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绍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八旗制度是清初国家实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外清史、满族史专家、学者，无不给予高度重视，成为研究热门课题。其中对于汉军的研究成果亦颇可观，但从宏观粗线条研究较多，而微观探索却只是皮毛，诸如汉军16牛录、六甲喇、汉军旗、汉军牛录建制等问题，尚多模糊。笔者不曾在此下过功夫，只是临时整理此文，用以抛砖引玉，请教于同仁。

清朝官方文献载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是满洲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1]。根据这一记载，前辈学者多有发挥：“满洲佐领三百有八，蒙古佐领七十有六，汉军佐领十有六，共四百佐领。每佐领编壮丁百有五十，八旗六万人”[2]。于是，上述意见就成为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八旗制度的基础资料和论证根据，汉军16牛录即成定案。近年出版的诸多著作，更概称：“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3]。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请问这16个牛录额真都是谁，所率领的部众来自何方?汉族官民既然都已入旗，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牛录?参考努尔哈赤时期的民族政策，令人怀疑。欲搞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汉人在后金社会存在的组织状况、随旗和人旗等问题。


1、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努尔哈赤时代整个社会是八家分治，八贝勒下属官员各属一旗，以官员等级高低各分固山额真、五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代子章京和屯拨什库等。八旗各级组织除统辖诸申(按丁分配)外，将投顺、俘获的汉人，按系统分配。其中较大数量为诸申家下奴仆，具有自由民身份者“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诸申官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4]。特别是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以后，民族矛盾上升，努尔哈赤命都堂阿敏阿哥、武尔古岱额驸等直接管理汉人。八年(1623年)七月，改汗而用八贝勒名义管理，对汉族歧视政策日渐严重。但对汉人社会组织管理采取两个系统并无改变。譬如给牛压印，派“诸申一都司，尼堪一都司”；收税“皆以两计，一两取税一钱，征税人取二份，牛录额真、代理章京取一份。汉人之税，由管辖之备御、汉人千总取一份”[5] 。可见，是旗、民分别管理。


天命六年(1621年)十二月初八日，努尔哈赤宣布在汉人中，实行“百人设百长”制度。第二年正月初四日，重申“计国之男，百男设一百长”。凡是有公役之事，皆“十男令出一男。一百长出十男”。一位百长率属从役，家中“留一百长”，内外由两位百长“共管之”[6]。五名百长设一千总，即“五百汉人置一千总”。当年“分河东尼堪”为“汉总兵官各四千男，副将各三千男，参将、游击各二千男”[7]。


这些汉人不仅要纳税、出徭役，而且有当兵的义务。抽兵按丁，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汗宣布：“著二十人抽一人从军”，凡是出兵者，必须“骑价银十两之马匹”，所持相关“器械”和马匹费用“由二十人合摊”。选出的兵丁，由“一百长带领前来”汗城，并带领自己家口，“令速来京城居住”。这些兵丁免去一切差徭、赋税，即“汉官一切征收之官赋等悉令停止”。明朝边关塘报说：“河东十家编军一名，朋出马一匹”[8]，报道比较实际。按照这个比例，汗书中说：“管四千之汉官，出二百兵”、“管三千兵者，立一百五十”、“管二千人者，立百兵”，这就是后金军队中的汉兵(后称旧汉兵)。

这些调往城里的汉兵，除本人、妻、子等外，“其家人仍居原处耕田”，而他们自己由“一备御率汉人五百及千总一员、兵丁二十五人”进驻城市，其中“以八人收管备御之诸物，再以善射之七人执枪携弓，佩带撒袋。至其不善射之十人，皆令植炮”。平时没有敌情，所持武器“尽收之，存于各该管官家中”。从总兵官“一百兵备十大炮，八十备长炮；有一百兵以意私役之”[9]。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这些汉兵主要任务是城市驻防，手中武器受到严格控制。二是服役兵丁从城市到农村的家属，在两位千总管理下，形成城乡联防。城市家属等于人质。三是汉兵主要属于炮兵，用于城市防守，与天聪朝的“汉军”不同。具有满族入关后绿旗兵的性质。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10]。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11]。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12]。


2、随旗问题。清朝前期，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因为后金(清)以八旗为国体，“一国之众，八旗分隶”，满洲、蒙古、汉人，不管是入旗与否，都必须隶属于某旗之下。分析早期档案资料有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人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2)受世职汉官随旗。
八旗制度，对满、汉官员奖励军功，普遍“颁给敕书”，奖给世袭官职。以“三顺王”为例，天聪八年(1634年)，尚可喜归降后，皇太极曾经宣布孔有德等所部“官职升降皆听尔都元帅、总兵官之意”。此后，由于战功日积月累，孔有德等所部官兵，不能取得朝廷颁给的敕书。天聪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皇太极觉得是个问题。经过一年的思考，十年八月初六日，他决定不“背前言”和不“失信”誉，决定“三顺王”等所部朝廷还是“不给敕书”，由“三顺王”等自行奖励军功。可见，孔有德等所部“汉兵”也有给敕书问题。因为敕书意味着取得官职世袭，总得解决。崇德建清后，可能经“三顺王”等奏请，所部官员还是由朝廷颁给敕书。所以当年六月二十七日，有尚可喜下有“金甲喇章京，李牛录章京”、“吴梅勒章京”；耿仲明下有“梅勒章京梁德清”、“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刘承祖”；孔有德下有“郝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孙虎”、“甲喇章京程蕴”[21]等。这些世袭官职名称与满洲八旗官职名称一样，但它只标明功绩高低，与是否入旗没有关系，“三顺王”等所部仍然是汉兵。所以，汉兵受世职或不受世职，在未入旗之前，都是随旗行走。


“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是随满洲旗还是随汉军旗呢?经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的主动“奏请”，崇德七年(1642年)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允其请”，命“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以“归并汉军兵少之旗一同行走”[22] 。分配的结果，孔有德归并正红旗，耿仲明归并正黄旗，尚可喜归并镶蓝旗，续顺公归并正白旗。因为旧军队组织未变，所以史家称为“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23] 。结合尚可喜“越旗”事件，证明此前的天佑、天助兵是以汉兵身份随满洲旗行走，这次特别强调“随汉军旗下行走”，且“归并汉军”。但“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原则上未编佐领，只给予各官以世袭职务，而且世袭官职是在“归并”汉军旗之前已经是事实。此后，世袭官职仍旧，如崇德八年档案记有：怀顺王耿仲明部下“三等甲喇章京宋国辅，二等甲喇章京石明雄”、“梅勒章京一员徐成功(原都元帅标右营副将)、牛录章京一员刘国臣各章京”等[24]。个别史学家就是没有将清前期这些世袭功勋职务，与军队中实际运作的官职区别开来，致称汉人为旗人。总之，汉官无世职随旗、有世职随旗、入旗而不编牛录等情况当时比较普遍，像范文程、洪承畴等都是先入旗，或取得世职，多年后编入牛录。从清初档案看，额驸李永芳投降初期受副将职务，其后晋升为总兵官，其子李延庚，在天聪三年(1629年)的“牛录章京’’曾职务，根据李家入旗时间，也是功勋世袭职务。所以，汉兵授世职随旗是正常现象，不能将世职当成旗籍标志。

(3)编组内牛录
清代牛录分内牛录与外牛录两种，前文提到的汉军16牛录，一般人理解必是外牛录。按照有关清史专家意见，汉人“有的降附努尔哈赤把他们编入八旗，并大规模地加以迁徙”，显然是指努尔哈赤时期；或称“抚顺这一千户降民……可以断定，是编成牛录八旗的”抑或“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26]。这些意见都说的是努尔哈赤时期。因此，我们就从这个时期着手。

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重申：“朝会仍循费阿拉之例，凡是诸申、汉人、蒙古牛录之人，须于天明前集于其牛录额真备御之衙门，由牛录额真备御查其在否”[27]。显然，在八旗牛录中似有汉人牛录。天命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曾经奖赏莽古尔泰旗下“阵前攻战之四百汉人”。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阿巴泰阿哥等率领“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操炮汉兵八百”[28]等事实，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努尔哈赤时代，汉人外牛录已经存在。但在“国初”外牛录中，却只有许定国一个牛录。那么，如上的所谓“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初设八旗时的“十六牛录”到底哪里去了?