尚书，但他不赴任。明年，司空图“闻哀帝遇弑，不食，扼腕，呕血数升而卒”（《唐才子传》），为唐王朝尽了最后的“忠节”。
　　在《退栖》这首诗中，司空图想表现的是隐居生活的恬淡和惬适，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其内心的矛盾、苦闷。这首诗反映的是封建士大夫的一种典型心态，即“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文学人格和现实人格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